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士大夫之学佛习禅，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研读佛经，学习佛教思想文化；一是结交僧禅朋友，切磋学佛的体会感悟。苏轼一生与宰相无缘，却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其佛教因缘是多方面的，交往僧禅朋友即是一大因缘。

苏轼最早结识的佛僧，是成都大慈寺的惟庆(文雅)、惟简(宝月)两位大师。据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苏轼20岁“游成都，谒张安道”；又与弟苏辙同游大慈寺，见惟庆、惟简。两位僧人的超凡气度、博学多闻和虔诚事佛给苏轼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后他回忆此事说：

吾昔者始游成都，见文雅大师惟庆，器宇落落可爱，浑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传记所不栽者，因是与之游，甚熟。惟简则其同门友也。其为人，精敏过人，事佛斋众，谨严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爱。(《中和胜相院记))苏轼与文雅大师惟庆的交往，除此之外尚未见更多记载，译隋不得而知。与宝月大师惟简的往来，则多见载于苏轼的信简及文章中。

惟简，字宗古，曾任成都大慈寺中和胜相院住持；姓苏氏，也是眉山人，年长于苏轼，因认作宗门兄长。嘉祜四年，苏轼在川服程氏母丧期满，到成都，与惟简过往较多，关涉佛事者如“要绣观音”、“借浮沤画”等；离开成都时，惟简还远出相送，“至刻厚意。”(苏轼《与宝月大师三首》其一)后苏轼与苏辙随父举家离蜀，北行赴京，约惟简于嘉州(乐山)相会，“及至嘉州亦五六日间，延望不至，不知何故爽前约也”。(同前其二)对这次未能与惟简见面，苏轼感到非常遗憾，怅惘之情溢于言表。

治平四年(1067年)，苏轼在川居父丧。惟简前往造访，适遇苏辙拿来《兰亭摹本》，于是，“宝月大师惟简请其本，令左绵僧意祖摹刻于石。”(苏轼《书摹本兰亭后》)同日，惟简还“以其所居院之本末”，请苏轼为之作记，于是写成著名的《中和胜相院记》。在这篇院记中，苏轼对当时佛禅界鱼龙混杂的现状作了严厉的批评。文章先写“佛之道难成”，出家人所受的“劳苦卑辰，则过于农工远矣”。他关心的问题是，佛道如此难成，为什么出家为僧者还这样多?他说：

计其利害，非侥幸小民之所乐，今何其弃家毁服坏毛发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欤?寒耕暑耘，官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师之所谓戒者，为愚夫未达者设也，若我何用是为。剟其患，专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爱其名。治其荒唐之说，摄衣升坐，问答自若，谓之长老。吾尝究其语矣，大抵务为不可知，设械以应敌，匿形以备败，窘别推堕洗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游四方，见辄反复折困之，度其所从遁.而逆闭其涂。往往面颈发赤，然业已为是道，势不得以恶声相反，则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于僧，慢侮不信如此。

此文—向被认为是“苏轼前期一篇重要的辟佛名作”，“是苏轼辟佛文章中最尖锐的一篇”。其实，苏轼在这里主要是辟伪劣之僧，而非一般的“辟佛”。在苏轼看来，这些伪劣僧人的龌龊行径及所占便宜主要有三：一日投机取巧，逃避劳作与官役之苦；二日弄虚作假，不守戒律，浪得虚名；三日故弄玄虚，以荒唐之说欺骗公众，使己立于不败。显然，苏轼“反复折困”、“慢侮不信”的，只是这些有其名而无其实的伪劣僧人，面对中和胜相院的惟度、惟简两位佛僧，苏轼却是称赞削口，非常尊崇的。同样面对僧人，一憎—爱，泾渭分明，从中可以看出苏轼对佛僧的真正态度。黄震明确指出：“作院记如此，斯忠于佛者矣。”(《黄氏日钞》卷六十二)杨慎《东坡诋佛》认为苏轼的批评，“尽古今禅学自欺欺人之病”。北宋社会，僧冗而滥，“妄庸巧伪之人，杂处其间，号为难齐。”(苏轼《海月辩公真赞引》)苏轼正是通过对伪劣之僧的声讨、讽刺与批评，以廓清佛门之“滥竽”，维护佛教的纯正。其目的是护佛，而不是辟佛。因此，《中和胜相院记》并不是所谓“辟佛名作”，而是一篇针砭佛教界时弊的护佛檄文。这是苏轼与惟简交往过程中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

居父丧期间，苏轼听从惟简“为先君舍施必所甚爱与所不忍舍者”之说，将得之于凤翔的四板菩萨画施舍出来。惟简表示要以自己的生命来守护这些珍贵的画作。他说：“吾眼可霍，吾足惟简可斫，吾画不可夺。”后经苏轼建议，惟简乃“以钱百万度为大阁以藏之”，并画苏洵像于阁中。(苏轼《四菩萨阁记》)从这件事可看出僧俗间两人情同手足的深厚友谊。

处理好父亲的丧事，苏武携家入京，此后再没有回到四川；但仍以书简等方式与惟简保持着密切联系。

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被贬谪到黄州，亲友多惊散远离，而惟简却在苏轼到黄州不久，就派徒孙悟清前来探望，并希望苏轼为成都大圣慈寺新建成的专供收藏佛经的“大宝藏”作记。苏轼回书云：“屡要《经藏碑》，本以近日断作文字，不欲作。既来书丁宁，又悟清日夜监督，遂与作得寄去。”(苏轼《与宝月大师五首》其三)这里所说的《经藏碑》即《胜相院经藏记》。在这篇记中，苏轼自称为居土：

有一居士，其先蜀人，与是比丘，有大因缘。去国流浪，在江淮间，闻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随众，舍所爱习。周视其身，及其室庐，求可舍者，了无一物。如焦谷芽，如石女儿，乃至无有，毫发可舍。私自念言，我今惟有，无始以来；结习口业，妄言绮语，论说古今，是非成败。……

所谓“有一居士”，就是指苏轼自己。在说明自己与惟简“有大因缘”、关系密切之后，苏武用更多笔墨写自己一贫如洗，没有些微物事可以施舍，所可做者惟文字语言而已。文章大量使用佛经语汇和义理概念，足见他已是—位具有较高佛学修养的居士。

自称居士是苏轼宣布“归诚佛僧”的一个实际行动，是他在黄州“读释氏书，深悟实相”(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和经常到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苏轼《黄州安国寺记》)获得的一大果报；同时，与宝月大师惟简的关心也是分不开的。故悟清返川时，苏轼修书与惟简，表示要与惟简做佛道之伴侣。信中说：“每念乡舍，神爽飞去，然近来颇常斋居养气，日觉神凝身轻。他日天恩放停，幅巾杖屦，尚可放浪于岷峨间也。知吾兄亦清健，发不白，更请自爱，晚岁为道侣也。”(苏轼《与宝月大师五首》其四)苏轼在黄州，“有吴道子绢上画释迦佛一轴”，打算送给惟简于胜相院中供养。(苏轼《与宝月大师五首》其五)苏轼又得舍利四十八粒，“元丰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以舍利授宝月大师之孙悟清，使持归本院供养。”(苏轼《赵先生舍利记》)从这些关涉佛事的交往可以看出，苏轼对成都的寺院、对宝月大师惟简是常常挂念于心的。后来悟清再受惟简之托，第二次到黄州看望苏轼。苏轼请悟清前往黄梅山常欢喜处取“唐画十六大罗汉”，悟清不辱使命：“旬有八日，清师复命，且以画来。”苏轼常高兴，于是“烧香作札”以为供奉，并作赞云：“五更粥熟闻鱼鼓，起对孤灯与谁语。溪边西钵月中归，还君罗汉君收取。”(苏轼《唐画罗汉赞》)

绍圣二年(1095年)，惟简在成都患疾亡化。其时苏轼谪居惠州，惟简弟子法舟、法荣不远万里前来请铭，苏轼遂作《宝月大师塔铭》以称颂纪念。文章细述惟简的僧路历程，历数其在成都收徒传法的多般好处，最后铭曰：

大师宝月，古字简名。出赵郡苏，东坡之兄。自少洁斋，老而弥刚。领袖万僧，名闻四方。寿八十四，腊六十五。莹然摩尼，归真于上。锦城之东，松柏森森。子孙如林，蔽芾其阴。

文章对宝月大师惟简领袖四川众僧、广泛传播佛法的佛教业绩，作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出于对惟简的崇敬，苏轼写这篇铭文时，在选用纸、笔、墨方面也很是讲究。他说：“予撰《宝月塔铭》，使澄心堂纸，鼠须笔，李庭硅墨，皆一代之选也。”(苏轼《题所书宝月塔铭》)用当时最好的书写用具来为惟简写作塔铭，表现了苏轼对惟简的恭敬和深情厚谊。

苏轼青年时代起就结识宝月大师惟简，到惟简去世时，苏轼已年届六十。在悠悠四十载漫长的岁月中，苏轼不管是春风得意，还是仕途坎坷，遭遇贬谪，总是以各种方式与惟简保持密切联系。苏轼一生结交的僧禅朋友很多，惟简是其中交往时间最长的一个。苏轼在学佛习禅方面取得比较突出的成绩，惟简的关心、影响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两人长时间建立的僧俗交好之情、乡里之情、宗族亲情和忘年之交情，都是值得人们称道赞许的。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成都)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