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提出了找房子的条件，有8项之多，其中有一条是，房子要足够新、没虫。

　　——卡夫卡的“蚤子”又在骚扰她了！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每月要花两百美元买杀虫剂”，“橱柜一格一罐”。

　　还有一条也很怪，是要求“附近要有火车”。她是喜欢听火车的声音。无论对生人还是熟人，她都恐惧；但是扰攘的“市声”，却是她的良友！

　　7月初，林式同选好了房子，房东是伊朗人。林式同开车来陪张爱玲一起去签约，这是林式同十多年来第二次见到她，距第一次见她已有7年之久！

　　在车上，林式同问她健康情况怎么样，张爱玲说牙齿问题是个苦恼。林式同注意到，她的牙齿真的是有点走样了，连嘴唇都受到了影响。

　　张爱玲还提到三毛，说“她怎么自杀了”，言下不以为然。

　　可是，三毛是谁？林式同不知道，就更不知道三毛曾写了一个以“胡张恋”为蓝本的电影《滚滚红尘》，于是，只好一声不吭。

　　新居是单身公寓，在西木区（Westwood）。搬家的时候，她仍然坚持自己搬，不要林式同帮忙。这是张爱玲最后的居所，也是张爱玲在洛杉矶住过的最好的一个区，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很近。

　　在林式同看来，这里环境虽好，但恐怕还不是张爱玲最理想的住所，因为听不见她喜欢的喧闹“市声”。顺便提一句，在签约的时候，林式同还是十多年来第一次听见张爱玲说英语。

　　在新居住了半个多月，那位伊朗房东有些沉不住气，打电话给林式同，说老太太经常忘记带钥匙，要他帮忙开门；又频繁抱怨浴室的设备有问题，要他去修理；还有诸如此类的麻烦事。

　　伊朗房东很担心：“这位房客是怎么回事？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潜台词已经很明白。

　　林式同早有思想准备，说：“她没有问题，过去还做过我的房客，按时交房租，不爱打扰别人，你尽管放心，有事找我好了！”

　　为了防止再有“卧底”跑来，她干脆在信箱上用了一个越南人的名字。房东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自己的亲戚很多，都传说她发了大财，怕他们找上门来借钱。

　　不过，这个信箱她也很少开启，一个月才打开一次，邮件常常塞得满满的，闹得邮政局很有意见。

　　在她频频搬家，与张子静中断了联系的那几年，弟弟还是很牵挂她。1988年，一位熟知张家家世的老人，拿了一张报纸，神色慌张地跑来找张子静：“你姊姊可能出事了！”

　　张子静一看，报纸上用红圆珠笔画出了一行字：

　　已故女作家张爱玲……

　　张子静一时呆住，难道音信不通是因为这个？

　　他将信将疑起来。张家的人不长寿，爷爷张佩纶、父亲张廷重，都没有活过60岁。母亲黄素琼也仅是61岁就谢世。姐姐如今已是68岁了，难道真有不测？

　　可是，张爱玲，是著名作家，假若真的“已故”了，应该有大规模的报道才对呀！

　　张子静问遍了在上海和在美国的亲戚，都说不知有此事。他又跑到上海市政府侨务办公室，把一封写给张爱玲的信委托他们转交。

　　这封信的转送途径规格之高，令人咂舌，是由上海市侨办转呈国务院侨办，再由国务院侨办寄到洛杉矶中国领事馆，请领事馆代为送达。

　　这本来是连领事馆也办不到的事，可巧领事馆有人认识戴文采，这才知道了地址，把信寄到了张爱玲那里。

　　张爱玲回了信，张子静方才放了心：所谓“已故”，是舞文弄墨的人想当然耳！

　　这时，姑姑有病，弟弟也热情相邀，但是张爱玲打定主意不回去。

　　即使是和林式同在电话里聊天，她也极少提及旧事。只有一次林式同告诉她，自己要去上海一趟，张爱玲似有所感，停顿了一两分钟，说：“哦，上海，恍如隔世！”

　　1990年，台湾《中国时报》创刊40周年，报社邀请张爱玲赴台担任当年的“时报文学奖”评委，允诺评奖结束后，可出路费、派专人陪她去上海看望姑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