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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妇遭受的巨大痛苦 嘴里插木棒打滚痛死 - 人物故事3

历史今天:1988年11月15日 巴勒斯坦独立宣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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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妇遭受的巨大痛苦 嘴里插木棒打滚痛死

  日本当局推行“慰安妇”制度由来已久,早在日俄战争时,日军官兵性病流行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就开始实施这一制度。当日本在侵略东南亚各国(包括中国)时,又故伎重演。慰安妇在那样的岁月里到底遭遇了怎样巨大的痛苦,你曾了解过吗?
  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这两个可怜的姑娘被几名喝醉酒的士兵多次轮奸至昏迷不醒。这群醉鬼觉得很好玩,就用皮带使劲抽打,要让她们两人“快快醒来”,还用各种硬物戳捣她们。
  “麻叔”说的“董家沟”就是董家大院。这里的门牌是:龙陵县龙山镇董家沟二十八号。房子有两进,由正房、面楼、天井和左右厢房构成。大约是在1921年开始由董腾龙、董从龙两兄弟合资建盖,占地八百多平方米,建筑面积近四百平方米,全院有大小房舍二十三间,是滇西典型的土木结构走马串角楼二进四合院。雕梁画栋、精美华贵,木头雕花格子门窗上,金粉的烫花至今可辨。
  听说日军就要到来,富贵而儒雅的董家老爷太太们带上所有的少爷小姐慌忙离开,留下一位长工守门看院。
  日军进城来,很快发现这个隐秘而阔绰的大院,当军人的慰安所再合适不过。他们雷厉风行,马上改装房间,补充必要的家具和设施。等到做皮肉生意的阿云婆带着慰安妇走进门来,立马开始慰安性欲饥渴的日军官兵。
  第一批来到董家大院的慰安妇有二十三人,其中十人是日本职业妓女,有很好的待遇,可以自由出入慰安所。另外的十三人是被叫做“女子挺身队员”的朝鲜人和台湾人,受一定约束。
  一时之间,在董家大院,从早到晚回响着木屐、皮鞋的走路声和日本语的说话声。房间里的桌子,摆上了日本运来的酒瓶、茶具、漆盘和药瓶,也摆上了女人的木梳、发簪、粉盒、口红、化妆镜子、手链、牙刷、顶针、纽扣和肥皂盒子。
  日军发现,这二十多个女人并不能满足驻守龙陵县城千余官兵的需要。他们找来维持会长赵炳万,希望他组织人派送花姑娘。维持会长只得紧急派出汉奸,到各个乡镇哄骗、甚至强迫一些姑娘来到慰安所。
  实际上,麻叔少年时代见过的“妓女”,不止住在董家沟。这个小县城,日军就设置了四个慰安所。除董家沟外,还在龙山卡、白塔村和一大户人家的宗祠,都安置了慰安妇。为了掩人耳目,他们把这些慰安所叫做“军人服务社”或者是“陆军俱乐部”“娱乐所”。
  白塔村八十五岁的赵桂芝大妈说,她十三岁的时候,听说日本人到处找花姑娘,就赶快躲起来。她和小伙伴偷偷见过从董家沟出来的日本妓女,“脚上穿着木头鞋,就是那种小板凳面子,背面钉着两块小木头,她们出来逛街。”赵大妈还说,她有个朋友叫张芹芝,“比我大,生得比我标(致),年轻时候就亲眼见过日本人在苞谷地里强奸姑娘。她死掉几年了。要是你早些来,我可以带你去她家听她款(讲)。好些个人来找过她问这个事情。”
  我问赵大妈,有没有听说有姑娘嫁给日本人?大妈一下子叫起来:“咋会?!躲都躲不过,还敢嫁给他们?”
  那么,戈叔亚先生说到的那个田岛,怎么会娶到一个腾冲姑娘呢?
  向腾冲的朋友李根志问起田岛寿嗣,他说1942年,此人三十八岁,担任腾龙行政班本部部长,管理腾冲、龙陵的军政事务。他积极推行“文治”政策,办起了日文学校,还把当时印刷《腾越日报》的印刷机搬到龙陵,准备最大程度鼓舞日军官兵去实现帝国“大东亚共荣”的梦想。除此之外,他最积极的行动,就是选址开办日军所需的慰安所。他把董家大院做成慰安所的模范工程,规定所有慰安妇和当地掳来的妇女都要在这里进行轮训、实习,学习日本礼仪、歌舞,甚至服侍男人的技巧。
  他让董家大院正式挂牌“军人服务社”。
  田岛经常着汉装,一身长衫马褂,和当地商贾乡绅一起吹大烟、搓麻将,打成一片。尽管他在日本有老婆,还是娶了蔡家刚满二十岁的漂亮姑娘,生了一个儿子。只是儿子出生的时候,田岛已被调往密支那,临走把儿子的名字留给蔡小姐,叫他田藤裕亚雄。几个月后,是略懂医术的日军翻译官白炳璜点着蜡烛接生,用刺刀割断婴儿连接母体的脐带。
  “这个孩子呢?”我问李根志。
  “在腾冲啊!现在老了,不接受任何人的采访。”
  这是一场非同寻常的婚姻,生下敌我混血儿的年轻母亲,被当作慰安妇押往保山、昆明,后来去了新疆。经过高黎贡山的路上,她把出生不久的婴儿,留给了一户姓彭的农家。
  有一个传说在民间流传深远:战争爆发,缅甸的侨民纷纷逃难回国,一路上混乱拥挤,很多人只能在街边路旁歇脚或者过夜。日军和汉奸乘机去诱骗难民中走投无路的姑娘,说给她们活计做,能吃饱饭,还能领工钱。
  有两个姑娘信以为真,就跟着他们来到董家大院。她们一个叫阿木娜,另一个叫罗飞雪。看见势头不对,坚决要求离开,不愿充当日军的妓女。
  阿云婆威胁利诱一阵,她们还是不答应,就叫人把她们捆绑起来,还告诉日军士兵,这两个女人属于赠品,不必要花钱买票,可随心享用。
  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这两个可怜的姑娘被几名喝醉酒的士兵多次轮奸至昏迷不醒。这群醉鬼觉得很好玩,就用皮带使劲抽打,要让她们两人“快快醒来”,还用各种硬物戳捣她们。
  第二天早上,路人在董家大院外的水沟里发现了死去的阿木娜与罗飞雪,下体都被插进一截竹筒,灌满了已经凝固的污血。
  我问起董家大院慰安妇的去向。彩玲说不知道,只有“若春”去了腾冲又上到松山这条线索。
  现在的董家大院,已成为龙陵县“侵华日军慰安妇罪行展览馆”。馆长邱佳伟告诉我,1944年11月,日军从龙陵败退时候,把城里所有的慰安妇押到观音寺脚下的汤家沟枪杀,或是强迫她们吞下升汞片。
  逃难在外的人陆续回来。董家的人再次踏进自己的大门,一家老小全都目瞪口呆——院子和房间的地上,乱扔着那些已被枪杀或吞下升汞死去的女人留下的外裤、内衣和首饰。到处是杯盘和用过的瓶子、穿过的鞋袜。西边的正房,还有一个不知何种用途的木头架子。
  过不久,董家人就明白,这个耗资巨大修建的家宅,竟被日军充当了慰安所!那个木头架子,是每个星期给慰安妇检查身体用的。还有人告诉他们,那个负责体检的军医,名字叫森山大实。
  房子是在,没有像县城很多处民房被日军推倒,但侵略战争带来的这种特殊用途改变了房子的品质,也改变了董家人对这所房子的感情。他们一家人,终究无法在这里生活下去,干脆另外找一片地建盖了新房居住。这大宅,也就空置起来。直到彻底修复,成为展览馆。
  而对慰安妇的集体自杀和用木棒插入口中自杀的说法,在龙陵我更加怀疑,就向陈祖樑先生请教。
  陈先生让我先读他刚送我的书里的一篇文章——《敌随军营妓调查》。
  “当腾冲城尚未打开的时候,国军都知道城内尚有五十多个敌人随军营妓,也被包围在里面。果真,我军登上南门城墙之后,面对着北门的一条小巷上面,常能发现三三两两的女人,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在那儿匆忙的经过。后来,攻击的包围圈形成的时候,被我军小炮及机枪封锁面上,也会见到一个个营妓花枝招展地在封锁口上经过,我军士兵停止射击,招手要她们过来,营妓回头一笑,姗姗的溜走了。”这是开头,作者潘世徴,是当年攻克腾冲城中国军队的战地记者。
  他写到,“这种营妓制度,在全世界的军队,尚是稀有的事。于是在我军的谈话中,都像神话一样的传说着。”可是,当包围圈缩到最小,并没有看见传说中的五十多个营妓。“她们上哪去了?”
  14日上午,也就是中国军队收复腾冲城的时候,“在一个墙缝之间,发现了一堆十几具女尸,有穿着军服的,有穿着军裤的,有穿着漂亮西服的,她们是被敌人蒙上了眼睛,用枪打死堆在一起的。”年轻的潘世徴不禁发问,“这些女人,生前为敌人泄欲,最后被处以死刑,犯了什么罪呢?”
  也就是在那个胜利的早上,中国军人抓到跑出城来的十三个军妓。审问时,一个会中国话的女人说自己是军妓院的老板娘,这些妓女其实是从朝鲜招收来的贫苦女孩。日军把她们“运送来前方,买她们的身体,每个星期被检查一次,有病的加以治疗。平日管理极端严格,白天是士兵的机会,晚上是官长的机会。”这几个营妓的花名叫八重子、市丸、松子和罗付子等等,但真实的名字是,崔金珠、朴金顺、申长女和李仁运。年龄最小的十八岁,最大的二十八岁。
  陈先生说:“这几个人,就是腾冲城里幸存下来的慰安妇。如果说她们自杀,不太可能。你想,她们忍受了非人的折磨,就是因为有强烈的求生愿望,她们不会轻易去死。要是她们自杀,也是日军逼迫,吞下升汞,或者拉响手榴弹。说到那个嘴巴里面插着木棒的慰安妇,日军老兵早见正则证言,其他慰安妇吞下升汞,她就是不吞,有个士兵就从她的嘴里插进一根木棒,她疼得在地上打滚,两个多小时才死去。”
  我无法想象那个可怜的女人承受着怎样的疼痛,只觉得心惊肉跳、手脚冰凉。
  本文摘自:《女殇》,作者:段瑞秋,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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