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朱先生报帐，喃喃念着几亩几分几厘，几户存折，几箱银器，几箱瓷器，念得飞快，简直叫人跟不上。他每次停下来和上边说话，一定先把玳瑁边眼镜先摘下来。戴眼镜是倚老卖老，没有敬意。现在读到三爷历年支的款子，除了那两次老太太拿出钱来替他还债不算，原来他支的钱算他借公帐上的，银娣本来连这一点都不确定。看他若无其事，显然早已预先知道，拿起茶碗来喝了一口，从下嘴唇上摘掉一片茶叶。今天是他总算帐的日子，他这些年都像是跟它赛跑一样，来不及地花钱。现在这一天到底来了，一座山似的当前挡着路。她也在这里，对面坐着。两个人白布衣服相映着，有一种惨淡的光照在脸上，她不由得想起戏上白盔白甲，阵前相见。她竭力捺下脸上的微笑，但是她知道他不是不觉得。他们难道什么都不给她留下？不会吧？老太太在的时候不见得知道？也难说。越到后来，她有许多事都宁可不知道，也许谁也不晓得到时候是个什么情形。照理当然不能都给他拿去还债--他外面欠了那么许多。不过大爷想必还是很费了番手脚。他自己当然不便说这话，长辈也都不肯叫人家儿子一文无着。

　　他还剩下四千多块，折田地给他。田地是中兴的基本，万一有个什么，也有个退步。

　　芜湖最好的田归他。她的在北边。他母亲的首饰照样分给他做纪念，连金条金叶子都算在内。

　　股票费事，二房没有男人，少拿点股票，多分点房地产，省心。

　　帐房读得告一段落，后来才知道是完了。渐渐有人低声谈笑两句，抹鼻烟打喷嚏，抖开扇子。

　　她是硬着头皮开口的，喉咙也僵硬得不像自己。九老太爷，那我们太吃亏了。

　　突然宁静下来，女人的声音更显得又尖又薄，扁平得像剃刀。现在这种年头，年年打仗，北边的田收租难，房子也要在上海才值钱。是九老太爷说的。二房没有男人。孩子又还小，将来的日子长着呢，孤儿寡妇，叫我们怎么过？"

　　骇异的寂静简直刺耳，滋滋响着，像一支唱片唱完了还在磨下去。所有的眼睛都掉过去不望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