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七月，冀中区创办了一所抗日学校。这所学校，分做两院，民运院设在深县旧州原来的第十中学，军事院设在深县城里一家因为怕日本、逃到大后方去了的地主的宅院里。

　　部队保送芒种到军事学院学习。行前，他捎一个口信给春儿，说到深县学习去了。他带着组织介绍信来到深县，学校里到的人还不多，房舍也正在改造修理，看样子得过几天才能开学。他闲着没事，到旧州去玩了一趟，顺便打听：民运院是不是还招收学生，前来学习要经过什么手续？教务处回答说：现在人数还不齐。学生入院，一般的要经过考试，如果是地方上保送，文化程度低一些也没多大关系。芒种在回去的路上，坐在道旁大麻子棵下边，掏出钢笔日记本，给春儿写了一封信。叫她见信就来深县投考。

　　把信折叠好，赶进深县城，今天正是大集日，可是因为正在秋忙，遇不见一个他们那边来的熟人。把信交到交通站，又怕耽搁，他就站在十字街口等起来。

　　直等到晌午大错，才遇见一个贩蜜桃的，托他把信带到子午镇。小贩怕忘记了，把信压在桃堆里。

　　这些日子，春儿在家里倒比较清闲。她家地里的庄稼已经锄过三遍，今年雨水不缺。青纱帐期间，战争情况也不紧张。村里的群众基础，比过去巩固了，工作也顺利。自从父亲回来，她也有了照顾，新来的后娘，待她很好，帮她做饭做活。她自己觉得：这么大的一个姑娘，现在竟有些娇惯起来了。

　　这天晌午，天气很热，人们都在歇晌。春儿似睡不睡的，听到街上有卖蜜桃的声音。这个孩子，从来很少买零食。今天，她忽然从蜜桃联想到深县，想起吃个桃儿来。她跑到街上，卖桃的小贩刚进村，正把桃子放在南房凉儿里。春儿过去望着堆在筐子上面的小桃奴儿说：

　　“多少钱一斤？”

　　“五百。”小贩蹲在两个筐子的中间，用一块白布手巾扇着汗。

　　“这么小的桃儿，”春儿说，“这样贵？”

　　“别不懂眼，这是真正的深州蜜桃，给西太后进贡的东西。”小贩说，“你尝尝，保管顺嘴流蜜！”

　　“我不尝你的。”春儿笑着说，“称半斤吧！”

　　她随手就刨开桃堆，正要挑拣，一封折叠着的信，像认识她一样，从桃堆里挺了出来，她立刻看见了那亲切的字体和自己的名字。

　　小贩正要向她打听这个叫春儿的住在哪街哪头，她已经把信打开，看的入了迷。她告诉小贩，不称桃了。谢谢他给带了信来，问他是不是到家里坐坐喝碗开水？就跑回家里去了。小贩也高兴碰得这样巧，虽说半斤桃的买卖没有做成。他想：对于这位姑娘，这封信的内容，一定是比深州的蜜桃还要甜蜜。

　　刚刚看过了信，是要她去学习，春儿很高兴。可是当决定明天就走，她也像那些第一次离家远行的孩子们一样，心里有些烦乱起来。

　　她经过村、区、县，写好了介绍信。她又和本村的同志姐妹们告别。她到五龙堂去看望了姐姐。回来，一夜差不多没有合眼，年老的父亲就催促着母亲起来给她煮赶路的饺子了。

　　她带了一个挂包，装着她珍惜的纸笔和文件；一个小包裹，里面只有一身替换的单衣和一双新做的鞋。

　　子午镇到深县有六十里，走到双井村，天气就热上来了，一个人走远道，有些累得慌。过了双井村，净是沙土道，走着更费力。好在这一带大道旁边，果木树很多，随时有树荫凉可以歇息。雨水勤，梨儿挂的很密。起晌以后，春儿就到了旧州。

　　旧州实际上只是一个小乡村，并没有春儿想像的那样热闹。原来的第十中学却占着很大的地势。红油的大门旁边，有两棵一般粗的大柏树，一棵树下面蹲着一头白石大狮子。春儿很少见过这样大片的青楼瓦舍，和这比较起来，她村头一份的田大瞎子家的宅院，也不成什么规模。一眼望过去，这个学校，给了她个大庙的印象。

　　校门口，有一个战士，来回走动着站岗。春儿想起，她是要进到这里面去学习，是来这里投考了。她的心很快的跳动起来，脸也腾的红了。

　　她被人领进教导主任的办公室，教导主任是一个年轻人，看来是刚从部队上调来，春儿还好像在哪里见过他，顾不上问，忙把自己的介绍信交过去了。

　　年轻人详细的问了问春儿在村里的工作，和她的家庭生活，就叫人来测验一下她的文化。前来测验文化的是一个年老的教员。他虽然也很喜爱眼前这个女孩子的活泼态度，却为她回答试卷的情况皱了眉头。

　　“我没有上过学，”春儿不住的用手擦着脸上的汗，把卷纸也染湿，“我只是在冬校识字班里，念完了一本书。”

　　“你考的可是学院，”教员笑着说，“是大学哩。”“文化可以慢慢提高，”教导主任解释着，是在安慰春儿，“她有一定的政治认识和工作经验。”

　　“那你就听候榜示。”教员摇摇头，拿着那张如果没有几处污手印，就是一张完全的白卷出去了。对于榜示，教导主任又给春儿解释一番，就叫人带她去吃饭。

　　这一顿饭，春儿吃得很不安心。她不知道这究竟算考上了没有？如果考不上，又怎样回到村里？她奇怪：为什么对着一张纸，坐了那么一会儿，身上就这样不舒服，比三伏天锄几亩小苗还觉累？对于文化，她真有点害怕起来。后来又想，既是叫她吃饭，就有几成儿，心里一宽，才吃完那拨搅了半天咽不下去的一碗小米干饭。

　　吃完饭，有一个比她年岁大些，穿军装的女同志来叫她去做游戏。春儿一听这个女同志的口音，就和她攀起乡亲来。

　　女同志说：

　　“把你那包袱放到我屋里，晚上就和我一块睡觉。”

　　春儿出大门，就看见那片大操场，一大群男女学生正在那里拣拾烂瓦和砖头。他们要把“七七”事变学校南迁以后，久经荒废的操场清理出来。在这群青年学生里边，有些是穿制服的，更多的是穿着便服。他们多数是原来北平、保定的大学和中学里的学生。女学生有的是玉白色士林布短大衫，下边光着腿；有些是短袖漂白小褂，露着胳膊。这些当然都是富家小姐，有的脸上还擦着脂粉。她们的手很小很白，她们轻轻的蹲下身子，一只手小心的提着衣裳襟，在那里喊叫加油。干这种勾当，春儿觉得比答试卷要超脱得多，她的活泼熟练的动作，立刻引起了那些女学生们的注意。

　　然后，她们牵起手来，拉成一个大圈子，那些女学生很自然的把手伸给男同学，春儿找好两个女同学的中间，插了进去。把圈子拉圆，她们围着操场转。按照旧有的习惯，春儿觉得，她，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是幸运的参加到这些学生们的队伍里来了。但等到跑步开始，这些学生们就能看出：不仅在姿势和动作上，春儿可以作为她们的表率，在认真努力和坚持不懈的精神上，这个女孩子更是远远的超越了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