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岁前不读周作人”。周作人太复杂了，他不同于鲁迅，他的复杂在于思想不易被人们所理解。今年5月6日是周作人逝世40周年纪念日，怀着对这位特殊的历史名人的好奇，记者对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进行了专访。

周作人一生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一是苦雨斋，二是鲁迅。在那个“南鲁迅，北知堂(周作人)”的时代，他的学识甚至一度被认为超过鲁迅，但就是这样一个被认为思想超前的人，竟一朝失节，而将后人丢在了对其绝美文笔的留恋与对其民族气节缺失的鞭挞的矛盾中。

时光退回到127年前的清代末年，光绪甲申年十二月初一，即1885年1月16日，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周作人出生了，那一年，中法战争以中国签订屈辱条约为结束。在那个内外交困的时代，整个国家、民族正无可避免地走着历史的下坡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处于整体崩溃的前夕。

安逸童年

待到鲁迅、周作人这一代出世时，原本富足的周氏家族正由兴至衰，尽管往日的豪华排场已经消尽，但也依然可以不愁吃，不愁穿，过着精神与物质都有余裕的消闲生活，从小周作人就习惯了这种安逸的局面。从15岁起，周作人看到兄长鲁迅在南京读书，每每读到兄长的家书，对外面的世界甚为羡慕，于是，周作人1901年秋到南京水师学堂。1906年随鲁迅赴日本留学，与鲁迅一起编译《域外小说集》，后入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

周作人从绍兴离开后，就一直在鲁迅的庇护下成长，在日本留学期间，兄弟俩都没按部就班地拘泥于本专业学习，其间，鲁迅总是督促周作人翻译，周作人偷懒时，鲁迅往往以兄长名义斥责他，鲁迅的这种习惯甚至在周作人已显赫成名时，仍未更改。

风雨飘摇

1911年夏，周作人回国后，先后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和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省第五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春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当时周作人已经在中国名声显赫。

1919年11月21日，鲁迅与周作人一家迁至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的新宅。同年12月，鲁迅专程回绍兴，将母亲与妻子朱安以及周作人一家接来北京。然而这个大家庭的和睦气氛仅持续了三年多的时间。1923年7月，鲁迅与周作人突然闹翻了，此后两兄弟再无团聚，每次对话只在报刊上各执一词，明眼人认为这是兄弟失和后持续的争吵。

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7月，北平陷落，北京大学南迁，虽经各界人士的多次劝说敦促，周作人仍留在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北平。1938年2月，周作人参加了日本人召开的一个“座谈会”，引起全国文化界的一片强烈谴责。

1939年元旦，有人闯进八道湾，向周作人及他的一位来访的学生开枪射击。周作人虽中弹却竟未受伤，倒是那位学生被打中左肩，门房里的一些人前来捉拿凶手，一名车夫被打死。这一暗杀事件始终未搞清是何人所为，但却促使周作人接受了伪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备员的职务，接着又当了伪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

汉奸“阶下囚”

1940年，周作人被汪精卫的伪南京政府委任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教育总署督办”，还担任了伪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等职务，就此沦为汉奸文人。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因叛国罪成为国民党的“阶下囚”。抗日战争胜利后，周作人被押至南京，经审判被处以有期徒刑十年。在监狱里，周作人不哭哭啼啼，反而在狱中自得其乐，写了很多杂诗和自娱自乐的文章，精神基本没受到影响。

1949年1月，南京解放前夕，暂由李宗仁任代总统的国民党政府决定疏散监狱在押人员，周作人取保释放后回到北京。从1949年到“文革”为止的17年间，周作人的生活虽单调平淡却是稳定的。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让周作人当翻译，他每天伏案翻译，翻译了十几本书，包括许多古希腊经典作品、日本著名的作品，这也成为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之一。翻译期间，周作人唯一的乐趣是偶尔和寥寥无几并同他一样潦倒的来访的友人闲扯一通。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去世。周作人临终前曾对身边人说，他的一生平平不足为道，只有晚年的翻译让他满意。

一个乱世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鲁迅和周作人是怎么也绕不过的存在。‘五四’以后，许多显赫一时的文人一个个如花般地凋谢了，唯其兄弟二人，却一直矗立在20世纪文化的中心点上，成为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对异端。”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如是描述。

“五四时期是周作人思想的重要分野阶段，在此之前，他斗志昂扬，此后，悲观主义，消极主义则占据了他几乎全部精神。在他看来，抗争失去任何意义。在他看来，世界总是在轮回，昨日如斯，今日如斯，明日也如斯，太阳底下无新事。”孙郁说。曾经周作人在倡导《人的文学》时的慷慨激昂，逐渐褪去，他一下子成了“老人”，醉心于玩古董、沉湎于抄古书的愉悦中。年代久远的历史演变成了他的精神鸦片。孙郁认为，20世纪30年代，“五四”时的充满战斗气质的周作人已彻底消失了。

但是，周作人的心里还是对社会心存依恋。他把社会所有的感受，写进对历史的理解，以平和的心同历史纠缠，总能用举重若轻的方式来解决复杂的问题，无论多复杂的东西，他都能以放松的心态处理，在那个水深火热的时代，他可以说是隔岸观火的儒雅君子；而鲁迅是把历史的感受，写到杂文里，是血海争搏的历练斗士。

孙郁指出，有很多喜欢周作人的学者曾做了很多研究，希望从史实中找到证据证明周作人并非自愿当汉奸，但是史实表明，这是他自愿的选择。在周作人看来，作为一个百姓，不管在谁的统治下，都要吃饭，不要用国家概念来定位人，这种超越种族，超越国家的思想，让他看淡国家利益，也正是这种无国家主义和文人的懦弱性让他最终拒绝了革命人士的召唤，选择留在北京苟且偷安，担任伪职。

“对于学术研究而言，人们最大目的是想通过对周作人思想的研究来寻回一些我们早已丢弃却又不该丢弃的东西，通过对周作人悲剧命运的研究来反思中国的现代史与知识分子的历程。”孙郁说。

周作人与鲁迅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爱

从跟随鲁迅成长，到与鲁迅突然决裂，再到晚年写鲁迅回忆录……周作人与鲁迅的关系，经历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的循环历程

“事实是，鲁迅也好，周作人也好，均是常态中国人生中的叛逆，不过一个趋于挣扎、搏击，而另一个空手道般的隐于苦难的大泽，其形态虽不同，根底大致拴在一个基点上。”孙郁说，鲁迅与周作人两个人在精神特质上都属于那个时代主流之外的异类，尽管两人曾一度分离并斗争激烈，但纵观一生，两人不论在思想还是情感上，都经历着一个由重合到分离，再到重合的循环过程。

正是这种特殊的关系，让原本复杂的两个人物经过纠缠变得更加复杂。早期他们都重视日本艺术，并时常将这些转换到思想里，想让国人得到一些启示，不过两人这时出现了一种差异，鲁迅吸收了日本作家的表现手法，用自己的创作呼应着文学的写实精神和个性精神，周作人则从学术的层面阐发独异的艺术思想对中国的意义。前者乃外面世界里的耕耘，后者是象牙塔里的沉思。“他们在一些地方做着相同的工作，如果从历史的眼光看，构成了新文化的合力，没有任何一方，都是不行的。”孙郁说。

决裂八道湾

然而，从未被鲁迅和周作人向公众详提的兄弟间那次突然决裂，更为人们所关心。1923年，鲁迅缘何突然搬出兄弟共住的八道湾，周作人当时是何心态，研究周作人的学者对此一直都存在争执，因为对于这一点，鲁迅和周作人都未对外人详提。记者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资料室里，找到许许多多周作人、鲁迅的单人照片，但却遍寻不着任何一张鲁迅与周作人二人的合照，仅有两张兄弟二人同时出现的照片，也不过是鲁迅与周作人参加公众活动时的多人合影。据资料室工作人员介绍， 1923年之后，二人不再同时出现在同一张照片上。

鲁迅与周作人之间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孙郁告诉记者，学界主流的观点集中认为矛盾的发生似乎是因为家庭琐事，主要还是经济问题。周作人的妻子信子家境贫寒，多年来鲁迅就一直在经济上予以接济。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到，从1912年来北京教育部供职时开始，鲁迅定期往信子在东京的家里寄钱，极少间断。全家搬来北京后，鲁迅在钱财方面向来不很计较，所有的薪水都交给信子支配。鲁迅兄弟收入不薄，每月至少有六百元左右。但信子天性奢侈，从不节俭，有时甚至要借债度日。鲁迅是大哥，难免会在弟弟面前责备几句，不料竟酿成不可调和的矛盾。信子反目成仇，居然说他有“非礼”行为，以此挑唆兄弟失和。

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的《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个日本女人自然就是信子。

　　鲁迅死后的和解

孙郁说，事实上，即便是兄弟关系最恶劣的时期，鲁迅仍一如既往地疼爱着他，也许正是爱得太深，反而让周作人受不了，并最终促成兄弟分离。“从人性角度思考，鲁迅对弟弟很宽容，当东北遭到日军侵略时，在报上遍寻周作人的名字，当没看到弟弟周作人的抗议时，鲁迅感到很难过。而此时的周作人正沉迷于沉迷花鸟虫鱼的生活，这被当时学界认为是知识分子的堕落，但鲁迅并没因此而抛弃自己的弟弟，反而帮周作人说好话。”当年埃德加·斯诺访问鲁迅时，曾问过他谁是中国最好的散文家，鲁迅毫不犹豫地说是“周作人”。这段历史在鲁迅死了很多年后才被公布，而周作人自从与兄长鲁迅分开后，一直对鲁迅评价不好，常常在报上以文章讥讽兄长，直到晚年，周作人在真正了解了鲁迅对他的爱后，才客观地重新介绍鲁迅，撰写鲁迅回忆录。

周作人与朋友

相交终身钱玄同 忽冷忽热向胡适

周作人喜欢有趣的人，钱玄同、刘半农都是懂幽默的佼佼者，周作人还喜欢性情飘逸的人，胡适的学生徐志摩就深得周作人的喜欢。而相反，过于严肃而显得乏味的人，则不讨周作人的喜欢。

周作人与钱玄同、刘半农是终身不渝的好友。从表面上看，三人性格颇不相同：钱玄同偏激，刘半农活泼，周作人则平和；但在内质上却有更多的相通。如周作人所说，钱玄同尽管言词偏激，论古严格，“若是和他商量现实问题，却又是最通人情世故，了解事情的中道之人。”周作人与钱玄同两个人常常呆在一起，可以说是无话不谈，钱玄同为人很率直，思想也很高深，深得周作人的赏识。每次见面，周作人总是坐在一旁听钱玄同讲，钱玄同也愿意讲，两个人一起喝茶时，大部分话题围绕最近看了什么书，钱玄同什么书都看，周作人看的很多书是他推荐的，周作人的很多观点也是受到钱玄同的启发。

在周作人的圈子里，胡适是个特殊的人。周作人一生，谈及胡适的文章很多，态度有一点复杂：他深知胡适的分量，但对其弱点也看得很清楚，所以关系忽冷忽热。尽管胡适对他帮助很大，也很赏识他，但他却瞧不起胡适，他觉得胡适有很多问题，认为胡适是依傍在一个价值体系里，周作人怀疑单纯依靠任何一个理论能否解释一个世界。同时他认为胡适的文章平实枯燥，文学情调不行。另一个特殊的人则是章太炎，他曾是周作人的老师，但当章太炎沦落为维护封建军阀统治、反对革命势力的“护法大将”时，周作人便立即与之划清了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