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合肥晚报》2011年9月7日第B7版，作者：张继合，原题：道德劫匪

如果说江湖豪杰，自然是清一色的男子汉，殊不知，这个圈子里还有身份奇特的当代女性，比如，最醒目的一位，当属“东汉才女”——班昭。毫不夸张地说，班昭的确像个“美女劫匪”，她拿出了正统的儒家思想，极为细腻地规定了妇女的行为规范，无论什么人，都得乖乖地遵循她的指点和训教。

班昭是东汉著名的才女，她与班固、班超是一奶同胞。虽说，这位旷世奇女在史学和文学方面很有造诣，但是，她亲自捉刀的《女诫》(又称《七诫》)，则变成了中国历代妇女的行为规范和精神枷锁。这个温柔、典雅的女子，无意之中充当了一名剽悍的“劫匪”，她替男人们绑架了自己无辜又无知的女同胞。

林语堂在他的英文版著作《吾土吾民》讲到了唐代、元代的两位“烈女”：“在9世纪时，就有一位寡妇，得到儒教的男性信仰者极大的赞扬。她当时正在伴随着自己丈夫的棺椁回乡的路上。一个客店老板拒绝让她进入客店，拉住了她的胳膊。她于是认为胳膊已被玷污，随即将它砍掉了。元代的另一位寡妇也受到了人们的极大敬仰，因为她拒绝让郎中察看她溃烂的乳房，她也因此而勇敢地死去了。大部分此类故事可见于个朝代官方撰写的文书。其中有专门的章节叙述伟大女性们的一生，与伟大的男性们并列。一位以自杀保卫自己贞洁的妇女，往往有机会在文学上以某种形式留下芳名。”

道德的绳索大部分是男人强奸人意；也有女性自己的一厢情愿，其中还有些讨好、献媚的情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臭名昭著的《女诫》，它的作者就是《汉书》的作者史学家班固的亲妹妹——班昭。这是一个多事的女人，她那七篇《女诫》明显具有取悦时世的功利色彩。

《女诫》从头到脚大约1600字，她开门见山就讲“卑弱”，接下来就触翻了垃圾口袋，絮絮叨叨地说辞扑面而来：“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私事，不辞剧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谓执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静自守，无好戏笑，洁齐酒食，以供祖宗，是谓继祭祀也……”

这些都是《后汉书》上的记载，可见是得到官方赏识的；《女诫》里还有“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等内容，事无巨细，备录翔实，似乎天下倒霉的事，都让女人们主动包揽光了。

班昭大量引用《礼》的格言恐吓说：“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又心满意足地表示：“得意一人，是谓永华。”这不是给自己上眼药吗?《女诫》毫不留情地把女人被界定为寄居动物，除了男人，世界上什么也没有，包括她们自己。

也难怪男人们会滋生玩偶心理，女性柔弱、温顺、曲从而美丽，这绝对是充当玩偶的天赋条件，虽说班昭曾有“夫妇之道，参配阴阳”之类的明白话，但是，阴阳的平等从来就没有实现过，被抬举成列女也好，被抛弃为玩物也好，女人横竖是说了不算，不能自己做主。烈女与荡妇谁能看到自己的来世，谁能兑现今生的得失利弊?史书上的表彰与谴责不过是用五百年前的手搔一千年后的大腿，毫无实际意义。男人们却非常在乎这些令“乱臣贼子惧”的文字，而那些缠着小脚、守着活寡、做着女红、遭着白眼的列女，在这方面的热衷也毫不逊色，她们以极端的行为来证明自己的贞洁与忠诚。

胳膊被牵，乳房走光，居然妨碍到生死，自认为被侵犯的烈女，不惜慷慨赴死，这种极端的报复和自卫方式，同样得到了官方的褒扬与推崇。看来，当事人完全陷入了难以自拔的“邪教”思维：不把人当人——尤其不把女人当人，不把她们如花似玉的生命当作生命。鼓励牺牲，唆使死亡，无论其原始动机如何，都属于“邪教”。班昭的《女诫》就属于邪说，她把青春年少、魅力四射的女子，活活逼作了毫无生趣的花瓶、美丽苍白的玩偶。

烈女们死了，很慷慨。男人们和那个社会依然活着，他们以别人痛苦的手，抚慰自己的无聊，充其量也就是茶余饭后说道说道，唏嘘热闹一番了事儿。即使敕建一百座贞节牌坊又能怎样?烈女还是与草木同朽。

最令人感伤的是丢了性命的傻大姐儿们，她们骨子里以为：女人天生就是男人的仆从、家庭的奴隶，社会的规范、家传的道德、经义的宣讲都是字字珠玑，永远也不会有错。于是，死，便是殉道，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安息在耶稣的怀抱里。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们共同营造起来的道德秩序和行为规范，简直超越了教义对信众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