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0年12月，在“两案”(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判中，法庭对吴法宪秉承林彪旨意，诬陷、迫害贺龙元帅一事进行了法庭调查。

吴法宪承认，1966年8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听取他对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情况汇报时，林彪对他说：“你们这个会贺龙插手了。贺龙这个人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你要警惕和防备他夺你的权。”林彪随即让吴法宪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送给他。9月3日，吴法宪将写好的材料送给林彪。

9月2日，林彪还打电话给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不要只高兴罗瑞卿倒了，要注意贺龙，这个人是罗瑞卿的后台。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他插手海军的问题尽快写个材料交给我。”像吴法宪一样，李作鹏当然也遵旨照办。

林彪为什么策动吴法宪、李作鹏诬告贺龙呢?表面上看，吴、李是林彪线上的大将。实际上，是因为贺龙对林彪通过吴法宪、李作鹏搞派别活动有了正面冲突。

1965年底，在林彪、叶群的策划下，罗瑞卿被罢官。林彪欲借口抓“罗瑞卿分子”，搞掉一批不听他使唤的干部。于是，吴法宪、李作鹏分头在空军、海军开始行动。

7月11日，中央军委常委讨论空军问题时，贺龙严厉地批评吴法宪：“只报喜，不报忧……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许多东西是假的。”与会的老帅们均站在贺龙一边。林彪自知情况不妙，马上以退为进：“海空军的问题要解决，但目前的班子以不动为好。”贺龙不为所动：“根据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个别的可做些调整嘛!”矛头明确指向了林彪的爱将吴法宪、李作鹏。这无疑触到了林彪的敏感神经。

林彪还担心，他在1937年1月写给贺龙的一张纸条会成为一颗定时炸弹。当年国共合作抗日的时候，蒋介石曾于1937年1月在洛阳召集第二战区军官会议，林彪、贺龙等几位八路军师长随同朱德、彭德怀去出席会议。林彪曾给贺龙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蒋介石是有抗战决心的，我们回部队后可吹吹风。”此时，林彪觉得对他知根知底的贺龙已成为他阴谋篡权的障碍，因此积极策动吴、李诬告贺龙。

二

而1967年2月14日，武汉市财贸干部外语教员晏章炎的一封诬告信，让林彪等人如获至宝。信中说：“1933年，(在湘鄂西的)贺龙主动要求投降。蒋(介石)派熊贡卿去后，贺龙要求当军长，蒋介石只同意让他当师长，贺龙嫌官小没有谈成。怕事情暴露，为了灭口把熊贡卿杀了。”

6月13日，林彪、叶群派人到武汉进行了调查。

调查人员发现了1934年3月17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就此事给党中央的专门报告。报告中说：“去年12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发觉和揭露来人之阴谋，……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尽管该报告与晏章炎的说法完全相反，但在调查人员的授意下，晏章炎又写了一份与上次内容完全相同的所谓“揭发”材料。这个晏章炎就是当年经办此事的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的儿子。

7月12日，该材料以贺龙“通敌未遂”上报中共中央。9月7日，叶群在一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提出：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严重，要立案审查。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发言支持。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

三

另外，1968年3月，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李仲公将两封据称是贺龙早年的“亲笔信”交给了参事室，并提出要向周总理报告，和周总理本人单独谈。事情的起因是：3月20日，驻国务院参事室军代表王炳辉召集参事室造反队负责人开会，布置发动参事们揭发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历史问题。在3月25日的参事全体会议上，王炳辉进行了动员。之后，就有了李仲公提交的材料。参事室接到材料后，感觉此事非同小可，当即向总理联络员郑凯做了电话汇报，郑要求将原信马上送到总理办公室。

1927年3月，蒋介石曾经派时任其秘书长的李仲公到武汉“拉拢”贺龙，而贺龙先是佯装有兴趣与蒋联络，待李真的透露底牌时，却将李仲公抓了起来。考虑到各方关系，贺龙将李转押给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总指挥唐生智。“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号召揭发贺龙，他便自行伪造了贺龙向蒋介石的乞降信，诬陷贺龙。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下令重新调查李仲公提交的“贺龙求降信”的真伪。经过艰难的调查取证，1974年9月23日得出结论：“求降信”所用纸墨是1940年以后出产的，也就是说，李仲公1968年春交出的两封信是伪造的。

四

1969年4月的九大，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了党纲。一天，贺龙用手指着毛泽东和林彪的合影照说：“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指林彪)的问题，而是这个人(毛泽东)的问题了。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我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个话的。”

可惜，两个月后的6月9日，贺龙被迫害致死，含恨离开了这个世界。直到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才专门发布文件，为蒙冤去世的贺龙恢复了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