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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斐徳:30年来最好的近代中国史学家(图) - 人物故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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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斐徳:30年来最好的近代中国史学家(图)

《讲述中国历史》  作者:(美)魏斐德  版本:东方出版社  2008年6月版  定价:115.00元

近日,世界最杰出的近代中国史学家之一魏斐徳先生的著作《讲述中国历史》(上、下册)一书,由其夫人梁禾主编,东方出版社出版。魏斐徳的著述,在宏大叙事及理论与实证结合上均为典范。为了表示对魏斐徳先生学术成就的敬意,本报记者特意撰写了本文。

魏斐德

1937年生于美国堪萨斯州堪萨斯城,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上世纪60年代中期获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2006年去世。生前曾任伯克利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等职,也是20世纪70年代美中文化交流委员会主席。其著作《大门口的陌生人》、《洪业———清朝开国史》、《上海警察》、《上海歹土》等享有很高声誉。

众议

世界一流学者评价魏斐德

对于任何对中国真正感兴趣的人来说,从现在开始,魏斐徳的书是他首先要读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美国现代中国学奠基人费正清

在我看来,他写的最好的书在每个角度都含义深刻,无论在长度还是在精神上,都充满着意外,承转着情感。魏斐徳可以被称为近30年来最好的近代中国史学家。

———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

《讲述中国历史》是一部非同凡响的历史著作,魏斐德的著述最优秀,也许是唯一的,关于中国社会力量的韦伯式分析明证,应该成为对所有重要文明进行比较分析的模型。同时,魏斐德超越了韦伯的研究,他的研究还涉及到了现代中国的动荡。他的著作不仅是一位伟大学者的纪念碑,也成为一代又一代学者的楷模与挑战。

———世界著名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

求学:曾经想当小说家

●这时,他想当小说家。在大学里他写了三部小说,前两部是高度自传性的,没有发表。第三部《皇家棕榈大道17号》,大学毕业后以Evans Wakeman笔名发表,销量达十万册,超过了他后来写的任何一本史学名著。

1974年,作为美国药物学家代表团翻译的魏斐德首次到中国大陆“远航”。这个中国大门口的陌生人准备了很长时间之后,终于敲响了中国大门的门环。此时,他37岁。

魏斐德1937年12月出生在美国堪萨斯州堪萨斯城。1944年,他的父亲已经发表了两部成功的小说,其中一部《小贩》,被好莱坞改编成颇受欢迎的同名电影,因此获得了大笔收入。他决定带全家周游四海。7岁的魏斐德的少年时代就在四处周游中度过,他先后在加州,墨西哥、古巴、百慕大、法国上过中小学,最后在佛罗里达完成中学学业。在国外上学的经历给了他学习多门外语的机会。到中学毕业时,他的法语、西班牙语、德语都已相当好。后来在哈佛又学会了俄语和德语———正是因为他掌握多种语言,美国中央情报局还试图招募他。

在他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指定他精读古希腊、古罗马历史学家的著作,然后又让他通读吉本、卡莱尔、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他经常被要求在餐桌前汇报读书心得。11岁的时候,魏斐徳在古巴,父亲给他读莫里孙写的《哥伦布传记》,他被吸引住了,读了好几遍。然后,父亲亲自驾船带着全家重新驶过传记中叙述的一段精彩航程,这使得魏斐德对传记和航程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事隔多年之后,魏斐德认为,父亲对他的教育远远超过他去过的任何一所中小学。而他对航海运动的热爱,则一直贯彻终身。

哈佛大学读本科的时候,魏斐德开始学习俄语,而他的专业是欧洲历史与文学,侧重文学。他重点研习19世纪法国文学,毕业论文是关于法国的自称先知先觉者。魏斐德后来认为,文学分析精微细致的特点对他的历史研究很有帮助。这时,他想当小说家。在大学里他写了三部小说,前两部是高度自传性的,没有发表。第三部《皇家棕榈大道17号》,大学毕业后以Evans Wakeman笔名发表,销量达十万册,超过了他后来写的任何一本史学名著。

治学:对中国产生兴趣

●“当我从锦江饭店的客房向外眺望,看到的却是黑蒙蒙的一片———70年代初的上海跟如今是两回事。城市的昏暗照明和它夜晚的萧条,覆盖着它往昔的惊心动魄。我内心感到冲动:我要穿透这座城市昏暗低调的层面,揭示它以往的不凡。”———多年以后,魏斐德如是回忆。

195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魏斐德去巴黎政治学研究所攻读苏联研究与政治理论。在选修一门有关东南亚的课程时,他被越南的一个民间教派吸引。这一兴趣很快把他引向对中国民间教派的关注。与此同时,一个名叫门德的法国记者写的几本有关中国的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0年,魏斐德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师从著名汉学家列文森读博士。为了完成伯克利东方语言与东亚历史系的博士课程,他需要学习另外两种外语———中文和日文。虽然他有非凡的语言天赋,这两门语言却让他感到十分困难。在伯克利的第一年,他每天只睡两个小时。在此期间,魏斐德曾作为伯克利的研究生在台湾学习。此时,参议员富尔布莱特发表演讲,提议承认红色中国。魏斐德和其他两名在台湾的美国学生联名致信《纽约时报》,表示支持富氏意见,结果,这封信在美国和台湾都引起很大反响,遭到了一些人的激烈反对。

在完成了有关1839至1861年间华南地区社会动乱的博士论文之后,27岁的魏斐德执教于该校历史系,开始了其40多年的教学生涯。10年之后,他才得以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在首次对中国大陆的访问中,他第一次见到了颐和园昆明湖上慈禧太后1894年为她60大寿而修建的巨型石舫。在游览中,魏斐徳看到了两个身着南海舰队制服的健壮青年。他不由想到,“在郑和的七下西洋之后,这是中国的武备将政府权力的延伸第一次引入东南亚的海域。”(当年发生在西沙的战事)。

正是这次访华,使他对上海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在进入大陆之前,他已经细读了美国中央情报局首次解密的一批二战时期上海警察局档案。这里面透露的多国势力在政治、军事、情报、经济、文化等领域里盘根错节的关联而又争夺的史实。然而,晚上,“当我从锦江饭店的客房向外眺望,看到的却是黑蒙蒙的一片———70年代初的上海跟如今是两回事。城市的昏暗照明和它夜晚的萧条,覆盖着它往昔的惊心动魄。我内心感到冲动:我要穿透这座城市昏暗低调的层面,揭示它以往的不凡。”———多年以后,魏斐德如是回忆。

授业:27岁的小导师

●如今已经蜚声中西方史学界的周锡瑞,在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曾经和魏斐徳有过激烈冲突,然而,魏斐徳宽阔的胸襟不仅化解了弟子的误解,而且使得师生俩日后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由于列文森猝然离世,伯克利校方破格提拔了魏斐德为教授,列文森所有的研究生也都归结到魏斐德手下。此时,越南战争爆发,美国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对于魏斐德这位才27岁的年轻的导师,比他小不了多少的学生们显然不那么敬服,尤其是对于充满挑战精神的学生领袖之一的周锡瑞(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而言。

周锡瑞的挑战精神源于自信。他出身贵族,学习非常优秀,是哈佛的荣誉毕业生。其学术道路和魏斐德非常接近:从哈佛本科毕业以后,投奔到伯克利的列文森教授门下。列文森逝世后,年轻的魏斐德在课堂上受到了他的挑战。在魏斐德给学生们开列的必读书单中,有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罗克的《法国农村史》,这遭到了周锡瑞等人的抵制,其理由是,我们学的是中国史,与西方史何干?在课堂上,魏斐德讲了一个故事。在德国占领期间,一个参加抵抗运动的战士被盖世太保抓住,和别人一起拉出去枪毙。他对身边16岁的男孩(后幸存下来)最后说:“别哭,我的孩子。”这时机关枪响了……他就是马克·布罗克。魏斐德说完后平静地离开了教室。后来,周锡瑞开始做毕业论文。魏斐德说,你的立论(thesis)有问题。在英文中,thesis又是论文的意思。周锡瑞以为魏斐德说他的整个论文不行,当时,他写了很长时间,已经快要脱稿了。情急之下,他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长信斥责老师。魏斐德马上就知道,周锡瑞把自己的意思理解错了。他感到意外,也有些受到伤害。虽然如此,还是没有特别在乎,一如既往地关心周锡瑞。后来,两人的芥蒂终于化解了。魏斐德过50岁生日时,周锡瑞专为此事道歉。他说,一想到在自己档案中有这样一封信,就无地自容。

两人后来成为了朋友。经常在冬天一起出去滑雪。周锡瑞身高大约有1.88米,身手矫健,是滑雪能手。有一次,在滑雪过程中,周锡瑞把他带到最危险的区域,这里山势险峻。魏斐德从陡坡上摔倒了,周锡瑞耐心关切,一路指点把他带下山。事后,魏斐德说,在那一刻,他们的师生关系被颠倒过来。从此之后,两人的朋友关系更加平等,师生关系模糊了。

当然,并非所有的老师都有魏斐徳这样的胸襟。当年和魏斐德一起教过周锡瑞的一位教授,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见了周锡瑞绝对不跟他说话。

学术活动:认真得让哈佛教授退席

●魏斐德高中的时候被选入校游泳队,教练使他懂得了什么叫纪律,什么叫完成使命。他曾经有20年每天只睡4个小时;在伯克利求学的第一年,他每天也只睡两个小时。坚韧的毅力和自律,使他做事异乎寻常的勤奋和认真。

美国公立大学的教授,每年都有规定的最基本的教学量。由于魏斐德担任东亚研究所所长的职务。按照规定,担任这样的全职工作以后,教学量自动减掉。魏斐德在这个职位上做了11年。在这11年里,他的教学工作比一般的教授要少。因此,有人觉得这11年来,魏斐德的授课不多,也没有参加系里面的各种委员会的工作。当魏斐德从所长的职位上下来以后,就把一些任务派到他的身上,让他担任了学术评议委员会委员。

魏斐德不声不响地接受了任务。认真把所有被评审人的材料看了一遍。评审会议开始后,魏斐徳对所有被评审人进行了详细评述。其他评审委员大吃一惊,原来,只有魏斐徳一个人看完了所有资料,而他的发言又让其他评审委员显得不合格。由于魏斐徳对于这项工作的态度过于认真,让其他人显得“不敬业”于是,学校免去了魏斐徳的这项工作。

2000年,魏斐德、梁禾夫妇一起去伊斯坦布尔开会。会议主题是中国的明清史和奥特曼帝国的比较史。中国史的评论人是魏斐德,奥特曼帝国史的评论人是主办方请的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在土耳其奥特曼帝国研究方面相当有权威。

为了此次会议,魏斐德事先认真看了每一个学者的论文,而且他对发言者以前做过什么多西,观点怎么来的,长处在什么地方,短处在什么地方都进行了深入评论,评论范围远远超过了这次发言的内容,中国历史在魏斐德的评述中变得那么灿烂辉煌,大振人心。而哈佛那位名声很大的教授根本没有做这么细致的工作,甚至连论文都是匆匆地看了一下。因此,他的评论和魏斐徳不可同日而语。第一天的会议结束之后,土耳其的主办方马上就变了颜色。因为这个会是他们出的资金,自己组织、筹划的,会议在他们的地方开,请的又是哈佛的大权威。本来,他们觉得这位权威应当和伯克利的权威魏斐德不相上下,不料出现了这样的结果。本来,土耳其人觉得自己的历史和中国一样,有着辉煌的文明时期。由于这个教授没把工作做到家,使得他们的历史显得苍白而薄弱。像这种会议一般都有出去游览的活动,哈佛的教授没有出去,吃饭的时候也没和大家坐在一起,会议没开完就悄悄地走了。

交游:北岛为他写了一本书

●在与魏斐徳交往的诸多后辈中,中国诗人北岛只是其中的一个。为他人专门出书纪念,在北岛的经历中也是罕见的。

北岛和魏斐德初次见面是1989年深秋,在纽约,一次美国笔会讨论会上。第二次握手是2002年,在北京,即北岛首次获准回去探望病重的父亲,由刘东夫妇宴请。此时的史学大师已经因医疗事故而坐在了轮椅上,中国学者梁禾则在这场事故之后成为了魏斐徳的妻子。此后,北岛常到他们在旧金山海湾大桥旁的公寓做客。北岛曾说,“其实,我对魏斐德在学术上的造诣所知甚少,真正打动我的是他人性的魅力。他深刻而单纯,既是智者又是孩子。跟他在一起,会让人唤起一种对人类早年精神源头的乡愁。”

魏斐德被查出癌症之后,北岛非常关心。在魏斐德临终前的几个月里,北岛频频询问病情。此时,北岛的行踪飘泊不定。但是,他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打电话来询问魏斐徳的病情。之后,北岛赶紧出了《青灯》这本散文集(香港版)。这本书的封面的颜色非常深,很肃穆。这本书出来的时候有一个腰封,上面写着“献给敬爱的魏斐德先生”。北岛说,封面和腰封都是为魏斐德专门设计的,里面的一篇散文和一首诗是专门为魏斐德而作。书出来后,北岛给魏斐徳打电话,说把书快递过来。此时的北岛自己也要面对各种问题,赶制出这本书很不容易。因此,魏斐德看到书后深受感动。尽管这时的他已经病入膏肓,生命已经屈指可数,没多少日子了。

临终前,梁禾问魏斐徳,“你一生致力于中国历史研究,要是真有来世,那时你会选什么事业?”魏斐徳想了一下说,“中国历史。”梁禾又说,“还是中国历史,没见过你这样要迷两辈子中国历史的!”魏斐徳笑了笑,点点头说,“对,我太喜欢中国历史了。在我眼里,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我庆幸自己有这份缘。” 2006年9月14日,魏斐徳去世。在他的墓碑上,他的弟子们刻下了这样的句子:“He is (was) bigger than life ”(他比生活还要博大)。北岛当初献给魏斐徳的退休仪式的《青灯》,也是对于他一生学业的描述和赞美:

故国残月/沉入深潭中/重如那些石头/你把词语垒进历史/让河道转弯

花开几度/催动朝代盛衰/乌鸦即鼓声/帝王们如蚕吐丝/为你织成长卷

美女如云/护送内心航程/靑灯掀开梦的一角/你顺手挽住火焰/化作漫天大雪

把酒临风/你和中国一起老去/长廊贯穿春秋/大门口的陌生人/正砸响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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