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客人的夜访

日本东京：1945年8月13日夜十点。由于美军的空袭，实行了灯火管制，整个城市漆黑一片。在茫茫夜色中，一辆黑色的轿车悄然停在了小石川区原町的金鸡学院门前，一个戴着墨镜的人从车里走了出来。

当被门房带领到玄关之后，这个神秘的客人才摘下墨镜，递上名片：“内阁书记官长秘书官”。

很快，从二楼走下来一位四十余岁的学者，接过客人递上来的一叠稿纸，取出眼镜和一支红色铅笔开始认真看起来。他一字一字地读着稿纸上的内容，不时还自言自语几句，或者停下来思考一番，然后再用红铅笔在纸上修改着什么。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他将修改后的稿纸交还给来客，而这位客人也像来时一样，静悄悄又急匆匆地离开了。

这位学者，就是后来被人们誉为“昭和教祖”的金鸡学院学监、日本著名学者安冈正笃，而他所修改的，就是两天后日本天皇将向全国宣读的“终战诏书”。

“一稿”、“二稿”的出台

事情还要从几天前说起。8月6日，美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8月9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百万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同时，第二颗原子弹也在长崎上空爆炸。负隅顽抗的日本陷入绝境。在日本政府和军部紧急召开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交战派和主和派激烈争吵，首相铃木只得向天皇请求召开御前会议。在御前会议上，昭和天皇最后做出裁决———接受7月26日同盟国发表的《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

御前会议结束时已经是8月10日凌晨两点多，但时任内阁书记官长的迫水久常却无法休息。他立刻着手停战诏书的起草工作。

早在会议之前，迫水就已经意识到，无论这次会议的结果是什么，都需要形成一份重要的诏书。因此在开会的时候，他努力将天皇的每一句话都铭记在心。现在，他赶紧将自己头脑中所记下来的内容写到纸上。日本停战诏书的最初稿就这样逐渐成形了。

一天之后，11日一大早，一夜未眠的汉学家川田送来了修改成形的诏书草稿，这被称为“迫水内阁书记官长第一稿”。

11日白天，迫水又请来几位具有相当文学素养的官员和学者，经过一整天的讨论和修改，形成了“迫水内阁书记官长第二稿”。

寻章摘句煞费苦心

12日一大早，觉得自己很难再进行修改的迫水拨通了金鸡学院学监安冈正笃的电话。

时年47岁的安冈正笃是战前日本著名的法西斯理论家。尽管是星期天，接到迫水电话的安冈还是立刻来到了首相官邸。

迫水向安冈拿出了“第二稿”，同时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若干年后，安冈曾经这样回忆自己当时修改诏书的原则。

第一，必须要选择任何国家败降时所没有用过的、可以代表日本天皇权威的辞令。

第二，不能显示出日本是因战败力尽、不得已而投降的；必须说是受道义之所存、良心之至上而做的决定。败降决非基于利害得失，这是日本的皇道，日本精神的精粹。我想这两点是决不可以遗漏的。

在这个思路下，安冈对诏书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其中，安冈认为最重要的有两处：

其一，安冈将草稿中的“欲永远确保和平”改为了“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出自安冈本人非常喜欢的“横渠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集·张子正蒙》)将这句话放到停战诏书中，很显然是要为日本的投降强行涂抹上一些光辉的色彩。

其二，安冈在“朕欲忍其所难忍，堪其所难堪”一句前面加上了“义命之所存”。“义命”出自《春秋左传》的“以信行义，以义成命”(《左传·成公八年》)。安冈写上这句话，则是希望减少日本投降的被动性，增添一些道义的色彩。

安冈特别叮嘱迫水，这两处是全篇诏书的着眼点，一定不能再改。

一词之争的玄机

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发表了停战诏书。在金鸡学院里，安冈正笃与前来参加学院下午讲座的一百余人一起收听了“玉音放送”。很快，安冈就发现，自己反复强调的“义命之所存”一句不但没有被保留，反而又进一步被改成了“时运之所趋”，这让安冈大为恼怒。虽然看起来只是两个字词的修改，但其中的意义却有很大不同：如果说“义命之所存”，就是表明日本结束战争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而用“时运之所趋”，就等于直接承认了日本是战败而投降。

历史岂是几个词藻所能粉饰

其实，无论用什么样的字词，日本战败投降的事实都是无法改变的。无论是安冈，还是其他所有参与了诏书修改的人，都只是从自己的尊皇主义思想出发，极力想为天皇、为日本挽回一些面子，用微言大义加以粉饰和涂抹，是自欺欺人。殊不知，客观地认识历史，并对之进行分析和检讨，才真正是对历史负责的正确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