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两天后爱玲无意中得知：母亲打牌输掉了800元钱！而此后，母亲就再也不提那笔钱的事了。

　　这件事，对爱玲的触动极大。多年后在上海，她对姑姑说起了这事：“自从那回，我不知道怎么，简直不管了。”

　　——什么叫“简直不管了”？

　　就是与母亲完全恩断义绝。这是爱玲与母亲彻底疏远的一个关节点。

　　不过姑姑倒还通达，默然了一会儿，笑道：“她倒是为你花了不少钱。”

　　爱玲怕姑姑认为自己太看重那800元港币，就说：“母亲的钱，我无论如何是一定要还的。”

　　母亲这次来，谈了她对炎樱的印象，说：“人是能干的，她可以帮你的忙，就是不要让她控制你，那不好。”最后三个字，说得声音很低，别有意味似的。

　　敏感的爱玲知道这是指同性恋。以前她听母亲和姑姑谈论过，有些女朋友要好，一个完全听从另一个指挥。

　　但是爱玲心里不服，母亲一度跟姑姑关系也很密切，舅舅甚至常常嘲笑她俩是同性恋。为什么“她自己的事永远是高尚的，别人无论什么事马上就想到最坏的方面去”。

　　后来爱玲跟炎樱说起过这事，炎樱说也许这是更年期的缘故。

　　此次母亲还对爱玲讲了一段家族传奇，就是爱玲的舅舅其实并不是血缘的亲属，当初是从山东流民手里买回的一个男婴。

　　黄逸梵的母亲是小妾，丈夫死后，黄家的族人要赶小妾出门。得知小妾已经有孕，族人就派了人看管起来，如果生下的是个男孩，才可免于被驱赶。结果生下的是女孩，情急之下，一个女佣冒死到外面买了一个男婴回来，充作龙凤双胞胎。

　　这事情，舅舅本人并不知道。

　　爱玲对这件事，听得非常有趣。母亲却叮嘱道：“你可不要去跟舅舅打官司，争家产。”

　　这句话，说得爱玲发怔：“我怎么会……去跟舅舅打官司？”

　　母亲还对爱玲提起，这次一离开上海，姑姑就有信来：“我一走，男朋友也有了！倒好像我挡住了她。真是——！”母亲嗤笑地说，语气却是愤愤的。

　　爱玲心里想：她们现在的感情坏到了这样，勉强还住在一起，不过是为了省钱。姑姑有了男友，母亲生气，大概是失落感所致吧。

　　这次与母亲之间的会面，好像有太多的不和谐。

　　这点点滴滴的不和谐积累在一起，爱玲看母亲越来越陌生了。

　　后来黄逸梵因为和一位年轻的英国军官来往密切，那军官竟然以为她是间谍，向香港警察局进行了举报。警局把她们一行人当间谍监视了起来，还偷偷搜查了她们的物品。

　　同行的几个人之间，也开始闹起一点小小的醋海风波。

　　母亲很生气，这才不得不走了，爱玲也没问她要去哪里。走的那天，爱玲到浅水湾饭店去送行，天下着大雨，租来的汽车里坐满了人，都在故作夸张地簇拥着黄逸梵说说笑笑。

　　母亲从人堆里探出身来，不耐烦地对爱玲说：“好了，你回去吧！”像是说她根本就无心来送似的。

　　这样的分别，太让人感到心冷。爱玲强作欢笑，站在门阶前，看着车子开了，水花溅上身来。

　　母亲这次是真的走远了，她不会太多过问爱玲的事了。

　　后来她的监护人李开第先生去了重庆，将爱玲转托给他的一个朋友。那位朋友，也是工程师，在港大教书，还兼任着一个男生宿舍的舍监。

　　舍监先生与太太就住在宿舍里，张爱玲曾经前去拜访。坐谈了片刻，他便打量了瘦高的爱玲一下，忽然笑道：“有一种鸟，叫什么……” 张爱玲略怔了怔，忽而领悟：“鹭鸶。”舍监先生有点不好意思地笑道：“对了。”

　　在港大，还有一件事，在她的写作史上至关重要。

　　张爱玲在这时期，惟一一次用中文写了一篇文章，这就是她早期著名的短文《我的天才梦》。

　　这篇文章，是她写了参加《西风》杂志创刊30周年征文比赛的。这个《西风》杂志，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红极一时，宗旨是“译述西洋杂志精华，介绍欧美人生社会”，读者涵盖面极广，甚至普及到舞女、囚犯与流浪者阶层。

　　大抵是爱玲初入学不久，在图书馆里偶然看到杂志上的启事，遂动了参赛的念头。

　　写这文章时，张爱玲才19岁。应该说，一个刚刚成年的女孩，写这文章的文笔与感觉，都堪称老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