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她用英文小试锋芒

　　张爱玲回到了上海。这里算是她的福地吧，是她肉身的丰沃土壤，更是她文学抱负的“麦子地”。

　　她感觉到“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认为这智慧，乃是新旧文化种种畸形的交流所致。

　　是啊，上海，一如既往。

　　走时惨烈的疮痍隐去了，它现已成了沉闷的沦陷区。

　　母亲去了新加坡之后没有回来。

　　爱玲回来的落脚处，是在姑姑租住的赫德路爱丁顿公寓。

　　张爱玲还是挺喜欢公寓生活的，因为“公寓是最理想的逃世的地方”。

　　余温尚在，姑姑的家，虽然从当年的5楼51室，搬到了6楼65室，格局较先前为小，但在爱玲心里，仍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阳台上看见毛毛的黄月亮。古代的夜里有更鼓，现在有卖馄饨的梆子，千年来无数人的梦的拍板：‘托，托，托，托’……”见《私语》。

　　这房子很大，住着很舒服。在阳台上可以鸟瞰全城，对面就是哈同花园，隔壁是起士林咖啡馆；再远，还有“百乐门”舞厅。

　　客厅里有壁炉，家具和地毯的样式，都是姑姑自己设计的。沙发低矮，坐着等于半躺着。落地灯也很摩登，灯罩像个扁的方盒子。半躺在沙发上看书，可以连眼下的年代都忘掉。

　　“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这已经很可满足了，已经是乐土。

　　张爱玲在经历了香港的惶然后，在姑姑这里，有了一段短暂的喘息。

　　通过《小团圆》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姑姑这时的情况已大不如前，日军开进租界后，她就不在洋行做事了，过得很俭省。

　　爱玲刚回到上海那天，姑姑备下一桌饭菜接风。第二天姑姑就不好意思地解释：“我现在就吃葱油饼，省事。”

　　爱玲心里明白，忙说：“我喜欢吃葱油饼。”

　　从此一日三餐都是葱油饼，倒也吃不厌。爱玲从小听母亲在午餐时讲营养学，习惯了，一天不吃蔬果鱼肉就有犯罪感，而现在则有了一种逃学的感觉。

　　姑姑雇了一个女佣，天天来洗衣服、打扫，此外就是在煤气灶上煎葱油饼。

　　原来住的一整套公寓，母亲走后，姑姑把其中两间分租给了两个德国籍单身汉，姑姑自己只留了一间。租给单身汉，是觉得他们好打发，而女人的是非要多些。

　　爱玲来了以后，要出一半的膳宿费。姑姑知道爱玲手头拮据，就托亲戚给爱玲介绍了两个女中学生补课。

　　爱玲心下歉然：姑姑才享受了几天幽静的生活，自己又跑来投奔，真是不应该！

　　母亲的那班朋友，有时候来找姑姑聊天。姑姑告诉爱玲：开战后，母亲的男友死在了新加坡的海滩上。爱玲完全不知道这个消息，只知道母亲乘坐难民船去了印度。

　　姑姑还告诉爱玲，母亲当初闹离婚，是为了一个在外交部工作的年轻人——那还是在留学时认识的朋友。可是那位却害怕娶个离过婚的女人会妨碍事业，就在南京娶了当地一个女大学生。

　　这年轻人后来还来看过母亲，“两人眼睁睁对看了半天，一句话都没说”。见《小团圆》。

　　母亲留学时代的朋友，爱玲唯独没见过这个人，不知道他来看母亲是什么时候。她还真没想到，母亲有过这么一段“悲剧性的恋史”。

　　想想也是，母亲一开始要离婚，就搬出去了，跟姑姑一块儿住公寓。可是，母亲是回国四年后才办的离婚手续，如果是为了嫁那年轻人，怕不会拖这么久。想必是那年轻人回国不久就已另娶。

　　母亲在这之后拖延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离婚。

　　爱玲没有问姑姑详情，只是自己在心里琢磨了一下。她知道姑姑最忌讳好奇心。

　　她其实不大愿意回忆往事，因为“回忆不管是愉快还是不愉快的，都有一种悲哀，虽然淡，她怕那滋味”。见《小团圆》。

　　好朋友炎樱的运气总是非常好，回上海后，就进了一所英国人的学校任prefect，即校方指派的“学生长”。这个职位，要求品学兼优，外带还要人缘好、能服众；估计相当于今日的辅导员。后来她又考进上海圣约翰大学，一直读到毕业。

　　爱玲的命运则要曲折得多。

　　她一回来，弟弟就兴冲冲地来看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