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刘备·曾国藩

将这三个相隔一千几百年的人放在一起，似乎有点滑稽的意味，仿佛关公大战秦琼一样的好笑。实际上，他们三人正可作为对照，来看看用人的不同。诸葛亮自己有才能，但在用人上问题极大，所以才造就了蜀国缺乏人才的局面。而曾国藩则不同，他自己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本领，关键是他善于招纳人才，发挥人才的作用，才挽救了清朝的灭亡，成为所谓的“中兴之臣”。

也许，对于诸葛亮，我们总是接受他的正面形象的一面，这样来评价他，我们一时不易接受。我们正是要透过世俗的观点来看到更为深刻的东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变得深刻起来。

刘备是明君，诸葛亮是贤相，这一对明君贤相的典型形象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文化理想，具有永恒的价值和魅力，这是无庸置疑的。但问题是，这样的明君贤相为什么最后不能统一全国，重续汉祚呢?为什么只能让后人空自叹嗟呢?杜甫诗云:“出师末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汨满襟。”在惋惜和悲哀的背后我们是否应该多一些理性思考?

毫无疑问，诸葛亮是人材，而且是杰出的人材。刘备在遇到诸葛亮以前，戎马半生，没有挣得落脚之地，茌遇到诸葛亮之后，就能破曹操，驻荆州，取西川，建国号，其作用自然非同小可。然而，诸葛亮似乎总是一人在支撑大局，其手下也就是刘、关、张、赵几员大将，讲老实话，就是这几员大将给人的感觉也是勇气大于才能，这与曹操手下的谋士成群，猛将如云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难道真的是诸葛亮时运不济，不能像曹操那样 “巧遇”人材吗?看来并不是这种情况。正所谓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其实诸葛亮有过许多人材，只是他不善于使用而已。因此，诸葛亮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材。我们谨举魏延和马谡的例子来说明。

魏延，字文长，义阳 (今河南)人，他之所以在三国留名，与其说是因为他作战勇敢，倒不如说是因为他落了个冤死的下场。

魏延是长沙的降将，诸葛亮当初就说他有反骨，在刘备的劝说下才没有杀他。但这只是小说家的杜撰，历史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魏延在随从刘备的南征北战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显露了自己作为一名大将的才华。在刘备定蜀以前，魏延在蜀军中并无多大名声。到定蜀后，他的官职仅仅是个“牙门将军”。但善于识材的刘备看中了他，在刘备称汉中王时，魏延被破格提拔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按照当时的情况，汉中是重镇，应当以名将镇之，大家以为此职非张飞莫民张飞也自以为非己莫属。结果却委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下级军官担此重任，导致了“一军尽惊”，使得人们议论纷纷。

刘备也完全明白这种情况，他为了树立魏延的威望，刘备特意召开群臣大会，让魏延在会上陈述自己镇守汉中的方法。刘备问魏延说:“‘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先主称善，众咸壮其言。”魏延的气魄使三军折服，魏延也因此树立了一定的威望。

魏延是否言过其实呢?否!事实证明魏延能堪重任，他有勇有谋，在抗曹北伐的历次战斗中，曹操的著名大将张郜、王双、郭淮等，均为魏延所杀。要知道，这些人是连诸葛亮都畏惧三分的。

到了建兴8年 (公元231年)，魏延升为西征大将军，封南郑侯。此时，魏延在各个方面都已经成熟，完全具备了独挡一面的能力。那么，为什么魏延最终没有发挥才能，反而以反叛被杀告终呢?

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与诸葛亮的性格不合。据说魏延“性矜高”，意思是说魏延有点骄傲，看不上别人，而诸葛亮为人却是“一生唯谨慎”，对那些富有开拓精神敢冒大险的建议唯于采纳，对这样的人也一贯实行压制政策。魏延每次随诸葛亮出祁山北伐，都提一些出奇兵冒险的建议，如“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意思是说，魏延总是请求诸葛亮给他一万人，他要像韩信那样，从褒中出击，沿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十天之内可奇袭长安，与诸葛亮在潼关会师。魏延的这个建议当时看来应该是十分正确的，远比诸葛亮步步为营的进攻方法要好，而这一建议也是建立在对敌情、路途、后勤供应诸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的，完全有可能实现。况且，即使失败，也不会动摇北伐的根本，伤亡也不会太大。但如果成功，其意义可想而知。对于这种设想，诸葛亮“制而不许”，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当初在《隆中对》中所说的两路夹击进攻中原的设想。每次都是这样，魏延的积极性不免受到了极大的压抑。因此魏延发些牢骚也是极其正常的。魏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等等。时间一长，诸葛亮对魏延产生了偏见、成见。这可就犯了大忌。

其次是遭受了小人的谗言。在诸葛亮己经对他有成见、不信任他的情况下，最容易被人谗毁。而谗毁他的人与他又有极大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人与诸葛亮关系密切，最后又手握大权。此人便是杨仪。《费伟传》上称魏延、杨仪二人“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魏延传》上更形容二人“有如水火”。公元234年，诸葛亮在最后一次北伐中一病不起，自知命不长久，便背着魏延秘密地与长史杨仪、司马费讳、护军姜维等商量退军节度问题，作出了“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魏延不从命，军便自发”的决定。诸葛亮这样安排退军，魏延不明真相，不服杨仪，不接受其指挥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果然，诸葛亮死后，杨仪采取了“秘不发丧”的措施，当费神去探听魏延的意见时，魏延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亲府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如果向魏延解释诸葛亮的意思，魏延未必就不听指挥。结果是魏延与杨仪开战，使蜀军乱作一团。

在战略上谁是谁非另当别论，但由于杨仪护送着诸葛亮的遗体，又拿着尚方宝剑，自然成了“正义”的化身。于是魏延便成了反贼。如果看看杨仪对魏延的态度和日后的作为也许就不难明白杨仪假公济私和实现个人野心的企图了。

当马岱将魏延的人头送给杨仪时，杨仪用脚踏着魏延的头说:“庸奴，复能作恶不。”直到 “夷延三族”，才解了个人心头之恨。如果是 “公仇”，何来这样的意气。杨仪杀了魏延，到了成都，“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谁知只得了一个“中军师”的不大不小的官，于是怒于声，竟然十分悔恨地说:“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三国志•蜀书•杨仪传》)这哪里有一点忠于国家的影子!

魏延在诸葛亮死后，因一时冲动而忘了大局，是不应该的。但我们在这里不是考虑论功行赏或是按律处罚的问题，而是说魏延完全可以不 “反”，不听杨仪的话是不是 “反”，还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如果魏延不是被杀，而是打了胜仗再回成都，向刘禅交差，情形会怎样呢?问题在于诸葛亮没有安排好。岂止是没有安排好这一件事，整个魏延就没有用好，魏延认为自己在诸葛亮的手下是 “不能尽才”，可谓切中要害。如果和曹操的用人比较起来，诸葛亮差得何其远也!

从马谡的被斩更可以看出诸葛亮用人的问题。我们在看“诸葛亮挥汨斩马谡”一节的时候，往往只看到诸葛亮执法如山而又极重情义的一面，更为他的自贬三级的自责精神所感动，却很少想到他是不是可以不杀马谡，马谡初犯是不是本来就不应该斩，是不是可以让马谡戴罪立功，是不是有可能将马谡培养成具有实际战斗经验的大将。

扬长避短是用人的要诀，从史书的记载来看，马谡其人的长处在于参谋，而不是独挡一面地指挥实际作战。对出谋略，诸葛亮也十分欣赏，有时俩人一谈就是一个通宵。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大兵南征，就是因采用了马谡的建议而七擒孟获、安定西南的。对于马谡的缺点，刘备看得最为清楚，刘备临死时，就曾谆谆告诫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刘备当时驻兵永安，他把诸葛亮召到永安安排后事，并专门提出了马谡的问题，可见刘备在用人上的眼光要比诸葛亮强得多。但诸葛亮偏偏忘记了这一点，专门用其所短。

如果诸葛亮不忘刘备的嘱咐，以马谡为“参军”，不把马谡推到主将的位置上，马谡的确可以才尽其长，发挥好自己的参谋作用。真是天才知道，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放着魏延、吴懿等富有战斗经验的老将不用，却偏偏 "违众拔谡"，让马谡当了北伐的先锋官。这真是弃马谡之长而用其短，结果是“失街亭”。

仿佛诸葛亮是没有错的，三国时期只有“空营计”而无“空城记”，后人为了替诸葛亮遮丑，生生编出一个“空城计”来，盛赞诸葛亮的智谋。其实，即使真的有“空城记”，那诸葛亮也是 “事后诸葛亮”了。

“挥泪斩马谡”的关键问题是，马谡初次为主将，失了街亭，确实应负军责，但一定要杀头吗?因为导致马谡失败的主因并不完全在马谡本身，而是诸葛亮用人不当。打了一次败仗就要杀头，当时许多重要官员都不赞成。是杀马谡还是让其戴罪立功，争论相当激烈，蒋琬的意见很有代表性，他说:“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

蒋琬提出的戴罪立功的方法，在当时是合适的。然而，诸葛亮又一次违背了众人的意见，杀了马谡。诸葛亮杀马谡时是“挥泪”的，其实，他是否 “挥泪”是另一回事，关键是十万大军也流了泪:“于时十万之众为之垂涕”。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军爱戴马谡，为马谡之死感到惋借。请问，在这样的情况下杀一个人，能起到“严明军纪”的作用吗?能起到震慑军心的作用吗?是不是有点让三军寒心呢?

其实，对诸葛亮杀马谡这件事，历代都有不同看法。晋人习凿齿意见说:“诸葛亮之不能兼上国也，岂不宜哉!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而杀其俊杰，退收驽下之用，明法胜才，不师三败之道，将以成业，不亦难乎?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节任，随器付业，知之大过，则违明主之诫，裁之失中，即杀有益之人，难乎其可也。”这话说得可谓入木三分!

马谡被杀时，年仅三十八岁。在当时蜀国的文臣武将中，马谡可称得上极为难得的人才。然而，尚未崭露头角，就死于非命，实在可惜!

此前，诸葛亮从未斩杀过大将，马谡之死似乎成了一种标志，即诸葛亮已经力不从心，已经失去了入蜀前的锐气。他不能完成先帝托付的事业，似乎已经是注定的了。

人分可变之材与不可变之材，一般说来，读书人可变而莽大不可变。读书人因其较好的自觉能力而使自己尽快适应各种角色和环境，当然，个人秉性的底色是很难去掉的，但其良好的适应性会弥补某些个人秉性的不足。莽夫则不同，天生禀赋，极难改变，但这些人往往天分很好，如果使用得当，其效用是其他人才所难以取代的。马谡是书生，可塑性极强；魏延是莽夫，虽可塑性较差，但其天分在此，如果使用得当，原可成为大材。

姜维是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姜维将才不如魏延，谋才不如马谡，其材充其量不过可作偏将军而已，用这样的人做国家柱石，岂不危哉!

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妇孺皆知，但如果只用诸葛亮一个人，肯定还是远远不够的，他在一生中选拔使用了许多人材，并十分善于通过使用人材来稳定政治局面，从而获得一举多得的效果。关于这一点，在他进入成都后表现得尤其突出。

建安十九年到二十四年 (公元214一219年)5年间，刘备打败了刘璋，占有了成都，取得了汉中，奠定了自己鼎立西南的基础，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要想进一步发展，也即是要称帝，还有很多困难。道理十分简单，虽然政敌瓦解了，但刘璋在蜀地经营了许多年，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再加上刘璋也是汉家宗室，刘备入蜀又是刘璋请来的，刘璋既拨兵马，又给粮草，应该说对刘备十分尽心，所以刘备一时间很难收服人。

刘备知道，要想收服人心，最重要的是与刘璋的旧部搞好关系，通过任用刘璋故旧中有才能的人来获取刘璋故旧的支持。

刘璋的旧部很多，成份也很复杂，虽然风气比较腐败，官吏大多都比较无能，但也并不是没有人材，刘备对此了解很少。针对这种情况，刘璋的旧部法正，及时提出了意见。他说：“现今主公始创大业，需要收伏人心，许靖的资格很老，与蔡邕、孔融是一辈人，他曾是刘璋的蜀郡太守，您认为他立场不坚定而看不起他，抛弃不用。但是，他的声誉播流四海。您如果不对他以礼相待，天下之人会说主公不重视贤人。应该加以敬重，以起到造成影响的作用。”(《三国志•蜀书•法正》)法正的及时提醒，可以说正是当时最需要做的地方，使刘备避免了一次很大的失误。

不久，许靖做了刘备的长史，继而又被提升为司徒。由于他的资历老，故旧多，名声大，在被起用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蜀人对刘备有了好感，连曹操政权中的一些名人，如三公华歆、王朗等人，也不敢对刘备政权小看了。

李严是刘璋旧部的著名人物，应该说还是相当有才能的，他当过都令、护军，在蜀郡很有威望。在刘备攻刘璋时，他临阵投降刘备，刘备拜他为“裨将军”，紧接着又任他为“兴业将军”。刘备临死时，到永安去接受托孤的只有他和诸葛亮两人。足见刘备对他的器重。至于他以后品行不端，那是后事。在当时任用李严，对于稳定蜀郡的人心，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争取原来核心统治集团成员的支持尤为重要。吴懿、费观和刘璋是儿女亲家的关系，吴懿是刘璋集团中的重要成员，影响很大，吴懿的妹妹又是刘璋的哥哥刘瑁的妻子，其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将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了取得他们的支持，刘备对他们大加封赏，安排了在刘璋时期还要重要的官职。尤其有意思的是，刘备又打起了结亲这张牌，在刘瑁病死，吴懿的妹妹寡居的情况下，刘备就与吴懿的妹妹结了婚。其结果自然是争取到了这些人的支持。

对刘巴的重用也极富戏剧性。刘巴一直激烈地反对刘备，在刘备取得蜀郡以前，就表示过坚决不与刘备合作。刘巴是荆州人，在曹操大兵南下攻占荆州时，别人跟着刘备向南逃，而他偏偏掉头向北投奔了曹操。曹操败于赤壁之后，荆州六郡又落到了刘备的手里，刘巴被困在了荆州，诸葛亮写信劝他归附刘备，刘巴加以拒绝了，并远跑到交趾 (今广东、广西一带)，后来又从交趾往西投靠了刘璋。刘备本来是知道此事的，并对刘巴的态度深表不满。真是阴差阳错，刘巴刚到西川，刘璋就灭亡了，刘备怕刘巴遇害，在围攻成都时，特意下了一道命令：“其有害巴者，诛及三族。”刘备最后找到了刘巴，十分高兴。刘已在刘备的诚心感召下，终于归附。刘备立即将他封为“将军西曹掾”，不几年又让他代法正当了尚书令。据说，张飞对刘巴非常敬重，虽然刘巴多次轻慢他，他也不敢发脾气。当然，这与刘巴的为官清正有关。

对于法正的使用也意味深长。法正是奉命将刘备请接进蜀来的人，刘备战败刘璋，应该说他的功劳最大。他本身又富有智计，后来成为刘备集团中仅次于诸葛亮的智囊人物。他对刘备的影响很大，以致诸葛亮在不能阻挡刘备伐吴时想起了法正，慨叹地说:“如果法孝直 (法正)尚在，必能阻止主公。”在刘备攻下成都后，就封他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但是，法正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缺点，及是打击报复人往往不计后果，为此他枉杀了好几个人。状子告到刘备那里，刘备感到十分为难，如果撤了法正的职，就会失去左膀右臂，如果惩治他，就无法充分发挥他的作用、怎么办呢?刘备审时度势，没有惩治他。

曾国藩是清末名臣，十分讲求用人之道。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较为系统的人才理论，还从自己的政治、军事实践中总结出发现、培养、使用人才的方法。第一，他强调人才的互相吸引性。他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求人之道，……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遮九得一而可得其余。”意思是说，访求人才要像青蚨的母子不离开一样，要像家雉招致野雉那样，注重人才的相互吸引，使其能够结伴而来。这里面有一个典故，据说，青蚨是传说中的一种能飞的小虫，在草叶上反之，青蚨的一个重要习性就是母子相依为生。如果得到其子，其母一定会找来。曾国藩的这一比喻是有实际意义的。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才也是如此。如果招揽了其中的一个，通常会取得接踵而至的效果。

就是用这种方法，曾国藩在招揽了李鸿章后，又把他的兄弟李瀚章、李鹄章招揽到自己门下。湖南名士罗泽南学术精神，也很有治才，曾经长期为师授徒，弟子门生很多。曾国藩招揽他以后，他的子弟来了很多，其中有名的就有李续宾、李续宜、玉鑫、蒋益礼、易良干、钟近衡、王开仍、刘腾鸿等。他们有的成为湘军的骨干，如李续宾，就是一员猛将，为后来在安徽失败，被陈玉成杀死。徐寿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科学家，我们都耳熟能详，他在投奔曾国藩之后，又将著名的科学家华蘅芳介绍过来。

利用乡籍关系招揽人才也是曾国藩的重要招才方法。对湖南人才，他当然是不遗余力地罗织，例如之外，还招揽了左宗棠、王闿运、李元度、郭嵩焘、刘蓉、彭玉麟、罗泽南等人，这些人在后来几乎都成为名振一时的人物，其中的封疆大吏和外交家就有很多，更不用说学界名流了。

当时，曾国藩的幕府几乎成了清政府高级人才的大本营，据说军事人才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聚于幕府者也有百人。其中不仅有所谓传统的人才，还有新型的机器、法律、算学、天文、等人才。

诸葛亮呼风唤雨，撤豆成兵，驱神役鬼，无所不能。似乎是神人、至人。但实际上，无论是小说中的诸葛亮还是历史上的诸葛亮，在用人上面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人分可变之材与不可变之材，一般说来，读书人可变而莽夫不可变。读书人因其较好的自觉能力而有良好的适应性，以此来弥补个人秉性的不足。莽夫则不同，天生禀赋，极难改变，但这些人往往天分很好，如果使用得当，其效用是其他人材难以取代的。马谡是书生，可塑性极强；魏延是莽夫，虽可塑性较差，但其天分在此，如果使用得当，原可成大材。姜维将才不如魏延，谋才不如马谡，却偏偏被诸葛亮看中。这些，都是诸葛亮没有看到的。

的确，刘备的长处很多，诸如施政宽缓，爱民如子，不屈不挠，从善如流等等。但是，这些特点如果没有人材支持他，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因此，说到底，还是会用人。他不仅三顾茅庐，用了一个诸葛亮，还求贤若渴，用了很多有才能的人。这才最终成就了事业。

曾国藩不同，他的起家，几乎完全靠招揽人才。他有高超的揽才方法，有卓越的识人之能，有服人的用人之道，可以使人才各尽其用，可以使人才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也可以使人找到价值感。诸葛亮与曾国藩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实则可以看作两种不同的揽才、用才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