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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闇室纪年》摘抄(二) - 孙犁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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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闇室纪年》摘抄(二)

《善闇室纪年》摘抄(二)



  一九三一年,十八岁。升入本校①A

  高中,为普通科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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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标题下原有“一九一三——一九四九年”,此次选录时删去。题中“(二)”为编者所加。为避免重复,删去本文开头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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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即保定育德中学。

  部,类似文科。其课程有:中国文化史、欧洲文艺思潮史、名学纲要、中国伦理学史、中国哲学史、社会科学概论、科学概论、生物学精义等,知识大进。

  读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经典著作,并作笔记。习作文艺批评,并向刊物投稿,均未用。那时的报刊杂志,多以马列主义标榜,有真有假。真的也太幼稚、教条。然其开拓之功甚大。保定有地下印刷厂,翻印各类革命书籍,其价甚廉,便于穷苦学子。开始购书。

  攻读英文,又习作古文,均得佳评。

  九一八事变。

  一九三三年,二十岁,高中毕业。一二八事变。

  高中读书时,同班张砚方为平民学校校长,聘我为女高二级任。学生有名王淑者,形体矮小,左腮有疤陷,反增其娇媚。眼大而黑,口小而唇肥,声音温柔动听,我很爱她。遂与通信,当时学校检查信件甚严,她的来信,被训育主任查出,我被免职。

  平校与我读书之大楼,隔一大操场,每当课间休息时,我凭栏南向,她也总是拉一同学,站立在她们的教室台阶上,凝目北视。

  她家住在保定城内白衣庵巷,母亲系教民,寡而眇一目,曾到学校找我一次。

  以上是三十年代,读书时期,国难当头,思想苦闷,于苦雨愁城中,一段无结果的初恋故事。一九三六年,我在同口教书,同事侯君给我一张保定所出小报,上有此女随一军官,离家潜逃,于小清河舟中,被人追回消息,读之惘然。从此,不知其下落。

  一九三四年,二十一岁。春间赴北平谋事,与张砚方同住天仙庵公寓。张雄县人,已在中大读书。父亲托人代谋市政府工务局一雇员职。不适应,屡请假,局长易人,乃被免职。后又经父亲托人,在象鼻子中坑小学任事务员,一年后辞。

  在此期间,继续读书,投稿略被采用。目空一切,失业后曾挟新出《死魂灵》一册,扬扬去黑龙潭访友,不为衣食愁,盖家有数十亩田,退有后路也。

  有时家居,有时在北平,手不释卷,练习作文,以妻之衣柜为书柜,以场院树荫为读书地,订《大公报》一份。

  一九三六年,二十三岁。暑假后,经同学侯士珍、黄振宗介绍,到安新县同口小学教书。同口系一大镇,在白洋淀边。镇上多军阀,小学设备很好。我住学校楼上,面临大街。

  有余钱托邮政代办所从上海购新书,深夜读之。暇时到淀边散步,长堤垂柳,颇舒心目。

  同事阎素、宋寿昌,现尚有来往。在津亦时遇生徒,回忆彼时授课,课文之外,多选进步作品,“五四”纪念,曾作讲演,并编剧演出。深夜突击剧本,吃凉馒头,熬小鱼,甚香。

  1985年8月30日抄

  是年,双十二事变。

  一九三七年,二十四岁。暑假归家,七七事变起,又值大水,不能返校。(原在同口小学任教)国民党政权南逃。我将长发剪去,农民打扮,每日在村北堤上,望茫茫水流,逃难群众,散勇逃兵。曾想南下,苦无路费,并无头绪。从同口捎回服装,在安国父亲店铺,被乱兵抢去。冬季,地方大乱。一夜,村长被独撅枪打倒于东头土地庙前。

  一日,忽接同事侯聘之一信,由县政府转来。谓彼现任河北游击军政治部主任,叫我去肃宁。我次日束装赴县城,见县政指导员李子寿。他说司令部电话,让我随杨队长队伍前去。杨队长系土匪出身,他的队伍,实不整饬。给我一匹马,至晚抵肃宁。有令:不准杨队长的队伍进城。我只好自己去,被城门岗兵刺刀格拒。经联系见到宣传科刘科长,晚上见到侯。

  次日,侯托吕正操一参谋长,阎姓,带我到安国县,乘大卡车。风大,候送我一件旧羊皮军大衣。

  至安国,见到阎素、陈乔、李之琏等过去朋友,他们都在吕的政治部,有的住在父亲店铺内。父亲见我披军装,以为已投八路军,甚为不安。

  随父亲回家,吕之司令部亦移我县黄城一带。李之琏、陈乔到家来访,并作动员。识王林于子文街头,王曾发表作品于大公报“文艺”,正在子文集上张贴广告,招收剧团团员。

  编诗集《海燕之歌》(国内外进步诗人作品),后在安平铅印出版,主持其事者,受到黄敬的批评,认为非当务之急。

  后又在路一主编的《红星》杂志上,发表论文:《现实主义文学论》、《战斗的文艺形式论》,在《冀中导报》发表《鲁迅论》。均属不看对象,大而无当。然竟以此扬名,路一誉之为“冀中的吉尔波丁”云。

  一九三八年,二十五岁。春,冀中成立人民武装自卫会,史立德主任,我任宣传部长。李之琏介绍,算是正式参加抗日工作。李原介绍我做政权工作,见到了当时在安平筹备冀中行署的仇友文。后又想叫我帮路一工作,我均不愿。至高阳等县组织分会,同行者有任志远、胡磊。

  八月,冀中于深县成立抗战学院,院长杨秀峰,秘书长吴砚农,教导主任陈乔、吴立人、刘禹。我被任为教官,讲抗战文艺及中国近代革命史。为学院作院歌一首。学院办两期,年终,敌人占据主要县城,学院分散,我带一流动剧团北去,随冀中各团体行动。

  大力疏散,我同陈肇又南下,一望肃杀,路无行人,草木皆兵,且行且避。晚至一村,闻陈之二弟在本村教民兵武术,叫门不应,且有多人上房开枪。我二人急推车出村,十分狼狈。

  至一分区,见到赵司令员,并有熟人张孟旭,他给我们一大收音机,让抄新闻简报。陈颇负责,每夜深,即开机收抄,而我好京戏,耽误抄写,时受彼之责言。

  后,我俩隐蔽在深县一大村庄地主家,村长为我们做饭,吃得很好。地主的儿子曾讽刺说:“八路军在前方努力抗日,我们在后方努力碾米。”

  曾冒险回家,敌人扫荡我村刚刚走,我先在店子头表姐家稍停留,夜晚到家睡下,又闻枪声,乃同妻子至一堂伯家躲避。这一夜,本村孙山源被绑出枪毙,孙为前县教育局长,随张荫梧南逃,近又北来活动。

  时,刁之安为我县特委,刁即前述我至京郊黑龙潭所访之育德同学。刁深县人,外祖家为安平,所以认我们为老乡。

  为人和蔼,重同乡同学之谊。但我不知他何时参加党组织,并何由担任此重职。

  一九三九年,二十六岁。王林与区党委联系,送我与陈肇过路西。当即把车子交给刁,每车与五元之代价,因当时车子在冀中已无用。我的介绍信,由七地委书记签名,由王林起草。我见信上对我过多吹嘘,以为既是抗日,到处通行,何劳他人代为先容,竟将信毁弃。过路后,因无此信,迟迟不能分配工作,迂之甚矣。

  同行者,尚有董逸峰,及安平一区干部安姓。夜晚过路时,遇大雨,冒雨爬了一夜山,冀中平原的鞋底,为之洞穿。

  过路后见到刘炳彦,刘是我中学下一级同学,原亦好文学,现任团长,很能打仗,送我银白色手枪一支。

  在一小山村,等候分配。刘仁骑马来,谈话一次。陈以遇到熟人,先分配。我又等了若干日,黄敬过路西,才说清楚。

  分配到晋察冀通讯社,在城南庄(阜平大镇)。负责人为刘平。刘中等个儿,吸烟斗,好写胡风那种很长句子的欧化文章,系地下党员,坐过牢。

  通讯社新成立,成员多是抗大来的学生,我和陈肇,算是年岁最大的了。在通讯社,我写了《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小册子,题集体讨论,实系一人所为,铅印出版。此书惜无存者。在通讯指导科工作,每日写指导信数十封,今已不忆都是些什么词句。编刊物《文艺通讯》,油印,发表创作《一天的工作》、《识字班》等。

  识西北战地服务团及华北联大文艺学院的一些同志。

  生活条件很苦。我带来大夹袄一件,剪分为二,与陈肇各缝褥子一条,以砖代枕。时常到枣林,饱食红枣。或以石掷树上遗留黑枣食之。

  冬,由三人组织记者团赴雁北,其中有董逸峰,得识雁北风光,并得尝辣椒杂面。雁北专员为王斐然,即育德中学之图书管理员也。遇扫荡,我发烧,一日转移到一村,从窗口望见敌人下山坡,急渡冰河,出水裤成冰棍。

  一九四○年,二十七岁。晋察冀边区文联成立,沙可夫主任。我调边区文协工作,田间负责,同人有康濯、邓康、曼晴。

  编辑期刊《山》(油印)、《鼓》(晋察冀日报副刊)。发表作品《邢兰》等,冬季反扫荡期间,在报纸发表战地通讯:

  《冬天,战斗的外围》等。

  写论文评介边区作者之作。当时,田间的短促锋利的诗,魏巍的感叹调子的诗,邵子南的富有意象而无韵脚的诗,以及曼晴、方冰朴实有含蕴的诗,王林、康濯的小说,我都热情鼓吹过。

  识抗敌报(晋察冀军区报纸)负责人丘岗,摄影家沙飞等。

  辩论民族形式问题,我倾向洋化。

  一九四一年,二十八岁。在此期间,我除患疟疾,犯失眠症一次,住过边区的医院。秋季,路一过路西,遂请假同他们回冀中,傅铎同行。路一有一匹小驴。至郝村,当日下午,王林、路一陪我至家,妻正在大门过道吃饭,荆钗布裙,望见我们,迅速站起回屋。

  冀中总部在郝村一带,我帮助王林编《冀中一日》,工作告竣,利用材料,写《区村、连队文学写作课本》一册,此书后在各抗日根据地翻印,即后来铅印本《文艺学习》也。

  妻怀孕,后生小达,王林所谓《冀中一日》另一副产品也。

  在冀中期间,一同活动者,有梁斌、远千里、杨循、李英儒等。

  一九四二年,二十九岁。春末回路西文联岗位。此年冀中敌人“五一大扫荡”。冬季,文联解散,田间下乡。我到晋察冀日报编副刊,时间不长,又调到联大教育学院高中班教国文。

  教育学院院长为李常青,他原在北方分局宣传部负责,自我到边区以后,对我很关心。抗战期间,我所教学生,多系短期训练性质,唯此高中班,相处时间较长,接触较多,感情亦较深,并在反扫荡中共过患难。所以在去延安途中和到达延安以后,我都得到过这些男女同学的关怀和帮助。

  时达来信说,带来家庭消息,往返六日去听这一消息,说长子因盲肠炎,战乱无好医生,不幸夭折,闻之伤痛。此子名普,殇时十二岁。

  一九四三年,三十岁。冬季,敌人扫荡三个月,我在繁峙,因借老乡剪刀剪发,项背生水泡疮,发烧,坚壁在五台山北台顶一小村,即蒿儿梁。年底,反扫荡结束下山,行山路一日,黄昏至山脚。小桥人家,即在目前,河面铺雪,以为平地,兴奋一跃,滑出丈远,脑受震荡,晕过去。同行康医生、刘护士抬至大寺成果庵热炕上,乃苏。

  食僧人所做莜麦,与五台山衲子同床。次日参观佛寺,真壮观也。

  一九四四年,三十一岁。返至学院,立即通知:明日去延安。(此节已发表,从略。)

  一九四五年,三十二岁,八月,日本投降,当晚狂欢。我很早就睡下了。

  束装赴前方。我为华北队,负责人艾青、江丰。派我同凌风等打前站,后为女同志赶毛驴。路上大军多路,人欢马腾,胜利景象。小孩置于荆筐,一马驮两个,如两只小燕。

  过同蒲路,所带女队掉队,后赶上。

  至浑源,观北岳。

  至张家口,晋察冀熟人多在,敌人所遗物资甚多,同志们困难久,多捡废白纸备写画之用。邓康、康濯都穿上洋布衣装。邓约我到他住处,洗日本浴。又给我一些钱,在野市购西北皮帽一顶,蚕绸衬衣一件,日本长丝巾一幅,作围巾。

  要求回冀中写作,获准。同行一人中途折回,遂一人行。

  乘火车至宣化,与邓康在车站同食葡萄,取王炜日本斗篷、军毯各一件。从下花园奔涿鹿,经易县过平汉路,插入清苑西,南行,共十四日到家。黄昏进家时,正值老父掩外院柴门,看见我,回身抹泪。进屋后,妻子抱小儿向我,说:这就是你爹!这个孩子生下来还没见过我。

  1985年8月1日抄

  一九四六年,三十三岁。在家住数日,到黄城访王林。同到县城,见到县委书记张根生等。为烈士纪念塔题字并撰写一碑文,古文形式,甚可笑。以上工作,均系王林拉去所为。

  到蠡县见梁斌,梁任县委宣传部长,杨崴为书记,杨志昌为副书记,周刚为组织部长。梁愿我在蠡县下乡,并定在刘村。刘村朱家有一女名银花,在县委组织部工作,后与周刚结婚。她有一妹名锡花,在村任干部。梁认为她可以照料我。

  到冀中区党委接关系。宣传部长阎子元系同乡,同意我在蠡县下乡。在招待所遇潘之汀,携带爱人和孩子,路经这里,回山东老家。他系鲁艺同人,他的爱人张云芳是延安有名的美人。潘为人彬彬谦和。

  又回家一次。去蠡县时,芒种送我一程。寒雾塞天,严霜结衣,仍是战时行动情景。到滹沱河衅,始见阳光。

  刘村为一大村,先到朱家,见到锡花和她爷爷、父亲。锡花十七岁,额上还有胎发,颇稚嫩。说话很畅快,见的干部多了。她父亲不务正业,但外表很安静。她爷爷则有些江湖味道,好唱昆曲。

  我并没有住在她家。村北头有一家地主,本人同女儿早已参加抗日,在外工作。他的女人,也常到外边住,家里只留一个长工看门。我住在北屋东间,实际是占据了这个宅院,那个长工帮我做饭。他叫白旦,四十多岁,盲一目,不断流泪,他也不断用手背去擦。看来缺个心眼,其实,人是很精细的。对主人忠心耿耿,认真看守家门。

  村长常来看望,这是县委的关照。锡花也来过几次,很规矩懂事。附近的女孩子们,也常成群结伙的来玩。现在想起来,我也奇怪,那些年在乡下的群众关系,远非目前可比。

  妇救会主任,住在对门,似非正经。她婆婆很势利眼,最初对我很巴结,日子长了,见我既不干预村里事务,又从不开会讲话,而且走来走去,连辆自行车也没有,对我就很冷淡了。

  在这里,我写了《碑》、《钟》、《藏》几个短篇小说。

  曾将妻和两个孩子接来同住几日,白旦甚不耐烦。在送回她们的途中,坐在大车上,天冷,妻把一双手,插入我棉袄的口袋里。夕阳照耀,她显得很幸福。她脸上皮肤,已变得粗糙。战斗分割,八年时间,她即将四十岁了。

  刘村有集,我买过白鲢鱼,白旦给做,味甚佳。

  杨循的村子,是隋东,离刘村数里,我去过他家,他的原配正在炕上纺线。梁斌的村子,叫小梁庄,距离更近,他丈人家就在刘村。有一次,传说他的原配回娘家来了,人们怂恿我去看,我没有去。

  到河间,因找杨循,住冀中导报社,识王亢之、力麦等。

  此前,我在延安写的几个短篇,在张家口广播,晋察冀日报转载,并加按语。我到冀中后,冀中导报登一短讯,称我为“名作家”,致使一些人感到“骇人所闻”。当我再去白洋淀,写了《一别十年同口镇》、《新安游记》几篇短文,因写错新安街道等事,土改时,联系家庭出身,竟遭批判,定为“客里空”的典型。消息传至乡里,人们不知“客里空”为何物,不只加深老母对我的挂念,也加重了对家庭的斗争。此事之发生,一、在我之率尔操笔,缺乏调查;二、去新安时,未至县委联系。那里的通讯干事,出面写了这篇批判文章,并因此升任冀中导报记者。三、报纸吹嘘之“名”,引起人之不平。这是写文章的人,应该永远记取的教训。

  我恋熟怕生,到地方好找熟人,在白洋淀即住在刘纪处。

  刘过去是新世纪剧社书记,为人好交朋友,对我很热情,当时在这一带办苇席合作社。进城后曾得病,但有机会还是来看我,并称赞我在白洋淀时的“信手拈来”,使我惭愧。在同口,宿于陈乔家。

  六月,在河间。父亲病,立增叔来叫我。到家,父亲病甚重,说是耩地傍耧,出汗受风。发烧,血尿,血痰。我到安国县,九地委代请一医生,也不高明,遂不起。

  父亲自幼学徒,勤奋谨慎,在安国县城内一家店铺工作,直到老年。一生所得,除买地五十亩外,在村北盖新房一所。

  场院设备:牲口棚、草棚、磨棚俱全。为子孙置下产业,死而后已。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哲学。另,即供我读书,愿我能考上邮政局,我未能如命,父亲对我是很失望的。

  父亲死后,我才感到我对家庭的责任。过去,我一直像母亲说的,是个“大松心”。

  我有很多旧观念。父亲死后,还想给他立个碑。写信请陈肇写了一篇简朴的墓志,其中有“弦歌不断,卒以成名”等词句,并同李黑到店子头石匠家,看了一次石头。后因土改,遂成泡影。

  一九四七年,三十四岁。春,随吴立人、孟庆山,在安平一带检查工作,我是记者。他二人骑马,我骑一辆破车,像是他们的通讯员。写短文若干篇,发表于冀中导报副刊“平原”,即《帅府巡礼》等。

  夏,随工作团,在博野县作土改试点,我在大西章村,住小红家,其母寡居,其弟名小金。一家人对我甚好。我搬到别人家住时,大娘还常叫小金,给我送些吃食,如烙白面饼,腊肉炒鸡蛋等,小红给我缝制花缎钢笔套一个。工作团结束,我对这一家恋恋不舍,又单独搬回她家住了几天。大娘似很为难,我即离去,据说,以后大娘曾带小金到某村找我,并带了一双新做的鞋,未遇而返。进城后,我到安国,曾徒步去博野访问过一次。不知何故,大娘对我已大非昔比,勉强吃了顿饭,还是我掏钱买的菜。归来,我写了一篇“访旧”,非记实也。农民在运动期间,对工作人员表示热情,要之不得尽往自己身上拉。工作组一撤,脸色有变,亦不得谓对自己有什么恶感。后数年,因小金教书,讲我写的课文,写信来,并寄赠大娘照片。我复信,并寄小说一册。自衡感情,已很淡漠,难责他人。不久,“文化大革命”起,与这一家人的联系,遂断。

  在此村,识王香菊一家,写两篇短文。

  当进行试点时,一日下午,我在村外树林散步,忽见贫农团用骡子拖拉地主,急避开。上级指示:对地主阶级,“一打一拉”,意谓政策之灵活性。不知何人,竟作如此解释。越是“左”的行动,群众心中虽不愿,亦不敢说话反对。只能照搬照抄,蔓延很广。

  与王林骑车南行,我要回家。王说:“现在正土改试点,不知你为什么还老是回家?”意恐我通风报信。我无此意。我回家是因为家中有老婆孩子,无人照料。

  冬,土改会议,气氛甚左。王林组长,本拟先谈孔厥。我以没有政治经验,不知此次会议的严重性,又急于想知道自己家庭是什么成份,要求先讨论自己,遂陷重围。有些意见,不能接受,说了些感情用事的话。会议僵持不下,遂被“搬石头”,静坐于他室,即隔离也。

  会议有期,仓促结束。我分配到饶阳张岗小区,去时遇大风,飞沙扑面,俯身而行。到村,先把头上长发剪去,理发店夫妇很奇怪。时值严冬,街道满是冰雪,集日,我买了一双大草鞋,每日往返踯躅于张岗大街之上,吃派饭,发动群众。大概有三个月的样子。

  冀中导报发表批判我的文章。初被歧视,后亦无它。

  识王昆于工作组,她系深泽旧家,王晓楼近族。小姐气重,置身于贫下中农间,每日抱膝坐在房东台阶上,若有所思,很少讲话。对我很同情,但没有表示过。半年后,我回家听妻说,王昆回深泽时,曾绕道到我家看望,此情可念也。

  进城后尚有信。

  十数年后,我回故乡,同立增叔在菜园闲话,他在博野城东村打过油。他说大西章是尹嘉铨的老家,即鲁讯《买小学大全记》所记清代文字狱中之迂夫子也。

  一九四八年,三十五岁。春,由小区分配到大官亭掌握工作。情节可参看《石猴》、《女保管》等篇,不赘。

  麦收时,始得回家。自土地会议后,干部家庭成份不好者,必须回避。颇以老母妻子为念。到家后,取自用衣物,请贫农团派人监临,衣物均封于柜中。

  夏季大水。工作组结束,留在张岗写了几篇小说。常吃不饱,又写文章,对身体大有害。

  秋,到石家庄参加文艺会议,方纪同行。至束鹿辛集镇观京剧,演员为九阵风,系武旦。到石家庄,遇敌机轰炸。一次观夜戏,突发警报,剧场大乱,我从后台逸出。有本地同志,路熟,临危不肯相顾。

  在饭馆吃腐败牛肉,患腹泻。时饭馆尚有旧式女招待,不讲卫生。

  华北文艺会议,参加者寥寥。有人提出我的作品曾受批评,为之不平。我默默。有意识正确的同志说:冀中的批评,也可能有道理。我亦默默。

  初识吕剑。

  为妻买红糖半斤,她要在秋后生产。归途在方纪家吃豆豉捞面,甚佳。

  调深县县委任宣传部副部长,区党委决定,为让我有机会接触实际也。书记刘,组织部长穆,公安局长吴,县长李。

  与县干部相处甚融洽,此因我一不过问工作,二烟酒不分,三平日说说笑笑。穆部长在临别时鉴定: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相结合的模范。

  与深县中学诸老师游,康迈千最熟。

  在深县时,经常回家,路经店子头,看望杜姓表姊。表姊幼失怙恃,养于我家,我自幼得其照料。彼姑颇恶,我到她家,姊仍坐于炕上,手摇纺车不停,一面与我说话。后二年,姊死于难产。

  一九四九年,三十六岁。一月,我在深县接方纪电话,说区党委叫我到胜芳集合,等候进天津。到河间,与方纪、秦兆阳同骑车至胜芳。

  胜芳为津郊大镇,值冬季,水景不得观览。赶集,有旧书。

  冀中导报人员,集中于此,准备进城版面。我同方纪准备副刊一版,我写一短文,谈工厂文艺。另于夜间,写小说《蒿儿梁》一篇。

  杨循新婚,携来夫人贾凡,并介绍一新出城女同志至我处,忘其姓名,请吃葵花子一盘。

  进城之日,大队坐汽车,我与方纪骑自行车,路上,前有三人并行,我们骑车绕过时,背后有枪声。过一村后,见二人只剩一人,我与方纪搜检之,无他。此自由行动之害也。

  比至城区,地雷尚未排除,一路伤员、死尸,寸步难行。道路又不熟,天黑始找到报社,当晚睡在地板上。

  1985年8月24日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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