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史上，有这么一位人物，从一介武夫到位极人臣，从前清忠臣到洪宪皇帝，叱咤中国政坛，风云一时。他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北洋军阀鼻祖，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他既是驾驭天下、历尽艰难险阻的“弄潮儿”，也是违背历史潮流的“窃国大盗”，他身上折射出历史转折时期一代人的苦闷和彷徨。

袁世凯生活的那个时代，中国面临着5000年来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各种矛盾都交织到了一起。袁世凯四起四落，饱尝了政治的辛酸苦辣，总是在各种政治漩涡中不断权衡，这才杀出重围，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人生之路。

壹

袁世凯，字慰庭，号容庵，1859年9月16日出生在河南项城的一个世代为宦的大家族。因袁世凯出生在项城，故被人们称之为“袁项城”。

袁世凯是父亲袁保中的小妾刘氏所生，在家中排行老四。当时，袁世凯的叔父袁保庆年逾40，但膝下无子，于是，袁保庆将袁世凯过继为嗣子。

1866年，袁保庆被朝廷任命为山东济南知府，他便携带家眷前去履任。一切安置完毕后，袁保庆聘请了一位颇有名望的秀才王志清，作为袁世凯的启蒙老师。然而，从小娇生惯养的袁世凯对上学并不感兴趣。

袁世凯虽然不认真读书，但对武术却十分喜爱，他希望将来能成为一名威风凛凛的大将军。13岁的袁世凯，曾作过这样一副对联：“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他的两位老师看后都觉得惊奇，认为袁世凯年龄虽小，但志向远大。

1873年7月，袁保庆不幸得了霍乱病，死在江宁(今江苏南京)盐法道任上。随后，袁世凯和他的养母牛氏一起扶柩，回到了老家。

这个大家族很快就分了家，袁世凯分得的土地大多都在陈州(令河南淮阳)，于是他便定居在陈州。为了打发终日的寂寞时光，他创办了“丽泽山房”“勿欺山房”两个文社，效法古人以文会友。文社的房屋和经费均由袁世凯包办，他对参加文社的人提供酒食。这样一来，附近各县的文人墨客纷纷前来，一时间文社人才济济，十分热闹。在一次诗评会上，袁世凯作了一首诗：

不爱金钱不爱名，大权在手世人钦。

千古英雄曹孟德，百年毁誉太史公。

风云际会终有日，是非黑白不能明。

长歌咏志登高阁，万里江山眼底横。

袁世凯吟罢，自然获得了掌声，大家纷纷要求再来一首。袁世凯略假思索，随口吟道：

人生在世乱如麻，谁为圣贤谁为邪?

霜地临头凋蒲苇，风云满地起龙蛇。

治丝乱者一刀斩，所志成时万口夸。

郁郁壮怀无人识，侧身天地长咨嗟。

接着大家评论这两首诗，都盛赞袁世凯大志必成大器，或封侯拜相，或黄袍加身，不会久居于人下。袁世凯也得意洋洋，他把自己比作《水浒》中的宋江，认为自己总有一天会功成名就。

有一天，袁世凯正在屋里读书，忽然有一位秀才造访，袁世凯热情接待。来人自我介绍说；“在下徐世昌，天津卫人，现在淮宁县署当塾师，因久闻袁公子大名，特来相会，自愿参加文社，以便向兄弟们请教。”二人通过接触，相互间留下了好感，于是两人结成把兄弟。

徐世昌，字菊人，原先也是富豪子弟，因家道中落，不得已沦为教书先生，但此人不甘久居人下，正欲进京赶考，只因囊中羞涩，便向袁世凯说明原因。袁世凯慷慨解囊相助，拿出纹银百两。这百两纹银帮了徐世昌的大忙，他十分敬佩袁世凯的为人，便说：“日后若能及第，定当报答。”

后来，徐世昌果然春风得意，连中双元，于1886年考中进士，成为翰林院编修。及至袁世凯发迹后，徐世昌也成了袁世凯的心腹和最重要的谋士。

贰

袁世凯经过3次科举考试，连个举人也没有捞到，无奈之下，他只好走通过军功取得官职的道路。当时李鸿章盘踞北洋，掌握清政府的军事、外交大权，袁世凯的家族与李鸿章及其集团的关系由来已久，道光末年，袁世凯的祖父袁甲三、曾国藩、李鸿章都在北京做官。公元1853年，袁甲三和李鸿章一起随吕贤基到安徽督办地主团练，一在淮北，一在淮南。袁甲三死后，其部众大都为李鸿章所收编，成为了淮军的一部分，袁世凯的父辈袁保恒、袁保庆、袁保龄等都在李鸿章的手下任过职。

袁世凯觉得当时十分显赫的李鸿章是遥不可及的，他只好率“家旧部数十人”前往山东登州，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吴长庆(1829-1884)，字筱轩，安徽庐江人，与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订兄弟之好”。袁保庆死时，吴长庆渡江收殓，“扶棺痛哭”，帮助料理后事。因此，当袁世凯率人来登州时，吴长庆乐意收留，备加照抚。

袁世凯善于钻营，在吴长庆及其幕僚面前，总是“谦抑自下”，极表恭顺，又时常伪装忧国忧民，作慷慨激昂之谈，很快取得了吴长庆等人的好感，被称为“有造之士”。随即袁世凯又被提拔为庆军营处帮办，踏上了仕途的第一步。1882年6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清廷派吴长庆率兵镇压，袁世凯随军前往，从此开始了其在朝鲜的政治生涯。

朝鲜与中国山水相连，自古唇齿相依，朝鲜局势的变化对中国有直接的影响，而清政府和朝鲜又有封建“宗藩关系”。吴长庆受命前往朝鲜，仓促出发，军务非常繁忙，一切筹划都靠张謇，而张謇最得力的助手就是年轻的袁世凯。袁认为这是个出人头地的好机会，便极力表现自己。当先锋队营官表示不习海战请求稍缓时，吴长庆大怒，下令将该营官撤职，并任命袁世凯代理。袁世凯受命后，马上部署登陆，两个小时之内完全就绪，吴长庆对其大加夸奖。袁世凯为了整顿军纪，杀了几个人，也得到吴长庆的赞赏。但军中不少人却对此不满，作诗讽刺说：

本是中州假秀才，中书借得不须猜。

今朝大展经纶手，杀得七个人头来。

袁世凯原本默默无闻，在镇压兵变中却大显身手，不但得到了吴长庆的信任，也为朝鲜国王所看重。袁世凯借机向朝鲜官员吹嘘中国洋务派练兵求强的“成绩”，主张由中国驻军训练朝鲜军队，先练500人，最后递增到4000人。得到朝鲜国王同意后，他与朝鲜官员一起成立了练兵所，“草创章制，编选壮丁”。在袁世凯的组织和推动下，朝鲜新军训练进展迅速，并成立了“镇抚营”，拨归袁世凯，“指授一切教练事宜”。

后来，朝鲜发生了政变，袁世凯亲率清军一营驻守王官，以“监国大臣”自居。他给李鸿章写了一篇长达数千字的报告，洋洋得意地大谈镇压政变的细节。李鸿章接到报告后，又喜又惊。喜的是袁世凯能随机应变，在军事上、外交上能周密部署，巩固了清政府的“宗主国”地位，惊的是担心得罪日本，问题严重，不易处理，于是便将袁世凯查办。袁世凯本想邀功请赏，没想到招致各方面的指责，成了众矢之的，不仅升官成了泡影，而且连现在的位置都有倾覆的危险。在内外夹攻下，袁世凯采取了以屈求伸的策略，托故母病，请假获准，回到陈州“隐居”。其叔袁保龄对此举十分赞赏，说“凯侄脱身归里，觉此子狡绘，亦复胜其痴叔矣”!

半年后，在叔父袁保龄的周旋下，李鸿章拟保荐袁世凯为清朝驻朝鲜的商务专员。袁世凯一到天津，李鸿章就接见他说：“今如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等汝登场矣。”袁要求带兵前往，李鸿章笑着说：“韩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专等汝登场矣。”李鸿章对袁世凯的器重信任，由此可见一斑。

对李鸿章的越级提拔，袁世凯感激涕零，立即上书表示仰赖之情，说：“卑府才力鸳下，深惧弗克胜任，惟有仰赖声威，敬谨从事，以期不负委托至意。”袁保龄也深感此次“攉太骤，任太隆”，上书李鸿章表示：“两世受恩，一门戴德。”同时，指示袁世凯说，此后对“内意帅意(指清廷和李鸿章)均在用心察看，但有几件事办顺手，则令闻日彰，声望渐起矣”。又告诫说：“临事要忠诚，勿任权术，接物要谦和，勿露高兴，庶几可寡尤傅。”

袁世凯到朝鲜赴任后，日、俄、美、英等国都在觊觎着朝鲜的权益。特别是日，本，不仅在军事上作了充分准备，而且也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袁世凯对国际大势却浑然不知，仍然用权术来维系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当时，朝鲜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曾流传着一首凄惨悲凉的民谣：“金搏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

在日本侵略军源源不断地开往朝鲜之时，深感孤立无援的袁世凯以病相挟，打动了李鸿章，终于获准离开朝鲜。不久，袁世凯又被李鸿章“交吏部带领引见”，派军机处差遣，以备顾问。

叁

善于钻营的袁世凯，很快得到了军机大臣荣禄的赏识，接办定武军，开始督办新军，光绪皇帝也破天荒地召见了袁世凯。

袁世凯认为，身居乱世，有兵就有权，要想保住自己的权力就必须训练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在得到皇帝的授意后，袁世凯亲自拟定了“新建陆军”的营制、饷章和聘请外国军官的合同，上呈“督办军务处”。此外，他又请人帮忙写了一部兵书，俨然以军事理论家自居，博得了“知兵”的好名声。公元1895年12月8日，清廷正式颁布上谕：“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既经王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创办，一切饷章著照拟发支。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夷，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积习，惟该道是问，凛凛甚之!”

1895年12月16日，袁世凯前往天津小站接管“定武军”10个营，作为改练新军的基础，“定武军”原来只有4000多人，袁世凯接手后，派人到各地招兵买马，将队伍扩充到7000人，并奏请把“定武军”改名为“新建陆军”，这就是“北洋军”的前身。

袁世凯在官场上摸爬滚打十几年，非常清楚若想在尔虞我诈，倾轧激烈的政治舞台上站稳脚跟，再一步步爬上去，必须做到一要有靠山，二要有资本。在动乱年代，最重要的

资本就是军队，只有把这支“新建陆军”训练好，使之发挥维护大清王朝统治的作用，他自己才有飞黄腾达的保障。曾国藩如此，李鸿章也是如此。所以，袁世凯一到小站，即“每日与士卒共奔走”，事无巨细，无不亲躬。

为了使士兵卖命，袁世凯还让幕僚编了一些顺口溜，让士兵们背诵，灌输封建理论、升官发财的思想，如《劝兵歌》：“为予当尽孝，为臣应尽忠。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一要用心学操练，学好本事好立功；二要打仗真奋勇，命该不死自然生……你若常记这些话，必然会把头目升；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留情。”

此外，袁世凯还经常施点“小恩小惠”，比如亲自监发军粮，防止各级官员克扣，取得士兵们的好感。同时，袁世凯又养了一批文人谋士，让他们经常对士兵们宣讲经史大义，灌输“忠君”、“效忠袁大人”等思想。时间一长，士兵们的头脑中只知有袁世凯，不知有国家、朝廷和皇帝了，“新建陆军”也就成了袁世凯后来向上爬的强大“资本”。1897年，因为练兵有功，袁世凯被清廷晋升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

后来，袁世凯进人军机处，曾向张之洞传授自己练兵的秘诀：“练兵的事情，看起来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主要是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服从就吃刀。”这与“胡萝卜加大棒”的理论十分相像。

肆

袁世凯进入军机处后，加紧勾结弈勖，拉帮结伙，争权夺势，党同伐异。1908年9月15日，是袁世凯的50大寿，慈禧赏给他不少物品，百官也都送了贺礼。这时，御史江春霖出面弹劾说袁世凯借“做寿”之名，广收礼物，结党徇私。慈禧虽未处分袁世凯，但却将他召人皇官，严加训斥。袁世凯惊恐万分，谢罪时不慎跌伤右腿。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几乎同时“晏驾”，本来就与袁世凯有矛盾的载沣当上了摄政王，他以裒世凯有“足疾”为由，命令袁世凯“回籍养病”。次年1月6日，袁世凯只好仓皇离开北京。到车站送行的只有严修和杨度两人，那情形冷清得像隆冬的北京天气一样，袁世凯的心情也悲凉到了极点。回望北京，他感慨万千。他记得15岁那年，他随叔父进京，那时一心想通过科举考试博得紫袍玉带，可是时乖命舛，两次均名落孙山。没有办法，他只好另辟蹊径，在异国立功，杀人官场。一晃20年过去了，他殚精竭虑，像狐狸一样窥视着朝廷上下，终于爬上了万人仰慕的高位。可是，转眼之间他就被摄政王载沣像皮球一样一脚踢开。

惊魂甫定，袁世凯觉得自己并没有输光。他认为自己还拥有一支谁都不敢小觑的北洋军，在有枪就是王的时代，谁也奈何不了他袁世凯。载沣这个人软弱无能，新登基的溥仪年幼无知，这样的搭档怎能坐稳江山?自己迟早会重返朝廷、掌握相印的，现在的大清离开我老袁是玩不转的。

袁世凯带着两位小老婆没有回到老家项城，而是在河南彰德府(今河南安阳)停留下来。这里不仅有山有水，而且地处晋、冀、鲁、豫四省要冲，交通发达。袁世凯在这里买了幢别墅，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

新改建的袁府，豪华气派，从外表看就像一座城堡，四周是非常坚实的高墙，高墙的四角又是坚固的炮楼。在院子里，辟有茶园、果园、瓜园，还饲养着一大群鸡、鸭、猪、羊。园子里分为9个院落，每个院落都是四合院，都有一条鹅卵石小道通向大花园。在大花园内，有精致的亭台楼阁和假山，种植着从附近搜罗来的奇花异草。在园中，还有一个10亩大的池塘，引洹水人工开凿而成，池子里栽满了荷菱，还养着鱼蟹。袁世凯将整个花园取名为“养寿园”，并把园中的楼堂亭榭分别取名为“五柳草堂”“洗心亭”红叶馆”“乐静楼”“谦益堂”“临洹台”“枕泉亭”“碧峰洞”“澄淡榭”等。

在养寿园里，袁世凯养禽弄蔬，怡然自乐，时而与文人墨客吟诵风花雪月，诗酒唱和一时而穿上蓑衣，戴着斗笠，在池中垂钓，时而与家人饮宴，共享天伦之乐。在这一时期，袁世凯还出了一本《圭塘介和诗》，其中有几首，在今天看来，还是写得很不错的，如：

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

开轩平北平，翻览太行低。

——《登楼》

一

身世萧然百不愁，烟蓑雨笠一渔舟。

钓丝终日牵虹蓼，好友同盟只白鸥。

投饵我非关得失，吞钓鱼却有恩仇。

回头多少中原事，老子掀须一笑体。

二

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

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

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自题渔舟写真》二首

从上面的诗中，我们不难看出袁世凯的内心世界和志向气度。表面上看，他对名利非常淡泊，不想再涉足仕途，乐天安命了。实际上，袁世凯绝不会真的娱情山水。当时朝野的要人不断前来看望袁世凯，如段祺瑞、冯国璋、段芝贵、赵秉钧、张勋等，更是争趋访谒。

袁世凯遥控着北洋新军，仍然是北洋集团的“无冕之王”。为了处理往来的电报和信札，他每天都要花上将近两个小时，以便迅速掌握各方面的信息。他像一只时刻准备出山的猛虎，窥视着国内的政治风云变幻，等待着适当的时机。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了起义，消息传来，清廷内部一片混乱，只好让盟昌督师。萌昌虽然是陆军大臣，但从未涉足军队，更是无法指挥北洋军打仗。这时，湖南、陕西等省也相继宣布“独立”，清廷慌了手脚，急令袁世凯出山，担任湖广总督。然而，老谋深算的袁世凯觉得时机不成熟，便以“旧病足疾，迄今尚未痊愈”为借口，继续在养寿园里抱着他的“病脚”，拒绝出山。他一边养精蓄锐，一边在“黄鹤楼上看翻船”，坐观清廷与革命党人相互惨斗，两败俱伤。

伍

袁世凯一方面仍然在洹上村里垂钓，“抱膝长吟”，一方面派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向弈劻“孝敬”了一大笔银子。另外他又通过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向清廷提了6个条件：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开放党禁；宽容武汉起事人员；授以指挥前方军事全权；保证军饷充分供给。总之，就是要载沣向他交出全部权力。

1911年11月1日，在内外压力之下，“皇族内阁”宣布辞职。紧接着，清廷便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令他迅速到北京组织“责任内阁”。于是，袁世凯掌控了清政府的一切军政大权。这时，全国各地义旗纷举，革命运动风起云涌。袁世凯觉得清王朝的败亡大局已定，于是他便变换手法，双管齐下。一方面他勾结列强和国内立宪派。争取他们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利用革命党人的软弱性，向他们施加压力，进行“讨价还价”式的和谈。

1912年1月12日，袁世凯亲自入官，向溥仪小皇帝和隆裕皇太后陈述利害：如果不实行共和制，南方不答应，列强也要干涉，到那时皇族也就灭亡了。隆裕皇太后素来软弱，她见大势已去，只好答应了袁世凯的条件。另一方面，他又骗得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信任。3月10日，袁世凯的阴谋得逞了，他在北京宣布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在袁世凯镇压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之后，国内暂时没有了与他抗衡的对手，所以袁世凯更加骄傲自大。他将中华民国的军政大权完全集中于一身，迅速向帝制迈进。先是下令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接着就公布了他自己炮制的新宪法。根据新的宪法规定，总统任期10年，可以连选连任，并且下任总统，也由袁世凯推荐。这样一来，袁世凯实际上成了终身总统，并有权指定接班人。

尽管如此，老袁仍感到不过瘾。他让参议院以“国民大会总代表”的名义，两次呈上“推戴书”，拥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大皇帝”。在经过一番“推让”后，袁世凯于1915年12月12日发布“申令”，接受帝位。并表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以显示自己当皇帝是根据“民意”。

1916年元旦，袁世凯在“新华官”正式接受了百宫的朝贺。然而他的种种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使一些原先对他抱有幻想的人，也看穿了他的真实面目。蔡锷和唐继尧首先宣布云南“独立”，组成“护国军”，又发布了《讨袁檄文》，斥责袁世凯“背食誓言”、“叛国称帝”等19大罪状。不久广西、陕西、浙江、广东等省也先后宣布“独立”。

在北洋集团内部，袁世凯也众叛亲离，许多亲信感到恢复帝制无望，因而各谋出路。段祺瑞和冯国璋都是袁世凯手下的大将，他们都想当大总统，因此对老袁称帝一开始就反对。连他的半生好友徐世昌也对他的一意孤行搞帝制不满，悻悻地挂冠而去。

1916年3月，冯国璋等人联名致电袁世凯，要求他取消帝制。见了这封电报，袁世凯气得半死，觉得自己真的是“四面楚歌”了，只好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恢复民国。袁世凯从开始称帝到取消帝制，仅仅当了83天的“闭门天子”，连登基大典也没有举行，便被拉下了马。从此他一病不起，到6月6日清晨，袁世凯气绝身亡。

提起袁世凯，人们往往把他等同于“窃国大盗”，这未免有些脸谱化、绝对化。纵观袁世凯的一生，他应该是个功过参半、毁誉均沾的人。任何一个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都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都有其复杂性、多面性。即使是圣贤伟人。要想找出他们的缺点和错误，也不是很困难；即便是巨奸大恶，也不一定件件干的都是坏事。对于袁世凯，我们既没有必要美化他，也没有必要进一步歪曲他，应该还原一些历史的真实。

大清王朝最后10年推行新政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废除科举，实行新的教育制度，而促使大清政府当机立断的是袁世凯和张之洞。在经济领域，袁世凯也制定了不少好的政策，如鼓励强化制造业和加工业，统一货币等等，这一切都使民国初年的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在改制方面，袁世凯曾经对冯国璋说：“我现在的地位与皇帝有何区别?所贵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耳。我的大儿身有残疾，二儿想做名士，三儿未达时务，岂能负天下之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害他们。”这段话，言辞动人，使人觉得袁世凯似乎已经参透人世炎凉，深得做人出世之道。遗憾的是他背弃了这一初衷，走上了另一条不归路。倘若他能以民国大总统善终，他在历史上所背负的骂名也许要少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