前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一生中共有十多位秘书。其中，列为宋庆龄编制内的文字秘书只有两名。一个是早在一?二八事变后由何香凝推荐的秘书黎沛华；一个就是1963年4月来到宋庆龄身边，并一直跟随她在北京工作，被宋庆龄称为“北京的秘书”的张珏。张珏是在宋庆龄身边工作时间最长的文字秘书，在前后长达15年的时间里，从辈份上说，宋庆龄是张珏的领导和长辈；但从情谊上讲，她们更像朋友。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期间，她们相互间的关心和信任，诠释了一段如亲如友般的真挚情谊。

1963年，学识修养兼备的海宁才女成为宋庆龄的文字秘书，一直伴其左右

张珏是浙江海宁人，出身名门。张珏的父亲张宗祥是著名书法家与经史学者，工诗善画，思想进步。张珏是家中长女，自幼得到父亲的精心培养，后又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很有学识与修养。1949年7月，张珏经人介绍到由宋庆龄创建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先后担任外籍顾问秘书、会计组组长、秘书科副科长等职。其间，曾多次去宋庆龄寓所从事文书工作。宋庆龄请张珏到位于上海淮海中路的寓所，主要是为她写信，常常是张钰写好后，宋庆龄即刻审阅并签名送出。多次这样面对面的接触，张钰扎实的中文功底和得体的举止给宋庆龄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宋庆龄一向擅长英文，不谙中文写作，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相关国事活动的增加，她身边很需要擅长中文写作的文字秘书。宋庆龄选文字秘书，有着她特别的用人标准，除了良好的中文功底和个人修养，还有一条至关重要，就是必须是单身女性。这些标准张珏完全符合。1963年春，张钰有幸成为宋庆龄的文字秘书，并随宋庆龄一起从上海赴北京工作。来到北京，宋庆龄亲自带着张珏一行，游颐和园，逛动物园，观看国庆焰火，让从没来过首都北京的张珏大开眼界，而宋庆龄平易近人的作风更使首次来到她身边工作的张珏毫无紧张之感。

1964年年底，张珏突然收到从杭州家里发来的急电，得知父亲张宗祥身患重病，急需她回家照顾。当时宋庆龄的文字工作，已基本上由张珏一人完成，时年已66岁的秘书黎沛华，由于患有严重的高血压，时常头晕目眩，已无力承担文字秘书的工作。但面对张珏的请求，宋庆龄还是忍痛割爱，挥泪握别了张珏。

1967年5月，时年53岁的张珏再次回到宋庆龄身边工作。宋庆龄见到张珏的第一句话便是：“1963年，如果不是你父亲提出要你回去，我是不会让你去浙江的。”此后直到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逝世，张珏再没有离开过宋庆龄身边。

“文革”岁月，张珏屡以机智破解尴尬，还成了宋庆龄学习《毛选》的中文老师

张珏这次重返宋庆龄身边工作，感觉与1963年时大不一样。首先，宋庆龄的公务量明显减少了。“文革”开始后，由于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许多正常的外事工作一度陷于瘫痪，所以那时宋庆龄主要的公务活动，便是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接受一些国家新任驻华大使递呈的国书。此外，就是给一些因病或受折磨致死的国家领导人及著名人士送花圈，出席追悼会等。其次，政治氛围也大不如前。在上海，由宋庆龄一手创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里出现了批评宋庆龄的大字报，宋庆龄的名字被颠倒着挂出来。北京不少学校的小学生也给宋庆龄写来了笔迹稚嫩的信，内容大同小异，即“强烈要求宋奶奶不要再梳那种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发结(或称芭芭头)”。每每阅毕这些孩子们的来信，宋庆龄都不无担忧地深深叹着气对张珏说：“孩子们太天真无知了，他们哪里知道，这种发结恰恰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流传了几千年的传统发式呀!我真担心这样下去，会害了我们的下一代呀!”

随着“文革”狂潮席卷全国，在北京后海宋庆龄寓所外的围墙上，也出现了“造反派”张贴的大幅标语，白底黑字红叉叉，今天“打倒”这个，明天“声讨”那个，把一向肃穆整洁的寓所，弄得污七八糟。宋庆龄见状，深为忧虑与苦恼，向张珏倾诉说：“我这里常有国际友人进出，现在弄成这样，会给来访者留下什么印象?实在有损我们国家的面子呀，太不雅观、太不文明了!”

张珏听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她让警卫排的战士铲刮冲刷净墙上的标语并粉刷整白，随后请人在大门两边的围墙上，用鲜红的油漆与漂亮的仿宋体，分别写上了“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岁万万岁!”等当时风行的口号。此举果然有效，“造反派”们在这样的大幅标语面前望而却步，再不敢在围墙上乱涂乱贴了。

学习《毛泽东选集》与《毛主席语录》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宋庆龄也自觉投入其中。她认为这样还可以同时学习中文，并要张珏做她的中文老师。那时，宋庆龄每每遇到不明白的问题、句子、词语，尤其是毛泽东作品中引用的典故、诗词等，就请张珏予以解释。宋庆龄在阅读内部文件时，有时也会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摘取其中一个词语，让张珏译成英文向她解释。由于常常是前不接句、后不续词，所以张珏有时也难以理解引用词句的意义，很难翻译。虽然两人的关系亲密无间，但身为国家副主席的宋庆龄始终恪守着党中央的纪律，从不把中央下发给她的内部文件交给张珏阅读。

动荡岁月中，张珏是宋庆龄最信任的秘密信使

在那段动荡不安的岁月里，张珏不仅是宋庆龄工作上的得力助手，还是宋庆龄最信任的秘密信使。一些重要的文件与信件，常先由宋庆龄用英文起草，再由张珏翻译成中文，交宋庆龄签名审定，最后再由张珏亲自送给对方，一般情况下，再没有第三人参与乃至知道。

1967年，刘少奇、王光美夫妇被监禁后，他们的孩子写信给宋庆龄，求助于“宋妈妈”。信中说，他们现在被迫搬家，天各一方，一点也不知道父母的情况，希望“宋妈妈”能帮助他们找到父母，并能让他们看一眼。宋庆龄看后，百感交集，她不怕风险，立即将此信并附上自己的亲笔信，让张珏转呈毛泽东。同时，她让张珏代她另写了一封信，让警卫秘书杜述周带着信和慰问品代表她去看望刘少奇的孩子们。

国际友人路易?艾黎，自1927年来到中国后，长期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也是宋庆龄的好朋友。“文革”期间，路易?艾黎也受到了造反派们的威胁。宋庆龄得知后，立即用英语为他写了一份“保证书”，然后交张珏译成汉语并润色，最后亲自签上“宋庆龄”的名字，让张珏亲自送到路易?艾黎的家中。“文革”结束后，路易?艾黎曾对张珏感慨地说：“亏得宋庆龄的这张护身符，我才免遭冲击，安然地度过了这场浩劫。”

十年动乱中，天性喜欢安静的宋庆龄，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有什么需要商量的事，宋庆龄是能不开口就不开口，常常往张珏寝室的门缝里插一张字条，张珏也回复一张字条，插在宋庆龄寝室的门缝里。

1969年8月的一天早晨，张珏听到院子里乱纷纷的，赶紧出去看，原来是一些服务员在院子里围追鸽子，说要把鸽子杀掉做当天的午餐，另一些服务员与警卫进行阻止，双方相持不下闹了起来。张珏看后非常吃惊，她知道鸽子是孙中山先生生前的爱好，几十年来，宋庆龄爱屋及乌，把鸽子看作和平的象征，一直精心呵护着，饲养着。张珏当即上前制止，并询问是谁让杀的?有人说：“是首长!”原来，宋庆龄看到当时一份很有影响的上海报纸上刊登的题为《养鸽、养鱼，玩物丧志》的评论后，心里又气又急，随即命令工作人员把一部分鸽子送给何香凝，余下的全部杀了送伙房。了解情况后，张珏让大家先别抓鸽子，她要再去请示宋庆龄。张珏快步回到办公室，立即伏案给宋庆龄写了这样一张字条：“您说过鸽子象征和平。就让它们在蓝天飞翔吧!让它们永远在您身边啄食吧!”面对张珏字字千钧的劝阻与苦心，本就因赌气而下令的宋庆龄当即收回了成命。

宋庆龄除了经常用字条与张珏联系外，还常亲自作画以表达她对当时形势的看法。1976年8月的一天，宋庆龄忽然把张珏叫到卧室说：“张秘书，你不是一直想要我的一幅画吗?今天我送你一幅。”张珏接过那幅画，一看，只见宋庆龄在一张8开大小的宣纸上，画了一只伫立在岩石上、面朝东方昂首引颈的雄鸡，东方，一轮太阳正喷薄欲出。宋庆龄给这幅画题名为《报晓的雄鸡》。张珏看后马上领会了宋庆龄画中的涵义，同时，也切身体会到宋庆龄那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孙中山、宋庆龄婚姻誓约书》发表后不久，宋庆龄便与世长辞了

人到暮年，思念最多的是往事，宋庆龄与张珏常促膝谈心，互倾肺腑。宋庆龄更将深藏心底多年的孙中山与宋庆龄婚姻誓约书澄清一事交给了张珏。关于当年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婚的时间与地点，一直是史学家与研究者们关注与争议的问题。1963年8月，宋庆龄亲自对中国历史博物馆寄来的“孙宋婚姻誓约书”照片进行了鉴定，在确定此誓约书为真品后，即嘱张珏函复中国历史博物馆，函谓：“此誓约书为真品，系孙中山、宋庆龄于1915年10月25日在日本东京结婚，由日本名律师和田瑞到东京市政府办登记手续后所签法律上的誓约书。因日本风俗以双日是好日，故接受律师的建议将25日改为26日。其中两张誓约书原存放于上海孙中山故居，抗战时均为日军掠去，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份。”1981年2月9日，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前夕，历史学家刘大年亲自到宋庆龄寓所，将其所写介绍“孙宋婚姻誓约书”的文稿送宋庆龄审阅，并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请求解答。对于刘大年的疑问，张珏以书面形式请示了宋庆龄，当时卧病在床的宋庆龄亲笔作了批示。经宋庆龄审核后的文章以《孙中山、宋庆龄婚姻誓约书》为题发表在1981年《文物天地》杂志第二期，同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就在《人民日报》转载后的第四天夜晚，即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宋庆龄在北京因病与世长辞。

宋庆龄逝世后，张珏参加了为宋庆龄骨灰送行的仪式。并为准备宋庆龄的事迹展览，继续在北京搜集与准备材料，翻译宋庆龄留下的英文文章。过度的劳累使她突然患脑血栓，才不得不南返回沪。

“请将我父母正房予张珏同志一生居住”，宋庆龄在遗嘱中对张珏作了妥贴安排

在张珏与宋庆龄朝夕相处的15年中，宋庆龄从没对她发过火，也从未说过重分量的话，她对待张珏像对待自己的亲人，又像是忘年交。1969年10月16日，宋庆龄与张珏一行乘坐周总理的专机，自北京去上海休假。在飞机上，宋庆龄亲切地对张珏说：“你千万记住，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是你的朋友。”为此，宋庆龄曾送给张珏一件象征着她们之间友谊的纪念品――一匹锦锻，并在上面的附纸上，用英语写下了一句亲切感人的话语：“这是作为我们友谊和合作的一件纪念物。”

张珏一生没有结婚，在北京、上海都没有亲友，所以宋庆龄在世时，就专门向中国福利会作出了“请将我父母正房予张珏同志一生居住”的指示。张珏退休后，应宋庆龄生前的遗嘱，一个人住进了位处上海陕西北路369号那幢杏黄色的小洋楼里。这里原是宋家的产业，后来归宋庆龄基金会所有。这幢宋家遗留下来的老房子，凝结了宋庆龄对父母的无尽怀念，它们在宋庆龄父母去世以后就没有再被打开过。张珏入住后，对屋内的摆设没作丝毫变动，只是增加了一张铁床。在这里，张珏继续搜集与准备材料，埋头翻译宋庆龄留下的英文文章，撰写宋庆龄的生平史料，以全身炽烈的余热，写出宋庆龄为团结国际友人、为中华民族、为社会主义建设、为造福子孙后代而做出努力的光辉史实达37篇。

她在《在宋庆龄名誉主席身边工作的难忘岁月》一文中写道：“在宋庆龄身边15个春秋，流水般逝去，在她谢世后，人们誉她为‘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称她为‘国之瑰宝’、‘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而我也越来越感到在她身边十几年春秋是值得自豪的。”

作者系中国作协江苏分会会员，此文节选自作者新作《宋庆龄和她的秘书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