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秋，刚参加工作两年的吴明玉提出了“包产到户”，结果成了右派、反革命分子，被长期劳教。1979年，落实政策的吴明玉重新参加工作；1980年底，人民代表大会制恢复，42岁的吴明玉当选为四川省芦山县第八届人大代表。28年过去了，今年70岁的吴明玉依然是人大代表，从第八届到第十五届，一届也没有少。眼下，吴明玉不仅是芦山县第十五届人大代表，而且是雅安市第二届人大代表。

“在我参加革命工作的人生履历中，前20多年，我追求理想，后20多年，我追求民主。理想和民主伴随着我这一辈子。”2008年8月15日，坐在雅安市芦山县城郊区的农家小院里接受采访时，吴明玉是这样总结自己人生经历的。

50年代中期，他首先提出了“五到户”而成为“右派”

1978年12月，彪炳史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农业和整个农村经济从此进入了改革和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农业迎来了它在新时期的第一次新浪潮。以“包产到户”为发端，全国各地迅速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措施尊重了农民的选择，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从而使农民长期披压抑的生产积极性如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农业生产迅猛增长。

吴明玉的个人命运也与此大变革有着密切的关联——1979年5月12日，中共芦山县委为给吴明玉平反，恢复名誉和公职，安排到芦山县农业银行，继续从事他的“本行”。

在这个决定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包产到户第一人”吴明玉的辛酸往事，因为他是中国最早提出“包产到户”的。为了“包产到户”，他遭受到了20多年的不白之冤。

1954年10月，16岁的吴明玉从银行学校毕业分配到了芦山县工作。两年后，下派到清仁乡芦庙二溪联社当驻队干部。

“吴同志，我要退社!”刚进村的他还没有放下行李，就有人找上门来了。

“退社?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呀!”吴明玉一下懵了。他越是劝阻，闹着退社的人反而越多。这使他冷静了下来。

“你们为什么要退社?退社有什么理由?”

闹退社的人一五一十地给他算起账来，一句话，就是入社后的收入没有单干时高。

当时，吴明玉对党的农村政策从未怀疑过，但眼下农民朋友算的账又不能不让他深思起来。思来想去，他决定走村串户“解剖麻雀”。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在调查中吴明玉痛心地看到不少社员出工不出力，粮食霉烂在田里收不回来……因为是集体的，干多干少都一样。他看在眼里，痛在心头：在广大农民的思想觉悟还没有达到一定高度时，过分强调集体主义恐怕只能适得其反。于是他想探索出一条既能保住集体主义的优越性，又能发挥个人主动性的路子来。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他提出了在实行高级合作化的前提下，实行“土地到户”、“产量到户”、“工分到户”、“肥料到户”、“附产物到户”的“五到户”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办法。随后他召开了社员大会，公开征求群众意见。当他刚把自己的设想告诉大家时，会场沸腾了，以前闹着要退社的人也当场表态，“真要这样干，我也就不退社了!”

散会后，吴明玉连夜给县委写了一个报告。而后他组织社队干部编制表格，丈量土地， 忙得不亦乐乎， 只等上级批复后就把田地划分到户。然而等待的结果是县委不但没有同意他的做法， 反而认为他是在“和农业合作化道路唱对台戏” 而批评了他。受了 “委屈 ”的吴明玉，将自己的心血整理成一篇题为《含苞的花蕾——五到户》 的调查报告，投递给了 《四川日报》。

吴明玉认为自己是对的。县上批评了他，他不服，想找个地方说理，也让社会来评价评价这种做法对不对。

3个多月后，1957年2月12日，《四川日报》刊登出了他的文章(据1989年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四川省农村合作经济史料》一书介绍：这是四川省最早提出“包工包产到户”的文章)。他还没有高兴几天，随后报纸展开了讨论。讨论的结果是都不赞成包工包产到户。其理由首先是包工包产到户，实际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下的单干风，比私有制单干还多增加了集体与个体的矛盾。其次，包工包产到户与建立农业合作社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相违背的，不能通过集体劳动生产的过程来培养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会助长社员的自私心理，不代表多数贫苦农民的利益。报纸争鸣一阵后，最后总的评价是包工、包产到户利少害多。这一篇文章便成了“攻击合作化道路”的罪证。

吴明玉看了《四川日报》上的讨论文章，认为参与者多数是奉命行事，缺乏对农村实际情况的调查了解，不是真正代表多数农民说话，是教条的官样文章，并且许多论点站不住脚，不能自圆其说。于是他想起了最关心农民疾苦、最了解农村情况的毛主席。他以极其虔诚的心情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讲述了他对农业合作化实际情况的调查和提出“五到户”主张的理由，以及遭受批判的情形，并随信附上了“五到户”责任制办法的全文。

1957年8月，吴明玉以双挂号信的形式投寄了这封信。

自从吴明玉给毛主席的双挂号信投入到邮筒后，他就盼呀盼，终于，半个月后，他收到了一张盖有“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收发科”椭圆形蓝色戳记的回执。

然而这个椭圆形蓝色戳记的回执救不了他。1957年10月2日，芦山县委第一书记宣布吴明玉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说他攻击农业合作化后肥料减少，劳动力流失，社员情绪低落，这是几支毒箭，还说他提出的“五到户”办法，是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

3个月后厄运降临到了吴明玉的头上。在强制劳动改造10个月后，1958年8月他被戴上了“极右”帽子而“开除团籍、开除公职”，送至天全县硫磺矿劳动教养，后转到凉山荞窝农场、会东铅锌矿劳动教养。

作为专政对象，不知有多少次，吴明玉要让自己相信是自己错了，但现实又使他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他曾两次向毛主席寄去他的调查报告，陈述见解，但没有回音。他万念俱灰，想到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屈原。

1960年11月的一个大雪封山的夜晚，他深一脚浅一脚地闯进了二郎山天全县硫磺矿劳教队队部，对着一屋子正在烤火的管教干部高声地说： “我要说心里话， 说完了你们枪毙我好了!”

“我要说的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毛主席在农业问题上犯了错误!……”他一口气说完后，就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判决。果然冶炼车间的张主任“腾”地一下就站了起来，拉起他就往外走。吴明玉心如止水，他知道接下来的可能就是把他拉到雪地里处决了。谁知张主任却把他拉进了自己的寝室。

“啥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告诉你，中国不是你一个人的中国，谁对谁错历史自会作出结论的……”几句话使他顿时醒悟过来：我为什么这么傻?从那时起，他的人生似乎又有了追求的目标了，那就是等到历史作出结论的那一天。尽管他不知道他要等多久，但有了希望就要为“明天”好好地活下去!

春回大地：他收获着迟来的情和爱

1963年，吴明玉被摘除了“右派”帽子，解除劳教，留场就业。他开始用文学作品的形式来反映他“改革的梦想”。从此他一有空儿就趴在桌子上写个不停，不久一篇5万多字题为《向日葵》的中篇小说就脱稿了，他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主张“包产到户”受到“万人唾弃”的形象。他没有想到，就是他这篇无处发表的小说，在3年后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使他戴上了一顶更大的 “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而锒铛入狱。身心交瘁的他彻底绝望了。

他在西昌西河砖瓦厂被批斗时，躲过看守，解下裤带缚住双手，一个猛子扎下了一条人工渠。谁知人工渠的下面是西昌市自来水厂的蓄水池，他不但求死未果，反成了“企图害死西昌人民的反革命投毒犯”。西昌市造反派为“肃清流毒”，断然停止供水3天，弄得全城人心惶惶。20多年过去了，至今一提起这件事，吴明玉还内疚：“我让西昌市民过了几天提心吊胆的日子。”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春回大地。吴明玉开始申诉了。经过多方努力，他终于盼到了历史作出结论的这一天。1979年5月12日，中共芦山县委对吴明玉的申诉进行了认真的复查后，作出了“撤销对吴明玉极右分子政治结论和开除团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决定”，吴明玉重返工作岗位。

此时，吴明玉已41岁了，还是形单影只。19岁的他就当上了“全县年龄最小但问题最大的右派分子”，谁还敢靠近他?

但爱情还是和他不期而遇了。1978年，吴明玉申诉的路上与一个年轻女子邂逅。当这位姑娘得知眼前这个“老头子”为了“包产到户”而葬送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时，油然升起了对吴明玉的敬重之情。这个刚刚20岁出头的女子是雅安某单位的工人，她利用工余之际，不断安慰吴明玉，并帮他抄写申诉材料，……在长时间的接触中，她慢慢地爱上了吴明玉。当这位勇敢而害羞的姑娘向他表明了自己的心迹时，吴明玉不敢相信：“这怎么可能呢?我可是你的叔叔呀!”但也吃“人间烟火”的吴明玉在落实政策后，还是接受了她的爱。就在他们憧憬着美好未来时，那姑娘的父母站出来反对了：如果你要和吴明玉结婚，就请你跨过爸爸妈妈的尸体!那位已占据了吴明玉心房的姑娘最终只得与他挥泪告别。

记得他在“右派”队里劳动教养时，有人曾问他：“小吴，你的爱人在哪里?” “丈母娘帮我养着呢，还在上幼儿园!”

20多年前的一句玩笑，竟让他给说准了。

1980年，一位小他17岁的姑娘闯进了他的生活。高中毕业后住在芦山县城西郊家中的王崇兰，从小就听说芦山有个叫吴明玉的干部，因提出“包产到户”被打倒后仍然不服，还要上书毛主席!这个在书中才能看到的英雄，经人介绍突然出现在她的身边，她高兴极了。俩人第一次见面竟然忘了年龄上的差距，谈得十分投机。当年年底，这对有情人牵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一年后，爱情结晶来到了他们身边。他为女儿取名为“吴瑕”——就是要让她洁白无瑕，长大成才报效祖国。聪明好学的吴瑕果然不负他们的期望，1999年以芦山县文科考生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四川师范大学录取。

平时，吴明玉住在城郊幽静的农家小院内。妻子是乡里人，勤劳惯了，闲不住，总喜欢栽点这个、种点那个，所以吴明玉就陪老伴住在乡下，过着恬静的田园生活。女儿大学毕业后，在成都一所中学教书，有份专业很对口的工作，这是他们最感自豪和欣慰的。吴明玉每天上午准时从家里出发，骑一辆自行车到单位“人大代表”办公室坐坐，看看有没有给“吴代表”的信，接待来访的群众，然后回家读书。

“人大代表档案”：他见证了中国基层民主化进程

吴明玉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不久，1980年5月，邓小平同志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认为这样搞会影响集体经济的担心是不必要的。9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又进一步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形式。这可是吴明玉呐喊了20多年，并为之遭受不公正待遇而牺牲了青春年华的事呀!

吴明玉当时还不知道，在50年代，远在千里之外的浙江温州地区，有一位叫李云河的县委书记，因在全县搞“包产到户”被打成右派；而李云河正是看了1957年2月12日《四川日报》他的那篇文章后，受到启发影响才搞的。特别具有戏剧性的是：当年将吴明玉打成“右派”送劳动教养的芦山县委第一书记，后来意识到党在农村政策上的失误，在1959年如火如荼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带着县委一班人准备在全县悄悄推行“三包五到户”，谁知刚铺开摊子就受到省委点名批评，撤销县委第一书记职务，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劳动，后又被遣送回家。

吴明玉后来知道县委第一书记的遭遇后，并未幸灾乐祸喊“报应”，因为他知道，认识真理与谬误都有个过程，是真理终究会被人们肯定的。他主动拜访了这位老领导，“度尽劫波兄弟在， 相逢一笑泯恩仇” ， 两人的手紧握在一起。

当了28年的人大代表，吴明玉颇有心得。为此，他建了一个“人大代表档案”，里面有一份油印的文稿，纸张已经发黄。1980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刚刚恢复，吴明玉就当选为芦山县第八届人大代表，也是改革开放后的芦山县首届人大代表。开会前，吴明玉做了两手准备，一份口头发言稿，一份书面发言稿。如果没有机会开口，他就散发书面发言稿。

书面发言稿是吴明玉自己手工刻蜡纸油印的，标题叫《未来是青年的》，印了100份。1981年春，芦山县第八届人大代表报到的当天，他就提前在会场外发书面发言稿，见人大代表就送。有领导不高兴了，在大会上拿着吴明玉的书面发言稿，公开指责：“有些人大代表，会还没开，就擅自在会场外撒传单。目无领导，不讲规矩。”

在会上吴明玉重提“五到户”，又成为大会的焦点，有人质问他：“二十几年前你就提出这个办法，难道你比中央还高明?”当时， 充满了火药味。

那时， 也许在领导心目中让你当人大代表， 就是让你举手而已。

也就是在那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在全场一致举手同意的情况下，只有“开不了口”的吴明玉一人举手表示弃权。

事后有好心人告诫他：“别这样出风头。”吴明玉一笑而过，“连自己的观点都不敢表达，还敢代表人民说话?”一句话，让那人噎住了。

敢说真话，好打抱不平的秉性不改，吴明玉得到群众的拥戴，连续7届被选为县人大代表，2001年雅安撤地设市，选举第一届市人大代表，已经退休的他榜上有名，第二届换届，连选连任，被誉为“人大代表专业户”，人称“吴代表”。

吴明玉的“ 人大代表” 不是白当的， 村民插秧争水打架，他到田坎边调解； 搬进新房喝不上自来水，他“讨伐”自来水公司；有公司“挂羊头卖狗肉”，毁林开荒，他上书市、县人大常委会……今年70岁的吴明玉虽然早就退休了，但单位领导看他比上班时还忙，经常有群众找他申诉，于是专门给他安排了一个“人大代表”办公室。

从自己乡下的农家小院骑自行车到“人大代表”办公室，需要20多分钟时间。每天上午8时许，吴明玉准时从家里出发，他从院中推出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与家人打打招呼，便骑着自行车走上了乡间小道。不时有农民老远便亲切地呼喊道：“吴代表”。老吴微笑着与他们打着招呼，有时还跳下自行车，站在路边随意聊上几句。

笔者走进吴明玉的“人大代表办公室”，只见茶几上、办公桌上四处堆放着各种提案和人民群众的来信以及申诉材料，旁边放着一本《芦山县党政机关电话号码簿》。他正在处理一件房产案。申诉人将芦山县有关部门告上法庭，在申诉书中开篇部分，申诉人白纸黑字写着：“申诉人要求法庭准许芦山县人大代表、芦山县信用联社退休干部吴明玉同志参加听证。”可见“吴代表”在老百姓的心目中的地位。

有人好意劝他，“你是全国提出‘包产到户’的第一人，你应该找一下有关部门，把这个问题落实下来，也算是对历史有一个完整的交代了。”但在吴明玉眼里，个人荣辱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只要看到党的富民政策落到实处，只要看到‘包产到户’这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稳定下来，我还有何求?实事求是地说‘包产到户’是农民朋友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只不过是我充当了他们的代言人罢了。”

28年人大代表生涯，吴明玉自然有很多感受。他始终忘不了28年前的一幕，偌大的会场，只有他一人投弃权票。“在芦山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评议政府工作报告时，那时是举手表决，在大家一致举手同意时我垂手而立；当问到有没有弃权的时，只有我一人把手高高举过头顶，当时大家就像看怪物似的盯着我。后来从无记名投票发展到按铃投票，我更坦然了。”说到变化，吴明玉深有感触，“民主化的进程，从议案回复就可见一斑。以前是可回可不回，后来是冷冰冰地回复，而现在不但有回复，而且文中还有了商量口气。”吴明玉几乎保存了历次议案的回复，他拎出档案袋，“这算是我个人的‘人大代表档案’吧，它见证了我国基层民主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