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后，毛泽东两次重病发作，如何向全党全国交代林彪问题，像一块巨石压在毛泽东心上

林彪叛国出逃的“九一三”事件，给毛泽东以很大的刺激，使他半个月中衰老了很多，像是变了一个人。从1971年9月到1972年2月，他两次重病发作。之后，他的身体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

事实上，毛泽东这次的重病，既是肌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根据毛泽东的警卫长陈长江的回忆，毛泽东此时脸色苍黄，一脸阴霾，是焦躁，是困倦，使人难以琢磨。他看到卫士们不像往日那样主动说话，问这问那，而是不管见了谁，都板着面孔，没有一句话说，心情沉重。毕竟，如何向全党全国交代林彪的问题，已成为一块巨石压在了毛泽东的心头。显然，仅仅依靠“文革”前期那种宣布又揪出一个暗藏的反革命集团的方式，是远远无法令全国、乃至全世界信服的。毕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林彪正是他一手扶植起来的接班人。就在传达林彪集团罪状的过程中，不断报来各地出现的不同反应：国家计委军代表苏静向局级以上干部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时，出乎意外地没有遇到以往那种高呼口号热烈响应的场景，而是面对死一般的沉寂，良久，干部中甚至还响起了哭泣声；某野战军连队传达通知时，甚至有战士当场愤怒地拉开枪栓，要打死台上那个“诬陷林副主席”的“坏蛋”。如此种种，无论是“哀莫大于心死”还是拒绝承认现实，各种反应都传递着一个令人窒息的信息——毛泽东自己必须向全国有个检查交代。

苦思后，毛泽东出席了陈毅同志追悼会，并说邓小平和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个重要信号

毛泽东终于下决心对自己的错误有所表示。以批判林彪为形式，他多次有保留地承认并纠正了自己的一些错误，做出自我批评，指示纠正了“文革”前期制造的“二月逆流”、邓小平等冤假错案，并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负责人，谈话中反映了他“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矛盾心态：

毛泽东(指着叶剑英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周恩来：后来搞大树特树绝对权威，也是树林彪的，李作鹏搞了一个讲话就更厉害了，简直不像话了。

毛泽东：问题搞清楚了，是林支持的，搞了一个什么“五一六”，打倒一切。搞得这些人不能够检讨到家，抬不起头来。八届十二中全会，陈毅尽往自己身上泼脏水，我说你不要讲了。杨勇是怎么一回事?廖汉生为什么要抓?杨勇这个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对我说过，事后又不承认……人还是少杀一点好。我们对反革命不杀，保存起来对党有益，因为他们是活证据嘛。国民党抓刘少奇、审判刘少奇的人，抓陈伯达、审判陈伯达的人还活着，这些都是证据嘛。

虽然历史证明，林彪与“五一六兵团”毫无干系，“二月逆流”事件也主要是江青一伙搞的，但重要的是，毛泽东以这个方式间接宣布了为“文革”前期蒙冤的老帅们平反，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也从关押中被释放。

由于尚摸不清毛泽东这一表态的真实意图，叶剑英一直没有向曾被诬蔑为 “二月逆流黑干将”、身患癌症的陈毅传达毛的这些意见。直到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再次对前来商谈工作的周恩来、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叶剑英才匆匆赶到病床前告知病危弥留之际的陈毅。然而，陈毅已经不省人事，几个小时后便与世长辞了。

1月10日，毛泽东亲自出席了北京八宝山陈毅追悼会。他对张茜流着泪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立了功劳的。”“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在八宝山这次谈话里，毛泽东还当众提到了邓小平，把邓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相提并论，说邓小平和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信号。在场的周恩来立即暗示陈毅的亲属把这个评价传播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

毛泽东仍然怀疑有人利用这一事件向他发难，他需要一个与这一事件毫无关系的人，他想起了当年埋下的“棋子”

从1969年被“战备疏散”到江西，邓小平一直很谨慎地潜居乡下。和同时被打倒的刘少奇不同，他通过汪东兴实际上和毛泽东保持着间接的联系。这种状况当然是按毛泽东的意图安排的，他在那里埋下了一个可以制约林彪的棋子。而邓小平也很注意不卷入政治漩涡。1971年11月6日，邓小平获准第一次听传达中央文件，就是关于林彪出逃一事。两天后，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信，对林彪 “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表示“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他借此机会申明，在江西“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做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在多事之秋，这种“守规矩”的表态是邓小平争取复出的最好方式。这封信也是林彪事件后正在孤寂中的毛泽东很愿意看到的，虽然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在林彪事件后一再表示拥护毛泽东，但他仍然怀疑究竟哪些人还与林彪有暗中的联系，或是准备利用这一事件向他发难，他需要一个彻底与这一事件毫无关系的人。因此，邓小平的信很快得到了良性反应。毛泽东质问汪东兴：“你怎么不管人家啦?”指示：“他的事还要汪东兴管。”并且把邓小平来信批印中央政治局。往来的鸿雁传书，终于在第二年有了结果。

1972年8月1日，邓小平听了第四次传达林彪事件的报告后，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揭发批判林彪的来信做出批示，予以肯定。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当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邓小平复出指日可待。

毛泽东的反思和自我批评虽然没有在整体错误方针上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但确实使周恩来在一个时期内掌握了否定文革的主动权

从1972年起，毛泽东先后在一批受到诬陷和打击的老干部及家属的来信上分别作出批示。他在批示中做自我批评说：“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还特别批准了陈云、王稼祥要求进行经济和外事调查工作的来信，又专门指示周恩来，谭震林“还是好同志，应当让他回来”。

1973年12月12日至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肯定朱德是“红司令”，并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毛泽东还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予以了否定。

1972年6月，他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第一次对外点了林彪的名，又批判极“左”派说：

我们这个国家也有人骂我们，说是整了“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我们这里早几年天下大乱，全国各地都打，全面内战。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100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外交部)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的“左”派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没有多少问题，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其目的是想见上帝。摔下来了，见上帝去了。

12月，他对刘建章家属反映监狱中搞 “法西斯审查”的来信批示说：“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1973年1月，李德生传达了毛泽东针对破坏民族政策现象做出的指示：“政策问题多年不抓了，特别是民族政策。现在地方民族主义少些，不突出了，但大汉族主义比较大，需要再教育。”

尽管毛泽东的这些自我批评和指示并没有在“文化大革命”的整体错误方针上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也未反映出完全清醒的认识，但毛泽东的这些表态，确实使周恩来在一定时期内掌握了否定 “文革”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