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民族危机日趋加重，甲午战争一役，更给中国带来巨大震动，亡国、亡种乃至民族文化的毁灭顿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康有为以极大的爱国热忱，奔走于救亡活动，而保教又是其活动的中心内容之一。康有为自谓：“仆之急急以强国为事者，亦以卫教也。”康有为所说的“教”乃是孔教。孔学本无“教”之称，被改造成“孔教”亦自康有为始。“光绪十四年，长素至京师，上书请变法，格不达。次年会里，始言孔子创教。”他著《孔子改制考》，则是“特发明孔子为改制教主，六经皆孔子所作，俾国人知教主，共尊信之。”自此，康有为亟亟奔走于立教、保教，在《上清帝第二书》中，他更提出“传孔子之道于外国”的建议，其论曰：“设‘道学’一科，该科之有高才硕学、欲传孔子之道于外国者，明诏奖励，赏给国子监、翰林院官衔，助以经费，令所在使臣领事保护，予以凭照，令资游历。若在外国建有学堂，聚徒千人，确有明效，给以世爵。余皆投牒学政，以通语言、文字、测绘、算法为及格，悉给前例。”从而发出了向海外传播儒学之先声。

{/b}{b}一、以建立孔教和向海外传播孔教与基督教抗衡

康有为向海外传播孔教思想的产生，在相当程度上是受基督教传教的刺激。近代以来，基督教教会以空前规模与态势进入中国。和基督教相比，传统儒学，虽自西汉以来，逐渐被捧上所谓的“独尊”地位，但实际上在组织力和制度化上，却远远无法和基督教相抗衡。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比较耶稣教、天主教、希腊教、犹太教等教的传播状态，认为，“诸教人数比之，二十四年耶稣教多至若是，而吾教未尝有传教士推广，日澌月变，所忧滋大，教变而国亦从之矣。”又说：“泰西以兵力通商，即以兵力传教，其尊教甚至，其传教甚勇，其始欲以教易人之民，其后以争教取人之国。”正因为如此，康有为欲创立孔教，以体制化的孔教与基督教抗争。他的设想是：“令衍圣公开孔教会，自王公士庶，有志负荷者，皆听入会，而以衍圣公为总理，听会中士庶学行最高者为督办，稍次者多人为会办，各省府县，皆听其推举学行之士为分办，藉其名于衍圣公。衍圣公上之朝，人士既众，集款自厚。听衍圣公与会中办事人，选举学术精深、通达中外之士为委员。”“教会之名，略如外国教部之例，其于礼部则如军机处之与内阁，总署之如理藩院，虽稍听民举，仍总于衍圣公。”孔教成立后，便可以“国教”之尊与教皇定约、定律。因“教皇无兵无舰，易与交涉”，而双方处在一个等势的地位。衍圣公还可“派人驻扎彼国，直与其教皇定约、定律，尤宜措词。”交涉更为直接。这样，不仅国内处理教案“皆有定式”，“小之无轻重失宜之患，大之无借端割地之害，其于存亡大计，实非小补。”而且，形成一种与基督教对等对抗的实体力量。在建立孔教会的同时，康有为还建议，仿效基督教跨海传教的方式，到海外传教。尤其在海外华侨中争取阵地。正如其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所言：“若南洋一带，吾民数百万，久隔圣化，徒为异教诱惑，将沦左衽，皆宜每岛派设教官，立孔子庙，多领讲学生分为教化。将来圣教施于蛮貊，用夏变夷，在此一举。且借传教为游历，可诇夷情，可扬国声，莫不尊亲，尤为大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