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时代降临了，新的命运在等待着张爱玲。

　　应该特别提一句的是，张爱玲在这一时期还很用心地看了一批“革命电影”，有《小二黑结婚》、《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等，感观还不错，特地向弟弟张子静做了推荐。

　　有时，她和姑姑也到书店去淘旧书。有一次，淘到一本英文原版的《大卫?科伯菲尔》，她们看完了，就拿去给几个朋友传阅。

　　那一时期，很严酷的东西还没有出现，张爱玲对于前景的一点担忧也渐渐消散，开始想写一点什么东西，记录下社会的变化。

　　这里，就要再次提到她与左翼文艺的关系。

　　她对左翼文艺，向来不感冒，很早就曾说过：“自从一九三几年起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虽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样，我永远是在外面的……”

　　她之所以不满，是因为左翼文艺观里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强迫性，她不能接受。再一个，她也不大相信，人一旦信仰了什么就真能超凡入圣。她认为，唱意识形态高调的知识分子，多半是只知道怎么说，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左翼文艺从1920年代发端，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到1950年代已经蔚为大观，登上了至尊地位。

　　当时左翼人士对张爱玲相当看重，将她列入了争取、利用的对象。

　　1949年6月，以往领导上海进步戏剧界的中共地下党文化负责人、戏剧家夏衍，也戴着解放军的臂章，随军进入上海，出任了军管会文管会副主任，负责全盘接管上海原国民党的文教系统。

　　夏公当然很关注上海文艺界的现状，柯灵就在此时，向他推荐了几篇张爱玲的小说。夏公读后，显然是十分欣赏，认为人才难得。他是个爱才若命的人，从此记住了张爱玲。

　　那时的上海，百废待兴。还是在上海解放前夕，许多小报就纷纷自动关张，报馆老板和主持人也大都离沪赴港。

　　夏公看到这种情形，觉得不妥，他认为上海不能成为一个没有小报的城市。于是，找来了龚之方，让龚之方和唐大郎一道，办一个格调健康的小报，不要像过去的小报那样专事散布流言蜚语。

　　龚之方当然来了劲头，当年7月，就和唐大郎办起了一份《亦报》。此外，还有陈蝶衣等人主办的《大报》也于此时创刊。

　　这两份小报，与旧上海的小报相比，确有很大区别，风格较为清新。沪上的文化名流也都纷纷向它们投稿。

　　此时，龚之方、唐大郎自然要想起老朋友张爱玲。

　　两位报人便兴冲冲地跑去找张爱玲，请她写一部长篇小说在《亦报》上连载。张爱玲欣然允诺，但要求用笔名发表。

　　龚之方没料到她会有这样的请求，但也只得随她。

　　据龚之方后来推测，张爱玲这次之所以要使用笔名，是出于两个考虑：一是，当初她曾在杂志上连载过长篇小说《连环套》，效果不理想，因此，这次在小报上连载就要谨慎，先用一个笔名去探路；二是，胡兰成的问题虽已是旧账，但读者们对此是否能淡忘，她没有把握，所以还是用笔名保险一些。

　　这次在小报上连载的小说，叫做《十八春》。这部作品，很有一些里程碑的意义，它既是张爱玲在1949年以后的第一部作品，又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篇幅最长的一部作品。

　　她第一次学起了张恨水的功夫，边写边刊登。从1950年3月开始连载，到1951年3月完毕，全文有25万字。在连载结束后，又出了单行本。

　　张爱玲所用的笔名，叫“梁京”。这个笔名的来源，据说是“张”、“玲”两个字相互交错的音韵反切。

　　龚之方非常看好这个《十八春》。他深谙小报的连载之道，在连载开始前三天就登出预告，明示这一篇是“名家之作”。之后隔了一天，又有桑弧署名“叔红”的文章发表，郑重予以推介。

　　小说连载到大约一半时，唐大郎按捺不住，索性抛出署名“传奇”的文章，猜测小说作者不是徐訏，就是张爱玲，以此大吊读者的胃口。

　　徐訏原是上海《天地人》、《作风》等刊物的主编，1937年以短篇小说《鬼恋》一举成名，1944年又有长篇小说《风萧萧》出版，也是当时很有读者缘的作家之一；但他的风格与《十八春》毕竟不相类，且唐大郎文章又署名“传奇”，这几乎就是明明白白把谜底告诉给了读者。

　　《十八春》是一个现代的上海故事，与张爱玲的生活完全同步。所谓“十八春”，即故事是从1949年倒溯18年开始写起的。

　　小说讲述的是，平民之女顾曼桢与世家子弟沈世钧相恋，中途却突生变故，沈世钧因父亲急病赶回老家南京，曼桢恰在此时落入姐姐曼璐布下的圈套。

　　身为舞女的姐姐曼璐，为了笼络住花心丈夫祝鸿才，不惜让妹妹曼桢作为祝鸿才的猎物，并把曼桢幽禁起来，直到曼桢生下祝鸿才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