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羊城晚报》2011年10月7日第B05版，本文系杨天石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演讲节选，整理：赵鹏，原题：《从蒋介石日记看国共关系》

杨天石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百年潮》杂志主编，专业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史、中华民国史及中国国民党史。著有《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等书。

我是杨天石，很高兴第三次来到广州，跟朋友们分享我的研究成果。关于蒋介石这个人，对他的两极评价，容易让我们看不到一个完整的蒋介石。通过日记，或许能提供一个观察中国近现代史的全新角度。

青年时代：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愤青”

蒋介石少时的理想是游历欧美，“十月革命”后，开始学习俄文。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访学时，曾见过蒋介石写的俄文单词，很是工整。他曾经留学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日本也很流行，并兴起了一股空想社会主义的热潮，叫“新村主义”，蒋介石曾一度想在家乡浙江奉化进行试验。为此曾经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说过，读马克思的著作竟然“久而久之，竟不忍释卷，越读越有兴趣”“要救中国，关键是要把资本家杀光”。

在苏联的几个月期间，正值列宁病重，他看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内斗，看到了苏联政治中“排斥异己”的风气盛行，对苏联的政治充满失望。

回国后，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内的左派。我们通篇看完《孙中山全集》，都找不到“联共”这个词，而在国民党内最早提出“联共”的是蒋介石。至于为什么北伐后期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原因很复杂，其中包括蒋介石和汪精卫的领导权之争。

抗战时期：一度想合并共产党

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让国共反目，两党结下血海深仇，到1937年的十年间，国共两党一直在围剿与反围剿之中撕扯。1936年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与共产党合作抗日。1937年2月，他在日记中破天荒写道：“(我们要)开放党禁，实行政党政治，以本党为中心，吸收余党。”对待共产党使用了“收容”一词，表露了他想合并共产党的想法。

日本打着“反对共产主义”的旗号侵略中国，曾多次派人找国民政府接触，希望同蒋介石合作。对此，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敌人(日本)以共产主义为第一对象，希望以本党本人为刽子手，希望国内自相残杀，使中国成为第二个西班牙，我要严防。……(以后)对共产党要放宽，使尽其所能事(打击日本侵略)。”

内战时期：与共产党彻底决裂，曾想扣留毛泽东

日本投降当夜，毛泽东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连续发了七封电报，命令各地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蒋介石见状急忙发了一条电报，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待命，日军只可向国军投降。对抗战胜利果实的分割，成了国共两党新的争夺点。

这时，蒋介石电请毛泽东。毛泽东到重庆后，受到国民政府的极高礼遇。蒋介石当时制定的对毛政策是“诚恳、忍耐”，并提出让共产党削减军队，编制限制为12个师，而毛泽东则提出要保留48万军队，保持在华北五省的势力范围。蒋介石大为震怒，在日记中写道：“我以极诚对待毛(泽东)，毛据此提条件……‘共匪’诚不可以理喻也。”

后来，对毛泽东的态度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四字方针变成了“扣留、审判”。蒋介石权衡了各方的利益，最终作出了这个决定，在日记中称毛泽东为“汉奸”。

但后来再三考虑，对毛泽东又一次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四字方针变成了“授勋、礼送”。蒋介石给毛泽东颁发了抗日勋章，“礼送”毛泽东回了延安。

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之后，蒋介石因不同意变“总统制”为“内阁制”从而撕毁了政协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改原则”，国共内战不可避免。日后，蒋介石败退台湾。

台湾时期：“反攻大陆”与民族主义

刚败退台湾期间，蒋介石拟定了数十个反攻大陆的计划，甚至还起草好了反攻时的“告中共士兵书”。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蒋介石开始跟苏联方面接触，共谋推翻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国民党政权当时驻墨西哥的大使陈志平和苏联驻墨西哥大使暗中谈判。苏联驻英国的一个名叫维克多的记者也亲自到了台湾与蒋介石方面进行接触。

1969年3月，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中苏之间的战争似乎一触即发。7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恢复大陆领土主权问题，俄共入不能与我等先解决，如其阳为合作，阴无诚意，则不可合作，否则清军入关，对于吴(三桂)洪(承畴)之欺诈，当引以为戒。”10月17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我政府自当静观其内部变化，决不在此时反攻，以免俄共侵占华北，以制造另一个傀儡政权。”

从这里可以看出，蒋介石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宁可放弃“反攻大陆”的好时机，也不当吴三桂、洪承畴。

70年代后“反攻大陆”无望，蒋介石积极建设台湾，发展科学和教育。后人多认为台湾经济的起飞是蒋经国的功劳，其实蒋介石时代已经奠定了基础。

纵观蒋介石的一生，有功有过，每个人对他的评价都不一样。有人称他为“人民公敌”，有人认为他是“中国的救星”。蒋介石领导了北伐，领导了抗战，一生坚持“一个中国”，是值得后人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