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林则徐》、《聂耳》是著名导演郑君里的代表作，也是一代人心目中的经典。其儿子郑大里日前接受媒体采访，回忆了父亲的点滴往事。现摘编如下。

对《武训传》所遭受的严厉批判，父亲感到自己难辞其咎。当时父亲的身份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艺术委员会”成员，也是他极力推动《武训传》的拍摄。 1955年，为了批判《武训传》，江青带着一批人到山东“调研”，在当地发现了曾率“黑旗军”造反的一位人物——宋景诗。宋景诗其实是不安分的一个草莽英雄，为了批判武训，特地把宋景诗和黑旗军树立起来，为此专门把父亲调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研究剧本。

但在创作这部电影时，父亲遇到很痛苦的一件事:在真实的历史中，宋景诗最终是投降清廷的，但政治需要，又必须要把他塑造成一位坚定的革命者，最终父亲只好处理宋景诗投降清朝是一个策略。

有人从北京带来江青的口信，说拍《宋景诗》是为了批武训，因此在影片中要出现大地主、大流氓武训的镜头，也要由赵丹扮演，意思是给赵丹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但父亲不愿赵丹再次受伤害，便借口编剧不愿意改动使赵丹逃过一劫。

因为《武训传》的立场问题，上影厂上上下下都希望借《宋景诗》来“洗刷”曾经的“政治错误”，许多大演员都心甘情愿在其中扮演小角色。但是由于宋景诗曾投降清廷，影片完成四五年后，只被短暂上映过。这样一部为“赎罪”的片子，还是没通过审查，再次入了库。

周恩来总理对文艺的关心一直贯穿到解放后，几乎每一部戏都有非常细致的修改意见，那种油印打出来的纸，足足有十来页。解放后，父亲的每部电影几乎都是总理直接布置下来的。那段时间，父亲到北京，一下飞机就被专车直接接到中南海向总理汇报；一回上海，又被直接接到上海市委宣传部、上影厂，大家都纷纷向他打听总理有哪些最新指示。虽然父亲不是一个官员，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身份好像又高于某些官员。类似的还有像赵丹、张瑞芳这些艺术家，在别人眼里，他们都是直接“通天”的人物。

在新现实主义的道路上，父亲越走越艰难，以至最终无法走下去。拍《聂耳》时父亲尚未感受到这种痛苦，它反映的是那一代的左翼艺术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生活，这种艺术方面的表现和当时的政治氛围是合拍的，所以父亲在这部片子里也表现得挥洒自如。但此后父亲的艺术生涯却表明，一旦他面临的题材触及到当时的社会现实，他的艺术表现马上往“虚”里走，用各种艺术手法来回避他根本无法直面的命题。这花费了他很多时间和精力，他的痛苦在于此，他的成功也在于此。

《林则徐》拍得也挺艰难。真实历史中的林则徐是被清廷发配到新疆伊犁，影片最初结尾是赵丹演的林则徐牵着马，越走越高，越走越远，然后回眸一望，戏就结束了，父亲想借此体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意思，但总理看后认为这个结尾不够昂扬。总理找到平英团的一首七言诗，大意是平英团曾反抗过英国殖民者，在一个大雨滂沱之夜使英殖民者败退而走。总理指示照这个情节来设计结尾，意思是说林则徐走了，但人民当中的平英团起来了。这部片子是1958年拍的，要参加国庆10周年献礼，时间紧、费用紧，最后还是照着这个意思改了，结尾还有秦怡扮演的渔家女上了战场。但实际上从电影的理念上讲，这个结尾是断的，是概念性的。

为了拍好那些电影，父亲内心经历了很多挣扎，他伤透了脑筋，有时甚至痛苦得想哭。父亲平素的饭量很好，能吃两碗饭，红烧肉是每顿都要有的，如果他吃不了两碗饭，母亲就说:“你爸爸又有心事了。”父亲承受着巨大压力，因为很多意思都是直接来自“上面”。说一个想法说是很容易的，但实现起来难之又难。他又不能很机械地把政治意图敷衍成一个电影情节，还必须绞尽脑汁地使自己的作品具有强烈的“郑氏风格”。

1964年，父亲又从总理那里接到一个政治任务:拍摄电影《红色宣传员》。《红色宣传员》是朝鲜在1962年的一部电影，原名叫《李善子》，讲某村妇女委员长李善子如何深入工作，把落后分子改造过来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故事。可能考虑到与朝鲜的关系，总理说，“我们也要拍一部《李善子》”。

摄制组专门到朝鲜深入生活，拍摄也在那里进行。电影拍完，却又搁浅了，因为那时中国已经开始讲“阶级斗争”了，但当时的朝鲜是提倡“人情感化”，互相不认同。总理看完片子后对父亲说:“算了，这部片子暂时不放了，君里，你要回回炉了! ”父亲后来回忆说:“‘文革’要来了，总理跟我打招呼，就是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