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她连丈夫也敢打，用痰盂砸破了张廷重的头。直闹到张家的族里有人不能容忍，出面施加压力，要逼她离开。

　　姨太太终于被赶走了。小煐坐在楼上的窗台上，看见两辆塌车方言，人力运货车。从大门里缓缓出来，装着姨太太带走的银器家什。仆人们厌恶她，都说：“这下子好了！”

　　这样的一个女人，走得这样平静，大约是从张廷重那儿索要到了足够的补偿。

　　除此之外，小煐8岁这一年，家里还有一连串的变化。

　　姨太太被撵走后，父亲紧接着就把家从天津迁回了上海；出洋四年的母亲和姑姑，也即将从英国归来。

　　张爱玲在晚年著作《对照记》里，提到过这些事情，但她对父亲当年的种种，早已经释怀，所以并未写出从天津搬回上海的真正原因。

　　据张子静晚年透露，搬家的缘故是——张廷重的饭碗不保了！

　　铁路局的英文秘书本是个闲差，又是在堂兄直接管辖的单位里，就更是近水楼台。张廷重于是经常不去上班。这本无问题，因为人家总要看大官的面子，但是他又吸鸦片、又嫖妓、又与姨太太打架，闹得丑闻远播，免不了要影响到堂兄的官声。

　　待到1927年1月，张志潭被免去交通部总长之职，张廷重也就失去了遮凉大树，没法儿再做下去了。

　　丢了这平生惟一的一份“官差”，张廷重受的刺激不小，决心痛改前非。他写信给妻子黄逸梵，答应戒鸦片、赶走姨太太，并保证今后不再纳妾，央求她回国。

　　黄逸梵同意了。她之所以愿意回来，原因不是很清楚，从《小团圆》里的线索推测，她在留学时已另有所爱，回国来可能是想找机会着手离婚的事。

　　母亲后来对小煐说：“有些事等你大了自然就明白了。我这次回来是跟你父亲讲好的，我回来不过是替他管家。”

　　就这样拖了一年后，1928年春，张廷重携带孩子和仆佣，先期乘船回到了上海。

　　把家搬到上海，是夫妇俩在信中商量好的，因为小煐的舅舅黄定柱一家住在上海，互相间可以有个照应。

　　对小煐来说，旅途是快乐的：“坐船经过黑水洋绿水洋，仿佛的确是黑的漆黑，绿的碧绿，虽然从来没在书里看到海的礼赞，也有一种快心的感觉。”

　　初回上海，他们三人先是住在武定路一条弄堂的石库门房子里，等母亲和姑姑回来。

　　到上海后的所见，也让她欣喜：“坐在马车上，我是非常侉气而快乐的，粉红地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我们住着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板壁。对于我，那也有一种紧紧的硃红的快乐。”

　　然而父亲却没有喜获新生的感觉，接连的失败，给他刺激太深。他为此注射了过量的吗啡，几乎要死去：“他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两目直视，檐前挂下了牛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哗哗下着雨，听不清楚他嘴里喃喃说些什么，我很害怕了。”

　　与此相反的是，家中一切都好像将有转机。

　　女佣们告诉小煐：应当高兴，母亲要回来了！

　　果然，母亲回来以后，就把父亲送到医院里治疗，父亲也信誓旦旦，要让一切阴霾成为过去。

　　母亲没受过正规教育，去欧洲学别的不行，学的是绘画。经过四年欧风熏陶的母亲，对日常生活的“品质”已是相当挑剔了。

　　她对临时的住所不能忍受，马上和姑姑去找了一个合意的地方。

　　全家住进了宝隆花园的一座欧式洋房在今陕西南路。，房顶是尖的，很像童话世界。《私语》里记述道：“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

　　房间和书房的墙壁颜色，是让孩子们自己选择，找人刷好的。小煐选了深粉红色，“第一次生活在自制的世界里，狂喜得心脏都要绷裂了”。见《小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