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今古传奇·纪实版》2008年第6期 作者：佚名 原题为：绵里藏针邓小平

对于被全军公认为“黄金搭档”的刘邓，他们的部下有许多描述：

刘邓两人互相尊敬，互相信任。邓小平常说：“刘司令员年老体弱，司令部要特别注意哩!有事多找我和李达参谋长，他是我们的军事家，大事才找他决策。”刘伯承则经常把一句话挂在口边：“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文武双全，我们大家都要尊重他，都要听政委的。”刘伯承还有句口头禅：“政委的话，就是命令。”

刘邓虽然有分工，但也时常越界过问，两人都毫无芥蒂，全力维护对方的威信。一次，指挥所及其通讯设施需要向地方政府找大车搬运。刘伯承事前调查只需借5部大车，结果承办人员向当地政府要了25部大车。刘伯承大怒，质问负责人员：“你说只要5部，现在为何又要了这么多?这是破坏军民关系嘛!群众会骂我们的。”他来不及跟邓小平商量，就下令召集干部训话。有人底下嘀咕：“这是邓政委负责的事，他发那么大的火干嘛!”邓小平主动站在台下，认真听取刘伯承的严厉批评。刘伯承讲完后，邓小平马上走上台，说：“师长抓的是涉及军民关系、军民团结的大事，刚才的批评很重要，是一场及时雨，把我们发热的头脑浇冷了。希望大家回去认真研究传达，保证不重犯这样的错误。”有意见的同志一看政委恭敬的样子，也就不敢再吱声了。

邓小平自到129师后，一直称刘伯承为师长。开始人们以为，邓小平是称呼刘伯承的职务，后来刘伯承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和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后，邓小平还是称呼他为师长。有人不解其故，询问原因。邓小平说：“我称呼刘伯承同志为师长，是尊敬老师的意思。”在长期的合作中，邓小平始终抱着虚心求教的态度，礼待师长。当“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格言风行全国，并被上升到“猫论”和“摸论”的哲学高度时，邓小平说：“这不是我的发明，这是我从刘伯承同志那里听来的两句话。”

刘伯承既把邓小平看作生死与共的搭档，也把他当作同乡的亲密兄弟。几乎每个129师或二野的将领都可以讲出这方面的许多事例。一次，邓小平带一个团到太岳区布置工作，中途要经过敌人严密封锁的白晋线，相当危险。刘伯承行前作了周密的安排，还不放心。邓小平偷越白晋线的那天晚上，刘伯承通宵不眠，亲自坐在作战科值班室守候电话，直到东方露红，陈赓在电话里报告邓政委安全抵达太岳区，刘伯承才安心地去睡觉。

刘邓的友谊不止于公事，还延伸至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家庭。

刘伯承是邓小平和卓琳的证婚人之一。1939年8月，刘伯承、邓小平一起从太行山赴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到延安后，邓小平与时任保卫局长的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邓发热心快肠，见邓小平自离婚后仍孑然一身，发誓要替他找一个漂亮姑娘。一有空闲，邓发就拉着邓小平到处转，在战友的热心帮助下，邓小平还真的找到了漂亮的意中人——卓琳。

邓小平与卓琳的婚礼在杨家岭毛泽东的窑洞前举行，同时举行婚礼的还有组织部长孔原和许明。出席婚礼的佳宾都是未来共和国的中流砥柱。这些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突然童心大发，捉弄起新郎来，拼命地灌酒。很快孔原就被灌醉了，丢下新婚的妻子，在洞房里酣然沉睡。而素来酒量小的邓小平有敬必喝，竟然不醉。当时，很多人都称邓小平海量。其实这是有人做了手脚。当酒阵刚摆开阵势时，刘伯承见来头不善，就对邓发说：“你们要想个法子帮小平一下，新婚之夜冷落了新娘子总是不好。”于是邓发与李富春合谋，弄了一瓶白水充酒，才使邓小平免出洋相，不然一样会醉倒。

邓小平长子的名字也是刘伯承帮助取的。那是1945年，刘伯承、邓小平两家同住在涉县赤岸村一个院子里。一天闲聊时，卓琳对邓小平说：“咱们的孩子都两岁了，总叫胖胖可不成!该取个大名了。”

邓小平一想也是，说：“我们给儿子取名叫‘太行’吧，邓太行。”

刘伯承在一旁乐得笑出声来。邓小平又一想，发现不妥，刘伯承的儿子已经取名“刘太行”了。他对刘伯承说：“是啊，不能都叫‘太行’。师长，你的儿子占了我们儿子的名字，你得给咱胖胖取个名。”

刘伯承说：“这是政委的事，与师长没有关系。”

邓小平说：“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嘛!你就取一个吧。”

听见邓小平这样说，刘伯承认真起来，他把胖胖叫到身边，用毛笔写下“朴实方正”四个大字，说：“这孩子长得朴实方正，叫‘朴方’如何?”

邓小平、卓琳都说好，这样邓朴方的名字就叫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