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算算，为党服务不止二十年了，永远在斗争的核心里，”王同志对自己说，“现在倒在这里招待这投机份子，还要被他看不起。真是活回去了!——这么一个不要脸的机会主义者，胆小如鼠的知识份子，统治阶级的走狗，摇身一变，也前进起来了，还要看不起人!”

　　他自己也知道不应当滥发脾气，对于顾冈的估计也不一定正确，但是心里总觉得郁塞得厉害。他很希望他回到庙里的时候，有两个农民在他的办公室等候着，有些什么纠纷要等着他解决。那也许会使他胸中闷气稍微疏散些。他很会对付农民。做一件自己善于做的事，那总是相当愉快的。而且在农民的心目中，他就是政府。他们使他感觉到他是庞大的机器上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轮齿，而不是一个过时的工具，被丢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

　　他平常总是从早忙到晚，没有片的闲空，但是今一下午似乎竟是无事可做。他回到庙里之后，在他的写字台前面坐了一会，无聊得很，又站起来，背着手踱到外面去。小张同志替他管家，坐在门前一只薄团上，在那里剥蒜。破旧的薄团，蓝布绽开来，露出里面一根根的稻草。　

　　小张同志洗了衣服，在那里雕花槛上穿了一根绳子晾着。淡淡的一块日影，照在那惨红的庙墙上，一动也不动。

　　王同志忽然想起来，他似乎永远是住在庙里，在那些宽广的殿堂上，黑洞洞的空房里；被逐出的神道仿佛阴魂不散，仍旧幢幢来往着。他从前和沙明结婚的时候，也是住在庙里。他知道的——反正只要一想起从前的事，马上就会想起她来，那似乎是最容易记起的一部份。

　　第一次见到她，是有一次干部开大会。他在苏北的新四军里——那时候他就用着现在的名字，叫王霖。那次把所有的干部都集中在一个小县城里上大课，借一个地主的住宅。地主本人不在那里，搬到芜湖去了。那阴黑的大厅，竖着一根根青石柱子，风飕飕的，有点像户外的黄昏。大家都坐在砖的地下听演讲，各人记笔记，膝盖上顶着一本拍纸簿。演讲照例是以喊口号作为结束。大家一律站起来跟着喊，“毛主席万岁!”同时把帽子纷纷毛到空中去，用尽力气，能丢多高就丢多高。但是帽子落下来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本事接到自己那一顶。大家正手忙脚乱满地抢帽子，演讲的人倒已经又高高竖起一只手臂，嘶哑也跟着往上一提。“史达林万岁!”他高叫着

　　“史达林万岁!”大家跟着一声呐喊，一只只帽子又黑雨似地飞上天去。

　　散会以后，王霖注意到一个女干部手里拿着帽子站在那里，很为难的样子。她搭错了一个帽子。她年纪非常轻。别的女干部的头发都是剪短了，油腻腻地披在面颊上，她却是梳了两只辫子，盘在头顶上，藏在帽子时面，完全看不见。所以平时一眼看上去，会把她当作一个男孩子，尤其因为她那清的没有血色的脸，两只眼睛分得很开，是一个清俊的男孩子的面貌。但是现在没戴帽子，露出辫子来，就完全像一个女学生了。她穿的一套制服太大了，穿在身上，倒更显得身材纤弱。

　　王霖把自己头上的一顶污旧的帽子摘下来，拿在手里翻过来看了看，显然是他自己的。实在不好意思走上去问她是不是她的帽子被他拾了来了。有好几个男干部都拿着帽子去问她，但是没有一个是她的。后来有一个人发现有一顶帽子高栖在一根屋梁上。一个姓俞的青年马上设法弄了一旧梯子来，爬上去替她拿了下来。王霖离开会场的时候，俞同志还站在那里和她说话。王霖虽然明知道俞同志职位太低，还没有结婚的资格，但是并不因此就觉得安心。

　　“刚才闹丢了帽子的那个是谁?”他仿佛很不耐烦地问另一个干部。“真是笑话!”

　　 “我没有看见过她。是新来的。——怎么，你对他有意思?” “别胡说!”

　　饭后，他又试着问另一个人。“那梳辫子的那个——她的爱人是不是姓陈?”

　　“她没结过婚吧?你是说沙明是不是?她来了还不到一年，在电讯组，没结婚。”

　　“大概我认错了!”他喃喃地说：“还当她是陈同志的爱人。”

　　女干部都在合作社里过夜。他第二天早上一早就到合作社去，要求和沙明同志谈话。

　　这里也按照普通店堂的布置，一边摆着一排红木椅子，两张椅子夹着一只茶几。他坐了下来，背后后墙上挂着红纸对联，祝贺合作社开张之喜。

　　“这该是好兆头!”王霖想：“在一个合作社里向她求婚。这应当是我们在革命岗位上终生合作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