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1357-1402)，明代大臣、著名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曾以“逊志”名其书斋，蜀献王替他改为“正学”，因此世称“正学先生”。

方孝孺幼聪慧，6岁能诗，人奇其才。洪武十五年(1382)，东阁大学士吴沉等起荐方孝孺，应征至京，在奉天门奉旨作《灵芝》、《甘露》二诗，甚合上意。

方孝孺曾从宋濂学习，他的文章、学问为宋濂诸弟子之冠。方孝孺主张作文要“神会于心”，反对摹拟剽窃，其文风格豪放雄健。《四库全书总目》说他“学术醇正”，文章“乃纵横豪放，颇出入于东坡、龙川之间”。他的散文常以物喻理，直抒胸臆，文笔畅达，言简意明，为时人所传诵。如《蚊对》一文，以蚊喻人，揭露世之衣冠禽兽公然在白昼“乘其同类之间而陵之，吮其膏而醢其脑，使其饿踣于草野，流离于道路”的狰狞面目。并指出对这些食人者如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不是“君子先人后身之道”。《指喻》一文，则以“拇病为戒”，指出“天下之事发于至微而终为大患”，劝喻人们要防患于未然。

方孝孺一生，并不想以文章留名后世。他的志愿，是学为圣贤：达则为伊周，穷则为孔孟。达而为管仲萧何，是他所不屑的；穷而遁迹山林，诗酒自娱，也是他所不屑的；平居于视听言动，饮食卧起，他都不苟且，修养之深，非空谈性理的俗儒所可望其项背。

在他的《逊志斋集》之中，有不少关于“君学”、“君职”、“君量”、“官政”、“民政”、“成化”、“明教”的创见。他最反对人君“恃其才以自用”，这与朱元璋的专制主义恰好针锋相对。

方孝孺是建文帝最亲近的大臣，他也视建文帝为知遇之君，忠心不二，明成祖的第一谋士姚广孝曾跪求朱棣不要杀方孝孺，否则“天下读书的种子就绝了”，明成祖答应了他。南京陷落后，方孝孺闭门不出，日日为建文帝穿丧服啼哭，明成祖派人强迫他来见自己，方孝孺穿着丧服当庭大哭，叫人反复劝他归顺，不听明成祖要拟即位诏书，大家纷纷推荐方孝孺，遂命人将其从狱中召来，方孝孺当众嚎啕，声彻殿庭，明成祖也颇为感动，走下殿来跟他说：“先生不要这样，其实我只是效法周公辅弼成王来了。”方反问：“成王安在?”明成祖答：“已自焚。”方问：“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道：“国赖长君。”方说：“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道：“此朕家事!”并让人把笔给方孝孺，说：“此事非先生不可!”孝孺执笔，疾书“燕贼篡位”数字，掷笔与地，且哭且骂:“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发怒说：“汝不顾九族乎?”孝孺奋然作答：“便十族奈我何!”骂声益厉。

朱棣气急败坏，恨其嘴硬，叫人将方孝孺的嘴角割开，撕至耳根。孝孺血涕纵横，仍喷血痛骂，朱棣厉声道：“汝焉能遽死，当灭十族!”朱棣一面将关至狱中，一面搜捕其家属，逮解至京，当其面一一杀戮。孝孺强忍悲痛，始终不屈。胞弟孝友临刑时，孝孺泪如雨下，孝友从容吟诗：“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回家山。”孝孺亦作绝命诗一首：“天将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贲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乎哀哉兮庶不我尤。”

方孝孺一介书生，手无束鸡之力，却面对专制君主的屠刀视死如归，抗节不屈，这可谓感天地泣鬼神!受到后人的无限敬仰和赞颂。就其个人气节来看，历史上实在不多见，这正应了中国人的一句话：“士为知己者死!”

方孝孺死难，而且连累亲戚朋友一大堆，可以说他是个不识时务者，但他忠君刚烈，至死不渝的精神，却是一座道德丰碑，就如孟子里所说的，是舍生取义，这种人，可以杀死，却不可夺志，不管有没有实际的产出，这种人格尊严的伟大，却让赫赫皇权相形失色，乃至若干年后，皇权也不得不对他服膺。他的精神也灼耀了后代坚持理想和道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