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电影《梅兰芳》近日杀青，片中由黎明、章子怡分别扮演的梅兰芳及其红颜知己孟小冬的最新剧照也首度在网上曝光，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无独有偶，团结出版社新近出版了《梅兰芳的艺术与情感》，再次把一个鲜活的梅兰芳推到了公众面前。

该书以另一番独特的视角，讲述梅兰芳之所以成为京剧史上空前绝后的人物，除了他先天的聪颖与后天的勤奋，他还是一个“情商”极高的人。在那个人们对艺人普遍怀有各种暧昧心态的社会，梅兰芳对各色人等却能应付裕如，他从善如流，闻过则喜，好德而自洁，不仅消解了艺术之途的阻碍，而且吸引了诸多有识之士聚集周围，乐意为他的京剧艺术献计献策。

与齐如山的“黄金组合”

梅兰芳是个善于接受新事物的人，而且他乐于听取不同意见，与齐如山的相识就是缘于“一个建议”。

那还是在梅兰芳首次赴沪演出之前，梅兰芳与谭鑫培合作《汾河湾》，他按照既定程式在谭鑫培扮演的薛仁贵在窑外独唱时，自己进窑后用椅子顶住窑门，然后一直背向观众而坐，并无动作。

齐如山曾经留学西欧，对戏剧颇有研究，一直存有改革中国京剧的念头。在看《汾河湾》之前，他对梅兰芳已经注意了很久，觉得他天赋很好，只可惜仅受过传统的师傅手把手的传授，而缺少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但他又觉得梅兰芳可塑性很强，便一心想找机会帮帮他，《汾河湾》给了他机会。

他认为此时梅兰芳扮演的薛仁贵的妻子柳迎春，在苦等了丈夫十八载之后，丈夫已经回来，在窑门外向她诉衷肠，她不应该是坐着毫无动作的，恰恰应该有所反应，而且这反应要随着薛仁贵的演唱而深入而不断加大。

为此，他给梅兰芳写了一封长达3000字的信，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但他又以为，此时的梅兰芳名气渐长，恐难听得进外人建议，便不敢抱奢望。谁知，当他再观《汾河湾》时，却见梅兰芳已经为柳迎春加了身段，而且完全符合他的“层层递进”的设想。

梅兰芳看过齐如山的信后，心情与齐如山眼见梅兰芳听从他的建议后的心情一样激动。原因有二：一是齐如山在信中对梅兰芳的称呼是“梅兰芳先生”。那时戏曲演员的社会地位很低，对他们的称呼如“戏子”、“小友”等都含有极浓的侮辱之意。因而当他第一次被称呼为“先生”时，感受到了何谓尊重。

另外一个原因是长期以来梅兰芳的心里一直希望有所创新，却深感自己文化不足而力不从心。他之所以立即就接受了齐如山的建议，是因为他感受到了文化的魅力，《汾河湾》成为梅兰芳尝试“花衫”表演方法的开始。

之后，梅兰芳不断接到齐如山的来信，齐如山在每封信里都详细谈了他的观戏心得。两人就这样通信长达两年，却从来没有正式见过面。

直到梅兰芳的手上已经积攒了厚厚一摞、数数足有上百封信后，他们这才终于见了面。率先提出见面的是梅兰芳。那是1914年夏的一天，齐如山仍像往常一样去戏馆观看梅兰芳的演出，意外地收到梅兰芳托跟班大李送到台下来的一封约他见面的信，这令他欣喜万分。

齐如山如约来到梅宅，虽是初次见面细谈，但因为有百余封信件垫底，两人并不觉得陌生，而且相谈甚欢。梅兰芳嘱咐齐如山以后不必再烦神写信了，有什么问题、什么意见、什么建议可直接上门指教。齐如山自然应允。

见过梅兰芳并与之深谈过一次后，齐如山以往的顾虑已荡然无存。从此，他常去梅宅。他发现梅兰芳交友十分谨慎，他在梅宅常见到的是梅兰芳的启蒙老师吴菱仙、昆曲老师乔蕙兰，他们四人常常一起吃午饭，一起讨论旧剧。

从时装戏《一缕麻》开始，齐如山开始担任“梅派”新戏的编剧，从此辅佐梅兰芳长达二十多年，直到梅兰芳离京迁居上海之后。

梅兰芳在北京的书斋名为“缀玉轩”，除了齐如山，后来又有诗人罗瘿公、画家王梦白、陈师曾、齐白石、姚茫父等经常在此聚会，使“缀玉轩”充盈着浓厚的文化艺术气氛。他们不仅为梅兰芳在演剧方面出谋划策，梅兰芳更从他们身上吸取丰富的文化素养。

与齐白石的一段尊师佳话

梅兰芳学画，拜过许多画家为师，与齐白石相识，是齐如山介绍的，时间是在1920年秋天。当时，齐白石在画界地位和吴昌硕相当，有“南吴北齐，可以媲美”之誉。

齐白石与齐如山是老相识，从齐如山的嘴里，知道梅兰芳的戏如何好，但他因每日忙于绘画，加上凡有梅兰芳演出的戏票总不好买，所以一直未能亲见梅兰芳。当他听说梅兰芳也在学画时，更想见见他了。梅兰芳亦然，他不但想亲眼目睹齐白石作画，更想在绘画上得其指点。

9月初的一天，齐白石在齐如山的陪伴下来到北芦草园梅宅。后来齐白石在回忆录里这样描绘他对梅兰芳的初次印象：“兰芳性情温和，礼貌周到，可以说是恂恂儒雅。”两人寒暄过后，齐白石对梅兰芳说：“听说你近来习画很用功，我看见你画的佛像，比以前进步了。”

梅兰芳画佛像是向画家陈师曾学习的，齐白石的夸赞倒使梅兰芳有些不好意思，他忙说：“我是笨人，虽然有许多好老师，还是画不好。我喜欢您的草虫、游鱼、虾米，就像活的一样，但比活的更美，今天要请您画给我看，我要学您下笔的方法，我来替您磨墨。”

说着，梅兰芳就要动手磨墨。齐白石故意像提条件似的打趣道：“我给你画草虫，你回头唱一段给我听，怎么样?”

“那现成。”梅兰芳不假思索道，“一会儿我的琴师来了，我准唱。”

齐白石坐在画案正面的座位上，梅兰芳坐在他的对面，果然亲自磨墨。墨磨好，他又找出画纸，仔细地铺在齐白石的画案前。齐白石从笔筒里挑出两只画笔，蘸了些墨，凝神默想片刻后，便画了起来。笔下似有神助，须臾，“细致生动、仿佛蠕蠕地要爬出纸外的”小虫便跃然纸上。一旁观看的梅兰芳忍不住惊呼起来。齐白石画画的速度极快，下笔准确的程度都让梅兰芳赞叹不已。

这天，梅兰芳收获很大，齐白石在为梅兰芳画每一幅时，都不停地将他的心得和窍门讲给梅兰芳听。画完后，他总结道：“画，贵在似与不似之间。太实了，就俗媚，不能传神。”

“这与演戏一样。”梅兰芳说：“演员塑造形象也要讲究传神。”

梅兰芳学画的目的并不是要当个画家，而是想从绘画中汲取一些对戏剧有帮助的养料。

画画好后，琴师茹莱卿正好也来了，梅兰芳信守诺言，为齐白石唱了一段《刺汤》。唱完后，齐白石点头说：“你把雪艳娘满腔怨愤的心情唱出来了。”齐白石觉得很动听，一直到回去后，悦耳之声还在耳畔回响，令他激动。他挥毫作诗云：

飞尘十丈暗燕京，缀玉轩中气独清。

难得善才看作画，股勤磨就墨三升。

西风飕飕袅荒烟，正是京华秋暮天。

今日相逢闻此曲，他年君是李龟年。

次日一早，齐白石就将这两首写在画纸上的诗寄给了梅兰芳，令梅兰芳感动不已。从此，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梅兰芳尊称齐白石为“老师”。

时隔不久，艺界流传着一段梅兰芳尊师佳话。这个“师”指的就是齐白石。

当时是在一处堂会上，齐老先生先到一步，由于穿着朴素不起眼，又与众多身着锦罗绸缎的达官贵人毫不相熟，便独自坐在角落。正当他暗自后悔不该来时，梅兰芳在众人的簇拥下缓步而入，却突然挤出包围急步来到齐白石的面前，恭恭敬敬地鞠躬并唤声：“老师!”然后搀他起身扶他在前排坐下。

梅兰芳的行为让众人诧异：梅兰芳怎么会如此谦恭地去招呼这样一位有些寒酸的老头子?有好事者问梅兰芳：“这人是谁?”梅兰芳大声且自豪地说：“这是名画家齐白石先生，也是我的老师。”大家恍然，纷纷上前和齐白石打招呼。

齐白石此刻的心情无以言表，他没有想到，大名鼎鼎的梅兰芳以这样一个方式为他“挽”回了面子。事后，他精心绘了一幅《雪中送炭图》，并配诗一首：

曾见先朝享太平，布衣蔬食动公卿。

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

梅兰芳收到画和诗，也很感慨，他认为学生敬师乃天经地义，却蒙齐白石如此感激，心中不安，便给齐白石回了一首诗：

师传画艺情谊深，学生怎能忘师恩。

世态炎凉虽如此，吾敬我师是本分。

从此，梅兰芳尊师爱师的美名在艺界流传开来。

为泰戈尔演《洛神》

1924年初夏，印度著名作家、诗人泰戈尔应邀访华。在中国诗人徐志摩的陪同下，他先后在上海、南京、济南和北京进行讲学，每到一处，他和他热情洋溢的演讲都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5月8日是泰戈尔63岁生日，他有意选择这天来到了北京。北京文化界。戏剧界人士于10日晚在东单三条协和医院礼堂举行特别的欢迎仪式。之所以说其特别，是因为仪式并非常见的酒会，而是由徐志摩为首的新月社成员用英文演出的泰戈尔话剧《齐德拉》。

《齐德拉》作于1891年，在自己生日之际，能看到中国人诠释自己的作品，不能不令泰戈尔兴奋。该剧由张彭春导演，建筑学家梁思成绘景，女主角由梁思成夫人林徽茵饰演，其他演员有：徐志摩饰爱神，刘歆海饰男主角阿顺那，林徽茵的父亲林长民饰四季之神阳春，丁西林、蒋介震等人饰村民，王景瑜、袁昌英饰村女。这是中国人首次演出印度话剧。

演出结束后，泰戈尔对梅兰芳说：“在中国能看到自己的戏很高兴，可我希望在离开北京前还能看你的戏。”

梅兰芳笑道：“因为您的演讲日程已经排定，我定于5月19日请您看我新排的神话剧《洛神》，这个戏是根据我国古代诗人曹子建所作《洛神赋》改编的，希望得到您的指教。”

5月19日夜，梅兰芳在开明剧场为泰戈尔和随行人员专场演出了《洛神》。泰戈尔虽然听不懂台词，但他始终看得聚精会神。散戏后，他到后台向梅兰芳道谢，只说了一句：“我看了这出戏，很愉快，有些感想，明天见面再谈。”

次日中午，梅兰芳和梁启超、姚茫父来到泰戈尔的住处。泰戈尔对《洛神》的布景提了意见。他认为该戏的布景“一般而平凡”。他向梅兰芳建议说：“这个美丽的神话诗剧，应从各方面来体现伟大诗人的想象力，所以，色彩宜用红、绿、黄、黑、紫等重色，应创造出人间不经见的奇峰、怪石、瑶草、琪花，并勾金银线框来烘托神话气氛。”梅兰芳认为泰戈尔言之有理，接受了建议，又请人重新设计了布景。

有人问泰戈尔对《洛神》的音乐歌唱有何感想，他笑着说：“如外国莅吾印土之人，初食芒果，不敢云知味也。”意思是说，“中国的音乐歌唱很美，但初次接触，还不能细辨滋味”。梅兰芳很赞赏泰戈尔的态度，有意见就提，没有感觉就说，而不是盲目恭维、刻意奉承。

之后，梅兰芳与泰戈尔交换了各自绘画的体会，两人都认为：“美术是文化艺术的重要一环，中国剧中服装、图案、色彩、化妆、脸谱、舞台装置都与美术有关。艺术家不但要具有欣赏绘画、雕刻、建筑的兴趣和鉴别力，最好自己能画能刻。”

临行前，梅兰芳、泰戈尔互赠礼物，梅兰芳送给泰戈尔的是他在百代唱片公司灌录的几张唱片，其中有《嫦娥奔月》、《汾河湾》、《虹霓关》、《木兰从军》。这几张唱片一直为泰戈尔珍藏，直到他于1941年8月去世后，这些唱片才和1929年他第二次访华时由宋庆龄赠送的京剧脸谱模型一起藏于国际大学艺术学院的博物院里。

泰戈尔送给梅兰芳的礼物是一柄纨扇，他在扇上用毛笔以孟加拉文写了一首短诗，然后又自译成英文。写罢，他分别用两种语言将诗朗诵给大家听。诗人林长民当即将这首诗译成古汉语骚体诗，一并写在纨扇上，并写了短跋。

1961年，在纪念泰戈尔诞辰100周年之际，梅兰芳将珍藏了三十余年的这柄纨扇取出，请精通孟加拉文和泰戈尔文学的吴晓铃、石真夫妇共同推敲泰戈尔孟加拉文原诗的含义。

石真将原诗直接译成白话体诗：

亲爱的，你用我不懂的

语言的面纱

遮盖着你的容颜；

正像那遥望如同一脉

缥缈的云霞

被水雾笼罩着的峰峦。

石真还给梅兰芳解释说：“这是一首极为精湛的孟加拉语的即兴短诗，格律甚严，每首只限两句，每句又只能使用19个音缀，这19个音缀还必须以七、五、七的节奏分别排成六行。更有趣味而别致的是，这类短诗正像我们的古典诗歌一样，一定要押韵脚，而且每行的‘七’与‘七’之间也要互叶。石真说，“诗人虽然不懂汉语，但是他读了不少英语翻译的屈原、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的诗篇，这首短诗的意境，便很有中国的风味。他非常形象地用云雾中的峰峦起伏来描述他所热爱而又语言不通的国家的艺术家那种纱袂飘扬、神光离合的印象。”

通过石真的翻译和解释，梅兰芳更加怀念已逝去多年的泰戈尔，他写了一首题为《追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刊登在当年5月13日的《光明日报》上。

没想到，这首诗竟成了梅兰芳最后的遗墨。这年8月8日，他因病去世。

与胡适的交往

按理说，作为新文化运动先驱的胡适和被新文化运动视作“旧剧”而力图全盘否定的中国戏曲是格格不入的。然而，与当时社会上普遍视戏曲演员为“戏子”而备加歧视不同，胡适与梅兰芳交谊深厚。

早在1925年，胡适与梅兰芳就曾见过面。当时，梅兰芳的名声已如日中天。

与陈独秀等人对“旧剧”全盘否定的态度相比，胡适对旧剧的态度是温和的。他主张对旧剧进行改良，而并非废除。

从1913年至1918年，梅兰芳连续排演了14部新戏，既有古装新戏，也有时装新戏。梅兰芳的舞台形象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并为大众所追捧。

主张戏剧改良的胡适欣喜地看到了梅兰芳已经将戏剧改良付诸了实践，对传统戏剧的共同态度，或许便是胡、梅二人交谊的思想基础。

不久，胡适参与发起的“华美协进社”邀请梅兰芳赴美演出。胡适帮助梅兰芳了解美国的风土人情、美国民众的欣赏习惯、美国剧院的格局布景，以及美国的戏剧等，还参与梅兰芳的演出筹备工作。比如在剧目的选择、说明书的撰写等方面，梅兰芳都很仰仗胡适。

1929年冬，梅兰芳自上海登船赴美。那天，到码头送行的有上海各界名流，其中也有胡适。事后，一封登在《中国晚报》上的署名“自在”的公开信，对胡适去为梅兰芳送行感到无限痛惜。信中写道：

“……最近闻着你的一件行动，把我十多年来钦敬崇拜你的心理，降到零点以下，就是关于男扮女性来唱戏的梅兰芳出洋，你竟亲自送行，……我真估不到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如先生，竟无聊至此，……实在替你十分可惜，适之先生，愿你不要这样腐化罢。”

然而，胡适却于1928年在一次关于“社会职业”的演讲中明确说，“社会上无论何种职业，不但三十六行，就是三万六千行，也都是社会所需要的。”因此他强调：“梅兰芳是需要的!小叫天(即谭鑫培)是需要的!电影明星黎明晖也是需要的!”他并没有因遭非议而中断与梅兰芳的交往，当梅兰芳归国时，胡适仍然亲赴码头迎接。

对于胡适的理解与尊重，梅兰芳自然心存感激。他在赴美途经日本时，曾致信给胡适表达谢意。当他结束在美国长达半年之久的演出并裹挟着巨大声誉返回上海后，立即就往胡宅拜访。

这个时期的胡适正逢坎坷。他因连续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人权与约法》等批评政府、提倡言论自由和独立人权的文章而遭声讨，更接到了国民党教育部发出的“调令”。同时，《新月》杂志遭查封，罗隆基被逮捕。在这种情况下，胡适不得不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闭门谢客蜗居在上海的居所。

那次梅兰芳访美的意义是重大的，它不仅纠正了外国人对中国艺术的偏见，而且梅兰芳先后两次荣获博士荣誉学位。梅兰芳之所以一回国就亲自登门拜访胡适，是因为他知道他的成功不仅限于“梅派”艺术本身，也因了胡适的关系。梅兰芳初到美国即被胡适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公会邀请参加了茶话会，随后，他又应邀参加了胡适的恩师杜威举办的晚宴。在他们到达美国后，旧金山的一名叫欧内斯特·K·莫的先生又编撰了一本纯英文专集《梅兰芳太平洋沿岸演出》，内收多篇评介京剧和梅兰芳生平及表演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就是胡适用英文写的《梅兰芳和中国戏剧》。

胡适在文中向西方读者这样介绍梅兰芳：“……梅兰芳先生是一位受过中国旧剧最彻底训练的艺术家。在他众多的剧目中，戏剧研究者发现前三四个世纪的中国戏剧史由一种非凡的艺术才能给呈现在面前，连那些最严厉的、持非正统观的评论家也对这种艺术才能赞叹不已而心悦诚服……梅兰芳先生的新剧是个宝库，其中旧剧的许多技艺给保存了下来，许多旧剧题材经过了改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一些新剧会使研究戏剧发展的人士感到兴趣。……梅兰芳先生是个勤奋好学的学生，一向显示要学习的强烈意愿……”

此后，梅、胡二人继续频繁交往。1934年底，梅兰芳又成功地赴苏联演出。

如果说梅兰芳访美演出的成功，使西方人重新认识了中国戏剧，那么梅兰芳访苏演出的成功，不仅仅在于传播，更在于使“梅派”艺术上升为理论体系，从此，梅兰芳戏剧体系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布莱希特戏剧体系并称为世界三大戏剧表演体系。可以说，梅兰芳访美、访苏的巨大成功，与胡适、张彭春、余上沅等文化人在其背后的推动不无关系。

自七七事变后，胡适于1937年9月赴美作抗日宣传和外交联络工作，一年后又任中国驻美大使，直到1946年7月回国。梅兰芳1938年春在香港演出后，留在香港，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他才返回也是沦陷区的上海，闭门谢客拒绝登台潜心作画艰难度日。抗战胜利后，胡适归国，梅兰芳重登舞台，但内战战火隔绝了身处北平的胡适和身处上海的梅兰芳。

直到1961年8月8日，梅兰芳去世，胡适是从日本电讯中获此噩耗的。

胡适的书架上一直放着一本英文版的《梅兰芳》，上面有梅兰芳的剧照，还有许多美国名人捧场的签名，如杜威、孟禄、威尔逊夫人等，其中也有胡适的那篇文章。

仅仅过了半年，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湾去世。

与卓别林大师的聚首

梅兰芳与卓别林的见面颇有点戏剧性。

那是在梅兰芳访美期间。抵达洛杉矶的当晚，梅兰芳应剧场经理之邀到一家夜总会参加酒会。当身穿蓝缎团花长袍、黑缎马褂的梅兰芳走进会场，乐声嘎然而止，从广播里传来的声音是：“东方的艺术家梅兰芳先生降临敝地，大家欢迎。”这时，掌声和着欢迎曲一起响起。

刚坐下，梅兰芳就发现正迎面走来的一个人似曾相识，此人“穿着深色服装，身材不胖不瘦，修短正度，神采奕奕”。正思量着在哪儿见过此人，经理走过来对他介绍说：“这位是卓别林先生。”梅兰芳恍然大悟，两位艺术大师的手紧紧相握。卓别林说：“我早就听到您的名字，今日可称幸会。啊!想不到您这么年轻。”梅兰芳说：“十几年前我就在荧幕上看见您。您的手杖、礼帽、大皮鞋、小胡子真有意思。刚才看见您，我简直认不出来，因为您的翩翩风度和舞台上判若两人了。”

他俩一边品着美酒，一边畅谈戏剧。梅兰芳说他在卓别林的无声电影里学习到了如何依靠动作和表情来表现人物内心，卓别林则向梅兰芳请教京剧中丑角的表演艺术。这虽然是他俩的第一次见面，却由于对戏剧的共同追求而彼此毫无陌生感，相谈甚欢。

两人再度见面是六年后在上海。当时，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刚刚杀青，又逢新婚，便偕妻子宝莲·高黛(在《摩登时代》里扮演女主角)蜜月旅行到达上海。梅兰芳参加了由上海文艺界人士在国际饭店举行的招待会。

老友重逢分外亲热，卓别林丝毫不见外地搂住梅兰芳的双肩，感慨道：“记得6年前我们在洛杉矶见面时，大家的头发都是黑色的，你看，现在我的头发大半都已白了，而您呢，却还找不出一根白头发，这不是太公道了吗?”他的话语中不乏幽默调侃，梅兰芳安慰道：“您比我辛苦，每一部影片都是自编、自导、自演、自己亲手制作，太费脑筋了。我希望您保重身体。”

当晚，梅兰芳陪同卓别林夫妇先观看了上海当时十分流行的连台戏，又马不停蹄地带他们到新光大戏院观看了马连良的《法门寺》。

卓别林只在上海停留了短短的一天，梅兰芳几乎陪了整整一天。这一天，让中国永远留在了卓别林的记忆中。梅兰芳也难忘卓别林。当他于抗战期间退避香港后，经常以看卓别林的电影打发难挨的日子。

《大独裁者》拍摄完成于1940年，香港的几家剧院都想方设法争取首映权。当“利舞台”经理了解到梅兰芳与卓别林关系不一般后，便拜托梅兰芳去电与卓别林商量，购买放映权。卓别林很快复电表示同意。

1941年秋，争取到《大独裁者》首映权的“利舞台”为了感谢梅兰芳，特地在星期天上午为他和两个儿子葆琛、绍武安排了一场专场。这是梅兰芳首次观看《大独裁者》，以后他又陆续看了6遍，仍意犹未尽。对于卓别林的表演，梅兰芳最佩服的是冷峻和幽默。他说：“卓别林在荧幕上几乎看不见有欢乐大笑的镜头，至多是讽刺性的冷笑，或者是痛苦的微笑。他的内心活动深藏不露，不容易让你看透。一种富有诗意的、含蓄的、像淡云遮月、柳藏鹦鹉那样的意境，是令人回味无穷的。”

1954年，周恩来出访日内瓦时宴请了正在此地的卓别林，还请他观看了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卓别林盛赞中国传统文化，当然特别提到了中国京剧和梅兰芳。梅兰芳闻讯，盼望着与卓别林再有见面畅叙的机会，然而却因两人先后离世而未能如愿。

“不速之客”丰子恺

画家、散文家丰子恺曾经说，他平生一向不访问素不相识的有名的人。然而，抗战胜利后，他从重庆返回上海，立即就去访问了素不相识的有名的梅兰芳。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对梅兰芳在抗战期间的爱国行为充满敬意。

对于梅兰芳来说，丰子恺可以说是一位不速之客。虽然丰子恺的大名，他早有耳闻，但当他听说丰子恺来访时，不免有些惊讶，因为他曾听说丰子恺不仅是个画家，还是个音乐家，但他崇尚的是西洋音乐，对京剧并无好感。那么，为什么又来访问我呢?

丰子恺好像早已洞穿了梅兰芳内心的疑惑，一见面就解释道：“五四时代，有许多人反对京剧，要打倒它，我读了他们的文章，似觉有理，从此也看不起京剧。不料留声机上的京剧音乐，渐渐牵惹人情，使我终于不买西洋音乐片子而专买京剧唱片，尤其是您的唱片了。原来，五四文人所反对的，是京剧的含有毒素的陈腐的内容，而我所爱好的是京剧夸张的、象征的、明快的形式——音乐与扮演。”

闻听此言，梅兰芳真切地感受到一种被人理解、被人欣赏的愉悦。他将丰子恺迎进客厅，热情邀坐，问：“丰先生何时见过我在舞台上的演出呢?”

“战前，我曾去天瞻舞台看过一次，那时我不爱京戏，印象早已模糊。后来爱看京戏了，您又暂别舞台了。”丰子恺这么说着，不由想起战时，他流亡在四川时，曾收到友人寄给他的一张梅兰芳留须明志照，那张照片让他在“仰慕梅兰芳的技艺”之外，更添对梅兰芳人格的“赞佩”。因而，他将照片高悬于屋内，每日都要驻足凝视片刻。他时常对着照片中的梅兰芳轻声低语：“无常迅速，人寿几何，不知梅郎有否重上氍毹之日?我生有否重来听赏之福?”

所以，当他于抗战后重返上海，听说梅兰芳果然复出，立即前往中国大戏院，连看了5场梅戏，仍意犹未尽。他之所以想到要去拜访梅兰芳，是“要看看造物者这个特殊的杰作的本相”。

此刻，丰子恺坐在梅兰芳的对面，听梅兰芳讲他在抗战中既平凡又不凡的经历。他边听边暗暗地、仔细地打量眼前这个真实的梅兰芳，一时有些不敢相信“这就是舞台上的伶玉”。

梅兰芳的叙述音调平和沉着，但丰子恺却从中分明感受到了他所经历的惊心动魄。于是待梅兰芳说完，他感慨道：“那时候，江南乌烟瘴气。有些所谓士大者，卖国求荣，恬不知耻。梅先生您却独有那么高尚的气节，安得不使我敬仰?”临行前，他送给梅兰芳一把扇子，扇子上有他就苏曼殊先生的诗句：“满山红叶女郎樵”而作的一幅画，题词则是弘一法师在俗时所作《金缕曲》。

次日，梅兰芳到振华旅馆回访丰子恺。

一年后，又是一个春花烂漫时节，丰子恺第二次赴“梅华诗屋”拜访了梅兰芳。这次，他俩畅谈了京剧艺术，也就具体的某出戏谈到了京剧舞台问题，又谈关于京剧的象征性。如丰子恺自己所说，去年，他是“带了宗教的心情去访梅兰芳，觉得在无常的人生中，他的事业是戏里的戏，梦中的梦，昙花一现，可惜得很”。今春，他是“带了艺术的心情去访梅兰芳，又觉得他的艺术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是应该提倡的。”

1961年中秋，当丰子恺得悉梅兰芳因病去世的消息后，痛心不已，当即撰文，盛赞他是“一个才艺超群的大艺术家”，“一个光明磊落的爱国志士”。次年，在梅兰芳去世一周年之际，他再次撰文，高度评价了梅兰芳的才情与人格。《梅兰芳的艺术与情感》李伶伶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