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淑真(约1131年前后在世)，宋代女词人，一作淑贞，号幽栖居士。朱淑真生于仕宦家庭，其父曾在浙西做官，家境优裕。幼颖慧，博通经史，能文善画，精晓音律，尤工诗词。素有才女之称。相传因父母作主，嫁给一文法小吏。因志趣不合，婚后生活很不如意，抑郁而终。

相传朱淑真作品为其父母焚毁，后人将其流传在外的辑成《断肠集》(诗)2卷，《断肠词》1卷及《璇玑图记》，辗转相传，有多种版本。

其诗词多抒写个人爱情生活，早期笔调明快，文词清婉，情致缠绵，后期则忧愁郁闷，颇多幽怨之音，流于感伤，后世人称之曰“红艳诗人”。作品艺术上成就颇高，后世常与李清照相提并论。

朱淑真词继承晚唐、五代词风，又接受了柳永、周邦彦等人的影响。语言清新秀丽，善于运用委婉、细腻的手法表现优美的客观景物和个人的内心世界。陈廷焯说：“朱淑真词才力不逮易安，然规模唐、五代，不失分寸。”(《白雨斋词话》卷二)魏仲恭说，朱词“清新婉丽，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岂泛泛者所能及”(《断肠诗集序》)。

朱淑真的诗真实地反映了她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由于婚姻不如意，她写有大量描写个人寂寞生活和抒发内心痛苦的诗篇，如《愁怀》：“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东君不与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以及《长宵》、《冬夜不寐》等，都流露了一种“珠泪向谁弹”，“闷怀脉脉与谁说”的孤独之感。朱淑真诗歌的题材还是比较广泛的，她用诗歌记游、赠答，并表达客居异乡时对“亲帏”、“亲庐”的怀念。她还写了一些咏史诗，议论历史，品评人物，都很有见地。如《项羽二首》、《陆贾》、《韩信》、《张良》、《晁错》等，赞颂了“盖世英雄力拔山”的项羽、“能将新语悟宸衷”的陆贾、“男儿忍辱志长存”的韩信、“功成名遂便归休”的张良、“一言请削独干诛”的晁错。她《自责》诗写道：“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流露了对于妇女所受的封建束缚的愤慨不平。她还常常表现出对于蚕桑、农事和人民生活的关怀，写有《苦热闻田夫语有感》、《喜雨》、《新冬》等诗。她还作有许多写景咏物诗，湖光山色，四季景物的变易，都被她艺术地再现于诗歌之中。

朱淑真书画造诣相当高，尤善描绘红梅翠竹。明代著名画家杜琼在朱淑真的《梅竹图》上曾题道：“观其笔意词语皆清婉，……诚闺中之秀，女流之杰者也。”明代大画家沈周在《石田集·题朱淑真画竹》中说：“绣阁新编写断肠，更分残墨写潇湘。”由此可见，其能力非寻常深闺女子可比，当与李清照并驾齐驱。朱淑真，她的诗作受到市民的激赏，却在死后遭到父母的焚烧(据魏仲恭《断肠诗集序》)。她显然是英年早逝的“问题美女作家”。

从“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愁怀》)来看，她的婚姻是不幸的，因此，有些作品泄露了婚外恋情，被一些学者剥夺著作权，包括“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样的名句著作权也给了男性诗人。

但是，她的作品还是存有大胆露骨的香艳镜头：“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缠绵于情爱连时间也不管了，“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犹如今人当街亲吻一般大胆。

朱淑真的书写并非追求事功，纯粹是表现心志。她用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用女性本色化的语言风格生动形象地表现封建社会初始觉醒的女性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朱淑真闲暇时笔耕不断，表现自己从事书写的酸甜苦辣。朱淑真书写时心中充满矛盾，但字里行间却透露着对知音的渴望，对自我才华的肯定，对自我实现的期待。

她不满足于在闺阁中“绣折金针”而达到“四德”中“妇功”的最高标准，而是跃跃欲试，期望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男性“磨穿铁砚”可以实现人生立德、立言等理想，而她只能在闺阁中等待“春雷”，可是这声“春雷”始终没有在她面前响起。面对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朱淑真只有通过阅读和写作来聊以自慰了。

广泛的阅读陶冶了朱淑真的情操，不停的写作又开掘了她文学艺术创造的才能。更为重要的是，阅读与写作激发了朱淑真在封建礼教下蒙昧的女性意识，提高了她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能力。但是，朱淑真生活的时代，女子所拥有的自由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十分有限。朱淑真像其他朝代的女性一样仍然生活在男权社会的种种束缚中，只是比其他朝代的女性多了几次去墙外“放风”的机会。但她又是一位有独立人格意识和反常思维习惯、并且有艺术天赋的初始觉醒女性。正如魏仲恭在《断肠集序》中所说“天资秀发，性灵钟慧，出言吐句，有奇男子之所不如”。觉醒后，朱淑真的精神更为痛苦。宋代社会造就了朱淑真，让她为爱而生；可这个社会又不能接受她，最后她也因爱而死。由于时代的限制，朱淑真的人格觉醒与叛逆主要体现在爱情方面，她无法走出闺阁，在社会的舞台上实现人生的价值。这是朱淑真的悲哀，也是封建社会所有知识女性的悲哀。因此，她的写作带上了浓重的女性悲剧色彩。

(责任编辑；昭君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