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读书记（一）
在初中读《庄子》，是谢老师教课。谢老师讲书，是用清朝注释家的办法。讲一篇课文，他总是抱来一大堆参考书，详详细细把注解写在黑板上，叫我抄录在讲义的顶端。在学校，我读了《逍遥游》、《养生主》、《马蹄》、《胠箧》等篇。
老实说，对于这部书，我直到现在也没有真正读懂。有一时期，很喜欢它的文字。《庄子》一书，被列入中国哲学的经典著作，当然是很深奥的。我不能探其深处，只能探其浅处。
我以为，庄生在写作时，他也是希望人能容易看懂容易接受的。它讲的道理，可能玄妙一些，但还不是韩非子所称的那种“微妙之言”。微妙之言常常是一种似是而非、可东可西的“大言”，大言常常是企图欺骗“愚昧”之人的。
像《庄子》这样的书，我以为也是现实主义的。司马迁说它通篇都是寓言。庄子的寓言，现实意义很强烈。当然，它善于夸张，比如写大鸟一飞九万里。但紧接着就写一种小鸟，这种小鸟，“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描写得更加具体，更加生动活泼。因为它有现实生活的依据。因此我们看出，庄子之所以夸张，正是为了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细节。在书中这种例子是很多的。他常常用人们习见的事物，来说明他的哲学思想。这种传统，从庄子到柳完元，我以为是中国散文的非常重要的传统。
前些日子和一位客人谈话，涉及这方面的问题，简记如下：
客：我看你近来写文章，只谈现实主义，很少谈浪漫主义。
主：是的，我近来不大喜欢谈浪漫主义了。
客：什么原因呢？
主：我以为在文学创作上，我们当前的急务，是恢复几乎失去了的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主流，它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基础。失去了现实主义，还谈什么浪漫主义？前些年，对现实主义有误解，对浪漫主义的误解则尤甚，已经近于歪曲。浪漫主义被当成是说大话，说绝话，说谎话。被当成是上天入地，刀山火海，装疯卖傻。以为这种虚妄的东西越多，就越能构成浪漫主义。因此，发誓赌咒，撒泼骂街也成了浪漫主义不可缺少的东西。
我认为浪漫主义虽是文艺思潮史上的一种流派，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必须以现实主义为根基。浪漫主义是从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升华出来，没有凭空设想的浪漫主义。海市蜃楼的景象，也得有特定的物质基础，才能出现。
客：我注意到，你在现实主义之上也不加限制词。这是什么道理？
主：我以为没有什么必要，认真去做，效果会是一样的。
我们读书，即使像《庄子》这样的书，也应该首先注意它所现实主义成分，这对从事创作的人，是很有好处的。从事哲学研究的人，着眼点可以不同，但也要注意它的反映的历史生活的真实细节，这才是真正的哲学基础所在。
我现在用的是王先谦的集解本，这是很好的读本。他在序中说：
余治此有年，领其要，得二语焉。曰：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窃尝持此，以为卫生之经，而果有益也。
对于这种话，我是不大相信的，至少，很难做到吧！如果庄子本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就不可能写出这样充满喜怒哀乐的文章了。凡是愤世嫉俗之作，都是因为作者对现实感情过深产生的。这一点，与“卫生”是背道而驰的。
这位谢老师，原是新诗闯将，自执教以来，乃沉湎于古籍，对文坛形势现状，非常茫然，多垂询于我辈后生。我当时甚以为怪，现在才悟出一些道理来。
在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国文老师叫我们每人买了一部扫叶山房石印的王先谦的《韩非子集解》。四册一布套，粉连纸，读起来很醒目，很方便。
老师是清朝的一名举人，在衙门里当了多年幕客。据说，他写的公文很有点名堂。他油印了不少呈文、电稿，给我们作讲义，也有少数他作的诗词。
这位老师教国文，实际很少讲解。在课堂上，他主要是领导着我们阅读。他一边念着，一边说：“点！”念过几句，他又说“圈”！我们拿着毛笔，跟着他的嘴忙活着。等到圈、点完了，这一篇就算完事。他还要我们背过，期终考试，他总是叫我们默写，这一点非常令人厌恶。我曾有两次拒考，因为期考和每次作文分数平均，我还是可以及格的。但给他留下了不良印象，认为我不可教。后来我在北平流浪时，曾请他介绍职业，他还悻悻然地提起此事，好像我所以失业，是因为当时没有默写的缘故。
其实，他这种教学法，并不高明。我背诵了好久，对于这部《韩非子》，除去记得一些篇名以外，就只记得两句话：
其一是：“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其二是：“色衰爱弛。”
说也奇怪，这两句记得非常牢，假如我明天死去，那就整整记了五十年。
我很喜欢我那一部《韩非子》，不知在哪一次浩劫中丢失了，直到目前，我的藏书中，也没有那么一部读起来方便又便于保存的书。
老师的公文作品，一点印象也没有了，不知他从《韩非子》得到了什么启示。当时《大公报》的社论，例如《明耻教战》、《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等篇，那种文笔，都很带有韩非子的风格。老师也常常选印这种社论，给我们作教材，那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
老师叫我们圈点完了一篇文章，如果还有些时间，他就从讲坛上走下来，在我们课桌的行间，来回踱步。忽然，他两手用力把绸子长衫往后面一搂，突出大肚子，喊道：“山围故国——周遭在啊，潮打空城——寂寞回啊”，声色俱厉，屋瓦为之动摇。如果是现在，一定会引起学生的哄笑，那时师道尊严，我们只是默默地听着。有时也感到悲凉，因为国家正处在危险的境地。
以后，我就没有再读《韩非子》，我喜爱的是完全新的革命的文学作品。
直到前些年，我孤处一室，一本书也没有了，才从一个大学毕业生那里，借来两本国文教材。从中，我抄录了韩非子的《五蠹》全篇和《外储说》断片。
韩非子的散文，时时采用譬喻寓言，助其文势。现实生活的材料，历史地理的材料，随手运用，锋利明快，说理透彻。实在是中国古代散文的奇观，民族文化的宝藏。
我目前手下的《韩非子》，是光绪元年，浙江书局据吴氏影宋乾道本校刻，后附顾广圻《韩非子识误》一册。
除去诗，曹丕的散文，写得也很好。他的《典论》，虽然只留下一些断片，但读起来非常真实生动。例如他记郤俭等事，说：
颍川郤俭能辟谷，饵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气，老有少容。庐江左慈知补导之术。并为军吏。初，俭之至，市伏苓价暴数倍。议郎安平李覃学其辟谷，餐伏苓，饮寒水，中泄痢，殆至殒命。后始来，众人无不鸱视狼顾，呼吸吐纳。军谋祭酒弘农董芬为之过差，气闭不通，良久乃苏。左慈到，又竞受其补导之术，至寺人严峻，往从问受。阉竖真无事于斯术也。人之逐声，乃至于是。
“逐声”就是庄子说的“吠声”，就是“以耳代目”，这种人有时被称为“耳食之徒。”他们是不进行观察，也不进行独立思考的。在我国，类似这种历史记载是很多见的。
这种社会现象，有时可形成一种起哄的局面，有时会形成一种持续很久的社会浪潮。当它正哄动的时刻，少数用脑子的人，是不能指出它的虚妄的，那样就会担很大的风险。因此，每逢这种现象出现，诈骗者会越来越不可一世，其“功业”几乎可以与刘、项相当。但总归要破灭。事后，人们回想当时狂热情景，就像是中了什么邪一样，简直不值一笑了。
考其原因：在上是封建专制，在下是愚昧无知。这两者又是有关联的。
他所记情状，不是也可以再见于一千多年以后的社会吗？
历史长河，滔滔不绝。它的音响，为什么总在重复，如此缺少变化呢？还有他遗令薄葬的文章，《典论》中记述青年时和别人比较武艺的文章，也都写得很好。
曹丕幼年即随魏武征讨，武攻文治，都有经验，阅历既多，所论多切实之言。这些方面，都非公子曹植所能及，被确定为世子，乃是理所当然的事。
他的《典论·论文》，是一篇非常完整，非常透辟，切合文章规律的文论。在这篇论文里，他提出了“文人相轻”这个道理，论列了当代作家，谈到各种文章体裁，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见解，成为不朽的名论。
创作者触景生情，评论家设身处地，才能相得益彰。曹丕先为五官中郎将，后为皇帝。他把同时代的代家，看作朋友，写起评论来，都以平起平坐的态度出之。所评中肯切实，功过得当。富于感情，低回绵远，若不胜任。《典论·论文》及《与吴质书》等篇，因此传流千古。及至后人，略有官职，便耀威权，所作评论，乃无价值。文人虽有时求助于权威，而权威实无补于文艺。
在中学时期，有两种古代文学形式，没有学好。一是楚辞，一是汉赋。一直到现在，总是对它们不太感兴趣，也不能得其要领。抗日时期，有一位姓梁的女孩子，从北平出来到解放区，就学于我教课的地方。她热情地送给我一本《楚辞》，是商务印的选本，我和女孩子同行，千里迢迢，把这本书带到延安，一次水灾，把书冲到了延河里，与其作者同命运。
司马相如、扬雄的赋，近年念了一些，总是深入不进去。
才知道，一门功课，如果在幼年打不下基础，是只能老大徒伤悲的。
在读晋赋的时候，忽然发见陆机的作品，和我很投缘，特别是他的《吊曹孟德文》和《文赋》两篇。
《吊曹孟德文》，我记得鲁迅先生曾两次在文章中引用，可见也是很爱好的。
此文是陆机因为工作之便，得睹魏武的遗令遗物，深有感触而后作。事迹未远而忌讳已无，故能畅所欲言，得为杰作。但这究竟是就事实有所抒发，不足为奇；文赋一篇，乃是就一种意识形态而言，并以韵文出之，这就很困难。
中国古代文论，真正涉及到创作规律的，除去零篇断简，成本的书就是《文心雕龙》。《文赋》一篇，完全可以与之抗衡。又因为陆机是作家，所以在透彻切实方面，有些地方超过了刘勰。
这篇赋写到了为文之道和为文之法，这包括：作者的立志立意；为文前多方面的修养；对生活的体会感受；对结构的安排和文字的运用；写作时的甘与苦，即顺畅与凝滞，成功与失败。
自古以来，论文之作，或存有私心，所论多成偏见；或从来没有创作，识见又甚卑下，所论多隔靴搔痒之谈，又或本身虽亦创作，并称作家，论文反不能从实际出发，故弄玄虚，如江湖卖药者所为。徒有其名，而无其实。致使后来者得不到正确途径，望洋兴叹，视为畏途。像《文赋》这样切实，从亲身体验得来的文论是很少见的。这种文字，才不是欺人之谈。
前几年，我借人家的书，把这篇赋抄录一过，并把开头一段，请老友陈肇同志书为条幅。后因没有好的裱工，未得张挂。
一九六六年的春夏之交，犹能于南窗之下，摘抄《颜氏家训》，未及想到腥风血雨之袭来也。
我国自古以来的先哲，提到文章，都是要人谨慎从事。他们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轨物范世”的手段，作者应当“慎言检迹”而后行之。
在旧时代，文人都是先背诵这些教导，还有其他一些为人处世的教导，然后才去作文章的。然而许多文人，还是“鲜能以名节自立”，不断出乱子，或困顿终生，或身首异处。
这是什么道理呢，难道文章一事，带有先天性的病毒，像癌症那样能致人死命吗？
南北朝的颜之推，在他的《家训》里，先说：“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接下去列举了历代每个著名文人的过失、错误、缺点、遭遇。连同以上二人，共三十四人。还批评了五个好写文章的皇帝，说他们“非懿德之君”。他告诫子弟：
每尝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旁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
我当时读了，以为他说得很对。文字也朴实可爱，就抄录了下来，以自警并以警别人。
不久，“文化革命”起，笔记本被抄走。我想：造反派看到这一段，见我如此谨小慎微，谦虚警惕，一定不会怪罪。又想，这岂不也是四旧、牛鬼蛇神之言，“元吉”恐怕保不住了。
但是，这场“运动”的着眼点，及其终极目的，根本不在你写过什么或是抄过什么。这个笔记本，并未生出是非，后来退还给我了。
林彪说，“损失极小极小，比不上一次瘟疫。”建安时代，曾有一次瘟疫，七子中的“徐、陈、应、刘，一时俱逝”，这见于魏文帝《与元城令吴质书》。他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这里的“离”，并不是脱离，而是被网罗上了。
我们遇到的这场瘟疫，当然要大得多，仅按四次文代大会公布的被迫害致死的名单，单是著名诗人、作家、批评家和翻译家，就有四十位！比七子中死去四子，多出十倍，可见人祸有时是要大于天灾了。
这些作家都是国家和人民多年所培养，一代精华，一旦竟无辜死于小人女子唇齿之间，览之无比伤痛。老实说，在这次文代大会山积的文件中，我独对此件感触最深。
魏文帝说：“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所怀万端，时有所虑，乃至通夕不瞑。”
我们能够从这种残忍的事实中，真正得出教训吗？
窃尝思之：社会上各界人士，都会犯错误，都有缺点，人们为什么对“文人无行”，如此津津乐道呢？归结起来：
一、文人常常是韩非子所谓的名誉之人，处于上游之地。
司马迁说：“下游多谤议。”
二、文人相轻，喜好互相攻讦。
三、文字传播，扩散力强，并能传远。
四、造些文人的谣，其受到报复的危险性，较之其他各界人士，会小得多。
《颜氏家训》以为文人的不幸遭遇，是他们的行为不检的结果，是不可信的。例如他说：“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这都是传闻之词，检查一下历史记载，并非如是。
《三国志》记载：“籍口不论人过”；同书引《魏氏春秋》：“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两个人几乎都是谨小慎微的。
但终于得到惨祸，这也是事实。揽古思今，对证林、四之所为，一些文人之陷网罗，堕深渊，除去少数躁进投机者，大多数都不是因为他们的修身有什么问题，而是死于客观的原因，即政治的迫害。
我们的四十位殉难者，难道是他们的道德方面，有什么可以非议之处吗？
“四人帮”未倒之前，苦难之余，也曾默默仿效《颜氏家训》，拟了几条，当然今天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了：
一、最好不要干这一行。
二、如无他技谋生，则勿求名大利多。
三、生活勿特殊，民食一升，则己食一升；民衣五尺，则己衣五尺。勿启他人嫉妒之心。
总之：直到今日，我以为前面所引《颜氏家训》一段话，还是应该注意的。
198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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