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先请读一则短讯，是1972年2月24日合众国际社记者海伦·托马斯的报道：

轻松愉快的尼克松总统今天在灿烂的冬天的阳光照耀下的中国长城上说：他到这里来谋求“一个开放的世界”的访问可能使得把人类隔开的城墙毁掉。

在长城(在北京郊外五十六公里)以及后来在北京西北的群山环绕的地下陵墓(那里埋葬着明朝的十三个皇帝)尼克松夫妇周围簇拥着一些中国摄影记者、中国的低级官员和中国游览者……

三个胖胖的、红红脸蛋的小女孩身穿红色、粉红色和蓝色罩衣为尼克松夫妇表演了跳绳，她们的小辫上都打着蝴蝶结。

1972年初，我在一个街道小工厂担任政工干部。一天接到上级通知，要我们挑选十名“政治上可靠”的人去参加一项重要的外事活动。当我们来到街道革委会大会议室时(现在叫街道办事处)，里面已经聚集了很多人，有工厂的、学校的、幼儿园的老师。听了动员报告后，才知道这次重要的“外事任务”是扮作游客参加接待尼克松访华时游览长城和定陵的活动。大家既兴奋又紧张。紧张的是：美国过去一直是中国的头号敌人，突然间握手言和，人们一时在心理上和认识上还转不过弯来，生怕在行动中说错话、办错事、犯政治错误!

依稀记得军管会李代表在动员报告中接待工作几条原则里，有“不卑不亢，落落大方”这样的话。怎样才是“不卑不亢”呢?于是暗自商议：行动上远离，不说话为佳———游览时远离美国人，问话时装作听不懂。

许多任务是怎样布置的已经记不清了，好像说不要穿工作服，因为是去“游览”，尽量随意些。其实那时的衣服不外兰灰黄几色，也随意不到哪儿去。

一个多星期后，几辆大轿车把我们近百人拉到了长城和定陵进行“游览演习”。我这才发现车上还有不少小学生和幼儿园的孩子们。由于是“演习”，没有美国人来，大家的心情都是轻松的。我们近百人开始攀登，渐行渐散地按要求相对固定在某一地域内“游览”。大约半个小时后，我们又集中到出发地登车，开赴十三陵。在十三陵的“游览”活动中，人们比在长城时更少了些拘谨，一些人在散步中交谈说笑，一些人开始认真观看文物，更有一些人干脆在石桌石凳上打起扑克牌来，全然忘记了这是一次“政治活动演习”。

谁都没有想到，这种随意却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在“演习”后的第三天，我们近百“游客”又被集中到街道大会议室，军管会李代表在总结中传达了上级领导的指示：还要再随意些，还要再像游客些。他还表扬了打扑克牌的几位同志很自然等等。

大约半个月后，我们又进行了第二次“游览演练”。由于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再加上有些作法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因此这一次的“效果”比上次更好、更“像”了。一些人，特别是女同志，把家里压箱子底的花棉袄穿了起来，还有些人把带些色彩的毛线手套、围脖及帽子都戴了起来。除了服装有了显著的改变外，“游览活动”的随意性也增强了，有人带了羽毛球在稍微空旷的地方打了起来，我印象最深的要数那几个扎着蝴蝶结的女孩子了，她们在一些人的围观中，跳起了橡皮筋!(这就是开始让您读到的外国记者报道中提到的“三个胖胖的又红红脸蛋的小女孩”，不过他把跳皮筋误写成了“跳绳”!)1972年2月23日夜，一场大雪降落了下来。第二天一早，我们又集中到了几辆大轿车上，但不知为何汽车迟迟没有出发。十多分钟后，我们又都被召唤下了车，集中到了空场上，一位领导模样的人大声地说：大家都看到了，昨夜下了一场大雪，长城上的雪比城里更大些。上级领导认为，这样的大雪天长城上不应有太多的游客，因此决定至少减去一半人。这样，前面几辆车继续出发，而后面几辆车的同志们今天就不去了!他马上接着说到：不去的同志们辛苦了，我代表上级领导感谢你们!今后如有同样的活动，还会请你们参加的!(这位领导真的没有食言，在随后马耳它总统明托夫访华时，我们又一次去扮游客陪游长城、十三陵。)我们很幸运地被安排在前面车上。但是这次真实的“陪游”却没有什么好写的，因为我不论在长城还是在十三陵所分配到的“游览”的区域，尼克松总统夫妇都没有去，甚至连经过都没有!后来的总结会上有几个“花絮”倒还可说上几句。我印象较深的有两件事，一是当美国客人看到大雪后还有人在石桌上打扑克时，好奇地走过去围看，而那几个兄弟居然照打不误，对美国客人置之不理，为此被批评为“不礼貌”!二是法新社记者在报道那几个跳皮筋的女孩“红红的脸蛋”时说“显然是擦了胭脂”!(涂脂抹粉那时可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还了得!)李代表在总结会上笑着“正名”：经查实，这几个女孩本来就是红脸蛋，再加上天冷受冻就更红了，没有抹什么胭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