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折戟沉沙温都尔汗》，作者：王海光，出版：九州出版社

1966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成了毛泽东的接班人，实际上成为党中央惟一的副主席。会议的选举结果虽没有公布，但事实上在党内外已等于公开化了。“以林副统帅为光辉榜样”的强势宣传，随着“三忠于”、“四无限”的造神运动，遍及城乡，深入老幼。

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多数老的领导干部不是被打成“走资派”，就是犯了路线错误，不是被打倒，就是被批判。没挨整的八届中央委员所剩无几。特别是反所谓的“二月逆流”之后，又一批南征北战、功勋卓著的建国元勋们被批判，十大元帅中没问题的仅剩林彪一人。

在一片“炮轰”、“火烧”声中，林彪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帅身份号令天下，“紧跟”毛泽东的资望影响更是无人可及。在1967年中央下发了关于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在第一条中就提到“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这种借群众之口的通报，更能有巨大的宣传效应。

1968年3月，林彪又伙同江青，调唆毛泽东，制造了“杨、余、傅”事件，打倒了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进一步扫清了他在军队里的障碍。而被他打倒的人越多，就越能证明他的“正确”。这正是那个时代的荒谬。

“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动乱，使惟一能维持秩序的力量军队的地位突出出来了。从1967年起，解放军奉命“三支两军”(支持“左”派，支持工业生产，支持农业生产；军事管制，军事训练)。在军队的维持下，各地勉强停止了武斗，成立起“革命委员会”。1968年9月，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它的主要领导成员大多是军队干部，实际是“军管会”的变种。军人集团的力量在动乱中崛起。正如当时所言：“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实际是为召开九大的预备会。按毛泽东这时“文化大革命”搞三年，明年夏季结束的打算，九大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的收尾阶段的大会。这自然是林彪、江青一伙认为趁机捞取政治权力的重大机会，是权力再分配的大会。因此，他们在会内会外都加紧了活动。

1968年7月21日，康生亲笔写了一封给江青亲启的绝密信，送上康生排列的第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定为“有问题”的占总数的71%。在193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里，88人被列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7名被列为“靠边站，尚未列入专案”，29名被列为“有错误的或历史上要考查的”。

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59人，仅占总数的30%。而扩大进来的“中央文革”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解放军主要负责人等多达74人。甚至还有不是党员的造反派头头也参加了会议。

全会一开始，就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策划安排下，分组围攻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围攻所谓历史上“一贯右倾”的老同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不断遭到批判，甚至有时连请假写检讨也不允许。

康生给这些老同志扣上“反毛主席”，“否定延安整风”，“为王明路线翻案”等罪名。

江青把“中央文革”搞乱军队的罪责转嫁给这些为稳定党和军队而抗争的老同志，颠倒黑白地诬蔑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乱军”。

谢富治攻击说，“朱德同志从到井冈山的第一天起就反毛主席”，“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的”。

黄永胜诬蔑朱德“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野心”，“想当领袖”；诬蔑聂荣臻“一贯搞山头主义，搞独立王国，突出他个人，搞反动的多中心论”；诬蔑叶剑英是“二月逆流的俱乐部主任”；诬蔑徐向前“没有做过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

吴法宪当面对朱德说：“你当了一辈子总司令，实际打仗的都是毛主席，因而你是个黑司令，不是红司令。”

攻击这些老同志的目的，是要搞臭他们，破坏他们的威信，消除他们的政治影响，为开九大时不把他们中的多数人选进政治局而作舆论准备。实际上是为九大的召开定政治调子。各地在传达全会精神中，大多点名批判了参加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黄、吴、叶、李、邱利用他们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把攻击老帅们的材料扩散到军队系统和有军代表的地方单位。

10月20日，林彪在全会上讲话，竭力歌颂“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他宣称“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10月26日，林彪又讲话美化“文化大革命”。他大讲历史上有四次文化大革命，“第一次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影响两千年。但同我们这次比较起来，微不足道。是小巫见大巫，没什么了不起的。”“第二次是资产阶级的意大利的文化，到十四五世纪，以文艺复兴进入了繁荣时代。”“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这三次都没有毛主席领导的这次文化大革命伟大。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最大最大的一次。”中国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国家”。

林彪这些新提法，再一次表现了他在推行“左”倾理论方面的创造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林彪对世界历史知识的无知，更没有抵御“左”倾理论的思想能力。而是认为林彪有水平，有创见，有新意。

全会通过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搞的假材料《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从组织手续上完成了打倒刘少奇的程序。

1969年4月1日，九大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采取了特别严格的保密措施。代表们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透露会议情况。开会时，代表们从地下通道进入会场。会议自始至终笼罩着狂热的个人崇拜气氛。毛泽东在开幕式上一出现在主席台上，全场就“掌声雷动，经久不息”，长时间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有的代表情不自禁地手挥“红宝书”，跳起了“忠字舞”。毛泽东一开口讲话，便全场响起雷鸣般的万岁声。毛泽东一个简短的开幕词，竟被万岁声打断十数次。在小组讨论会上，时时把讨论的发言变成了集体跳起“忠字舞”来，一些年龄很大的代表也跳个不停。

毛泽东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要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文化大革命”已使得党内团结和各项工作形成了严重问题。

大会先通过主席团名单，推举大会主席。这时毛泽东搞出了个戏剧性的场面。他突然提出：“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马上惊慌地站起来，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紧张地连连摆手，“不好!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的举手。”全场立即举起手来。于是，毛泽东没再推辞，并建议林彪任大会副主席，周恩来任秘书长。

九大主席团的排列也是颇耐人寻味的。在毛泽东左边就座的是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文化大革命”代表人物，在右边就座的是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等老同志。

林彪在大会上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按党内惯例，宣读政治报告都是党的一、二把手的事情，表明了林彪在党内的突出地位。

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肯定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且高度评价了林彪。“总纲”中写道：“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堂而皇之地写入党章，在现代政党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创举。这是权力承继关系向封建化的倒退。

江青、康生为把林彪写入党章，不遗余力地鼓吹。江青在九大前夕一次讨论党章的会上，说：“林副主席的名字还是要写上，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康生在大会发言中说：“新党章明确规定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关系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是我们党和国家永不变色，彻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永远沿着毛主席革命航道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

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林彪当选为副主席，陈伯达、康生成为政治局常委。林、陈、康占据常委5席中的3席。江青、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在21名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一伙及其追随者达12名，占据多数地位，在党中央里掌握了很大的权力。

林彪的势力和权力地位在九大发展到了“顶峰”。

经过十几年的经营，林彪从整倒了罗瑞卿、贺龙，到批“二月逆流”的老帅们，可以和林彪抗衡的主要对手都被他一剪除了。林彪在通往最高权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已基本清除。林彪名正言顺地成了写入党章的法定接班人。

林彪通过“文化大革命”，形成了自己的班底。军队的主要权力基本掌握在林彪及其亲信手里。其主要成员在九大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开始由军权向党权过渡。而且，通过“三支两军”工作，不少党、政和地方的许多实际权力控制在他们手里。这样，从军内到军外，从中央到地方，已开始形成了以林彪为首，以黄、吴、叶、李、邱为主要骨干的帮派体系。林彪到达了他的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