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又名怀中，字华生，湖南长沙县人，伦理学家，教育家，杨开慧的父亲。曾赴日本、英国留学。关心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一批进步青年，鼓励他们努力向上，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最后导致新民学会成立。任北京大学教授期间，协助蔡和森等筹措赴法勤工俭学旅费，介绍毛泽东去北大图书馆工作，以“欲栽大木拄长天”诗句明志。著有《劝学篇》等文，译有《西洋伦理学史》等书。他最钟爱的两个学生：蔡和森和毛泽东实现了他“欲栽大木拄长天”的宏愿。

杨昌济，1871年4月21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清泰都隐储山下的板仓冲，名怀中，字华生。伦理学家，教育家。1898年就读于岳麓书院，不顾山长阻挠，毅然加入进步团体南学会，努力宣传新学、新政，赞同谭嗣同的“以民为主”的政治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避居家乡，研究经世之学。无论是研究学问还是做人，都具有坚忍精神，他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着力，常欲以久制胜。”他的这种精神，学子们称为“达化斋法门”而竞相仿效。

正当杨昌济隐居乡间，感到彷徨苦闷、前途渺茫的时候，他的好朋友、著名革命党人杨毓麟从日本写来了一封信，要他东渡日本，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1903年农历2月初，他从长沙乘船漂洋过海，奔赴日本。

杨昌济回国时，正值立宪派政客谭延督湘，谭见杨昌济学识渊博，又先后留学“东洋”、“西洋”，在教育界具有一定声望，为网罗人才，便想请他出任湖南省的教育司长。可是，经过近十年留学生涯的杨昌济，在国外耳闻目睹了资本主义国家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的状况，深感中国教育的落后，人才的缺乏。因之，他无心参政，决心以教书育人为己任，走教育兴国的路子。于是，他推辞说自己久居国外，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同时又缺少行政才能，谢绝了谭延闓的聘请，而选择了一个冷冷清清的职业———当了一名学校教师。先后应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等学校之邀，在长沙任教五年之久。

在湖南高师从教期间，杨昌济以“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悠悠万事，无此为大”。他除了引导学生研究哲学，树立向上的人生观，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改良社会，改良人心风俗之外，还与大家一起讨论“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等问题。而所有这些活动的结果，促使了中国著名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的成立。可以说杨昌济是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他引导蔡和森、毛泽东等走上民主革命之路。

在第一师范教书期间，杨昌济的学生数以千百计，但却对毛泽东尤其欣赏。泽东探求“宇宙、人生、社会”大本大源的执著精神，顽强的意志，非凡的胆识，特殊的领导和组织才能等令杨昌济刮目相看，在他的日记中评价毛泽东“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之间的情谊日渐加深。杨先生不仅以他的哲学和伦理学思想，熏陶了毛泽东这个青年学子，尤以他高尚的人格、廉洁的节操和严谨的治学精神，赢得了毛泽东的衷心敬佩与爱戴。毛泽东日后称他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师”，“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杨昌济经常以爱国和进步的道德思想教育学生，引导他们做有益于社会的光明正大的人。杨昌济教育学生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和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精神，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并善于“自理其身”；要能够耐得住清贫和寂寞，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都不自甘沉沦。

杨昌济还教育学生要注重身体力行的作用，他认为一个人要想树立一种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就必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讲求实际。他还认为，要做到身体力行必须珍惜时间，兢兢业业地按时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并强调“凡事有可今日为之者，即宜今日为之，断不可留待明日，有因一日之迟而误事机者矣。且明日又有明日当为之事，今以今日当为之事留待明日，是先夺去明日一分之日力，而明日当为之事必有不能即办者矣。如此逐日积压，事愈多而心愈纷，如欠债然，将终身无有肃清之一日”。杨昌济的这些话语充满了时代的紧迫感，激励着一代青年人去自强不息地奋斗。

毛泽东对杨昌济评价极高，称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他一生以发展教育为己任，“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