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叶景奎很相信他的话，自己不知道怎么也就安心了许多。

　　等到“解释”一开始，他们所有的疑虑都冰消瓦解了。战俘们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力量。在“解释帐篷”里，他们斩钉截铁拒绝回大陆。在严密警备下他们无法跑上去殴打共党解释员，只能向他们吐唾沫、醒鼻涕、蹬脚、挤破了疮泡把脓水往他们身上甩，使他们无法说完他们准备好的诱骗的辞句。战俘们站在全世界注目的场所，侮辱了他们的仇敌，初次表现了中国人民真正的意志。

　　在最初两天的解释里，一千个华籍反共战俘内只有二十个被说服了，不过百分之二的比例。共方面子上太下不去，第三天立刻停止解释，改以北韩战俘为对象，坚持要向他们进行解释工作，因为北韩战俘坚决地拒受解释，所以共方就利用这个作为借口，企图归罪于对方。

　　整整一个星期，印度奔走调停，请求中共继续向华籍战俘进行解释，但是这局面仍旧僵持下去。

　　华籍战俘在他们的营地里胜利地笑了，鼓噪着：“解释员呢？我们要求见解释员！要求见解释员！”

　　中共经过半个月的检讨、研究和布置，在十月卅一日终于又鼓起勇气，再度向华俘进行解释工作。

　　那天上午，印军用卡车运了许多战俘来。刘荃和叶景奎同坐在一辆卡车上，远远地还听见同伴们在印度村当当当敲打着锅子罐头，为他们助威。

　　卡车来到山谷里的解释场地，他们经过抄身的手续，然后被送到一个帐篷里等着，大家围着一只大肚子的煤炉，环坐在地下。北国的深秋，已经寒风猎猎了，监守的印军把帐篷钮了起来。

　　三十二个“解释帐篷”同时进行工作，但是他们这里的人都是属于一组的。第一个人进去了四小时，还没有来叫第二个人。

　　“成了疲劳审问了，”刘荃低声说。

　　“他们改变战略了，”叶景奎说。这次的疲劳审问竟长达五小时四十分钟。印军终于带了一个译员来传唤下一名受讯者。

　　“叶景奎，”译员拿着张名单高声念了出来。

　　叶景奎跟着他走向解释帐篷。三个印军簇拥着他，两个架着他手臂，一个揪住他的腰带。

　　帐篷里面，上首排列着八张桌子，他知道坐在正中的是三个中共解释员，五个中立国代表分坐两旁。后面黑压压地站着各国的译员。

　　“请坐，”一个共党解释员客气地说。

　　叶景奎面向着他们坐在一张椅子上，几个印军仍旧紧紧地拉着他，防他动武。

　　那年轻的印度主席叽哩咕噜说了一段，随即由他身后站着的译员翻了出来：“我们是五个中立国的代表。这几位解释员要和你谈话，提出几个问题来问你。你如果觉得是胁迫你，可以拒绝回答……”

　　中共的解释员一开口就郑重地说：“我们代表中国人民欢迎你回到祖国的怀抱。”

　　“我要回台湾去。我不要听你这些话。”叶景奎简截地说。他知道他的声调太急促。

　　“请你听着，”那解释员微笑着说：“我们知道你受了很大的痛苦，我们也知道你父母都在等着你，欢迎你回去——”

　　“我父母早死了，是共产党害死他们的。”叶景奎涨红了脸大声说。

　　“你听我说。”那解释员仍旧温和地微笑着。“我们知道你在这儿是受压迫的，你的行动都不是自愿的，我们准备原宥你一切反人民的罪行。你决定回家去，只要从这扇门走出去就得了。”他指了指那排桌子背后的一个门。

　　门上并没有任何文字的标志。那茶青帆布帐篷里光光的没有贴着任何招纸或是标语。叶景奎突然有点眩晕起来，他像所有的战俘一样，在万分紧张的情绪下往往疑心自己会听错了话，认错了门，或是被人愚弄，把话说反了，使他走错一扇门。生死路之间彷佛只隔着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