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了朋友

　　因为有一次一个用“休芸芸”作为笔名的无名作者，那时在北京写下的文章，还不值得任何编辑的注意，也只成天做梦，梦想写出的文章有人阅读，但是各处试验都失败了，就冒冒失失的寄了一点文章到他们那里去。这文章即刻登载出来了。就是那一天，北京西城一个名为庆华公寓的一间房子里，就来了两个不能入伍的海军学生晤及了一个还刚退伍不久的陆军步兵上士。于是他们谈了许多空话，吃了许多开水。

　　那两个海军学生走后，那个步兵上士心想：这倒是古怪的事情，两个编辑也来到我的住处了。我有了朋友，我的生活，就快有日头的光照及了。……那时节，自然是我最无办法处置生活的时节，日头的光是不会照到头上的。

　　说到这里使我想起最初几个朋友给我的友谊，如何鼓励到我的精神，如何使我明白那些友谊的可贵。我那时的文章是没有人齿及的。我在北京等于一粒灰尘。这一粒灰尘，在街头或任何地方停留都无引人注意的光辉。但由于我的冒险行为，把作品各处投去，我的自信，却给一个回音证明了。当时的喜悦，使我不能用任何适当言语说得分明，这友谊同时也决定了我此后的方向。若果当时到我住处的，不是这两个编辑，却是那个照相制版学校的校长，到现在我或者已经成一个照相技师了。因为我那时还不明白我学照相适宜一点，还是学写文章适宜一点。我把写成的文章寄到报馆去，却同时告那个照相学校校长，说我愿作一个学徒。

　　既然认识了两个编辑，文章有了办法，怎么样可以每月得到二十块钱，应付住处的一切，当时我似乎还没有打算到的。因为我那时，认识这两个人以前，还只得到过晨报馆五毛钱书券的报酬，这文章登载到那时的晨报“北京栏”上面。

　　即或认识了他们，每月希望可以拿到稿费二十块钱，这希望，在当时还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奢望。他们两人当时所作的梦，似乎也没有那么华丽，因为他们比我经验多了许多。那个时节的风气还不许可文学得到什么东西，鲁迅当时若果弃去了他的教育部佥事，同大学校的讲师职务，去专靠译作生活，情形也一定过得十分狼狈，十分可笑。

　　可是，我那时，却似乎以为有了朋友，别的就不再需要了的，所以有了朋友，把生活的困难以及此后的一切也暂时忘掉了。

　　第二天，退伍的上士与被解散的两个海军学生又见到了，仍然谈了许多空话，吃了许多开水。那时，在我那名为“窄而霉斋”的房间里，最多的就是空话，可以吃的也只有开水。

　　那个时节好像是春天，因为在别人的房间里有白炉子，在我的房间里没有白炉子。这两个朋友到我住处时，我曾同他们说过，房子里有泥炉子，煤气熏人，真很讨厌。但我的文章，第一次登载到《民众文艺》上面时，却是一篇羡慕有能力购置一个泥炉的人那类文章。

　　自从我认识了这海军学生以后，似乎有了一个礼拜样子，一天早上，我正坐在窗下望到天井中没有融化的积雪，胡带来了一个圆脸长眉的年青女人，来到我的住处。女人站在我的房门外边不动，穿了一件灰布衣服，系了一条短短的青色绸类裙子，什么话也不说，只望到我发笑。教育同习惯使我永远近于一个乡下人，当时是一点不会客气的，我就问她，“你姓什么？”那女子就说，“我姓叮”好了，这就得了，于是我房中就多一个女人了。坐下时，女人还是笑，我那时候心里想：“你是一个胖子的神气，却姓丁，倒真好笑咧。”因此我也笑了好一会。到后那女人走了，胡才说她不姓丁，另外有姓。但是我以为姓什么没有关系，一个人有趣一点，通脱洒落，没有姓名也还是不妨事。胡又说引她到这儿来，是因为听人说到我“长得好看”，才特意来看看的。我到现在还疑心我的朋友说那句话时，有点含混，不甚说得清楚，或者所说是一种相反的趣语，因为我从没有被另外什么人说我“好看”，也从没有另外再被谁个女人走到住处来“看”过。这女人到后我才知道姓蒋，然而在五年以后，写了许多文章给人阅读，成为一九二八左右一个最入时的女作家时，在作品的笔名下，却又告给读者，说她姓叮这个女人便是《在黑暗中》的作者丁玲女士。她生长地方是湘西，同我所生长的地方并不很远。我们家乡所在的地方，一个学习历史的人会知道，那是“五溪蛮”所在的地方。

　　这地方直到如今，也仍然为都会中生长的人看不上眼的。假若一种近于野兽纯厚的个性就是一种原始民族精力的储蓄，我们永远不大聪明，拙于打算，永远缺少一个都市中人的兴味同观念，我们也正不必以生长到这个朴野边僻地方为羞辱。

　　春天没有日光

　　于是，日子过去了。我认识他们是二月，春天一来时，我想象这个春天，有些人一定不辜负它。好的日头，好的风，新鲜的草木同新鲜的事情，年青人应得到的一份，自然是无处不可以得到的。至于我呢，冬天日光照不到我的房子里，春天仍然没有日光。《民众文艺》早已停止了，生活也毫无转机。

　　春天来时我成天还是只能坐在我那间窄霉小斋里，望着房中到春天来更显得潮湿的砖地，或从窗口望着春雨过后院中的积水，心里忖度，我怎么样就可以活下去。我是不是应当离开这个公寓，弃了一切希望，找一个别的活路？我是不是还应当找一个活路？有时走出了公寓，到西单牌楼一带眺望街市的景致，常常在人丛中见到一面小小旗子，我的心总一动。西单牌楼卖小东西的人，照北方规矩，在身上或小摊上插旗帜作号召的很多，见到这小旗，使我就记忆到前外天桥地方许多招兵委员的小旗。就是西单也常常可以见到一个军人拿着这类白布旗帜，走在前面，后面便跟上三个五个脸儿黄瘦衣服肮脏的人物。当时在生活上，除了可以写文章，能让我活下的，似乎就只有跟到这个小小队伍，向不可知的一个地方走去那一种办法了。记到有一次，我傍着那个委员，问他跟着旗子走去的那些壮士此后的情形，那委员如何希奇的望着我发笑。那个笑容嵌到我的记忆里，使我永远不能除去，也使我永远不能忘记，我同他们有一时节，是一样活着的人。

　　这记忆，伴着此后每一个春天，咬着我的心，我的春天也永远成为十分凄凉的了。

　　但那时节《晨报》已在开始用我的文章了，《晨报》会计处有出纳课，一个身体矮矮的郑姓办事人，他一定还记得每到月终馆内通知发出后，有个“休芸芸”名字项下，支出的数目是多少钱，另外一个高高的瘦瘦的长身白脸少年，也一定记得在那个小斗形的窗口边，如何把这个钱递给一个黄黄脸庞的人，当没有把钱得到时，这人又如何老实规矩的站在那黑暗一角等候。每一次我大约可取钱四元到十二元，每次把钱得到时，走出《晨报》馆大门，还照例要被那个给我回事的门房一拦，从我手中取回两毛或三毛。我有时是远远的走出宣武门外来取钱的，袋子中已找不出一个零钱，这门房就指点换钱的铺子，一定得把那个数目索去才让我走路。在当时，我心想这一定是一种规矩，因为在另一件事上，也少不了一些小费，不过那么一来，每一个月有五百字的稿费，就为他拿去了。

　　我还记得每一次我得到这个钱时，就不知道如何去使用，反而常常觉得把这个钱送给谁，倒似乎恰得其所。

　　只有在这种使人心上暗淡的回想里，我才觉得那时几个朋友的印象如何永远润泽到我的生活。满叔远，唐伯赓，项拙，胡也频，这几个名字，是值得那些注意到我文章的朋友们也注意到的名字。这些人在我刚开始写文章时，就成了我的朋友，由于他们的友谊，我似乎活到这世界上更坚实了一点。这些人，到现在已完全各在这世界一小片的地面上，静静的躺下，悄悄的腐烂，成泥成灰了。只有我还算是一个活人，能总括这些名字在这里，成为一束不能忘却的印象的。

　　我当时虽有这些朋友，又有了一个给我发表文章每月还把我几块钱的地方，再者，北京的夏天空气又实在特别好，好的空气同好的友谊，就应当使我安定下去才是。可是友谊不能使我当作房子，空气又并不比一片肉或一个馒头合于实用，因此另外一个人给了我另外一种机会时，我不久就上了香山，在香山图书馆内作事去了。

　　“这是新鲜事情”

　　四月间我上的香山，八月间还住在那里，中秋那一天，晚饭前服从我上山后一种习惯，走到一个无人地方去坐坐，看天上的云同村中的烟，回到名为大楼的住处时，见到桌上放有一个字条写着：休：你愿意在今天见见两个朋友时，就到碧云寺下边大街××号来找我们。我们是你熟习的人。

　　我所住的地方，使我作不愉快的回忆，未免多了一点。因为上山来我曾在一篇名为《棉鞋》的文章上，提到一个办事人给我的指摘，又在一篇名为《狒狒的悲哀》的文章上，提到一些女人在某一次拜寿的剧场里，如何给我的烦恼。为了这两件事，当时就被人叫去，施以一种教训，受过许多威胁，还听说有人行将处置我到如何难堪地位上去。直到一九三一年，重到了北京，我这才明白这无耻的授意，是出于什么人，为了什么原因。寄生的草类或虫类，照例最触忌讳处，就是人家说他是“寄生”一类东西。还有就是一个贫穷一点位置卑下一点的人，如果忘了约束，说到平常规矩不许说到的话，提到如何觉得那些服饰精佳，性格风流，面目姣好的女人的诱人处，也就近于侮辱到了这一类人的尊严。我已经作了两件错事。在一些以吃肉喝汤过着每一个日子的人物中间，不是以阿谀作为职业，就是靠阿谀作为营养。他们死去后，到了他们的儿女，社会制度若没有多少变更，也一定还是仍然按照他们的身份，或者以向主子阿谀为生活，或以接受奴才阿谀作供养：这两个阶级里没有安置我的地方，我当时的不知世故处，使我得到的教训，还可说是最轻微的教训，但当时，我是还不甚明白这理由的。

　　在山上我既然是一个孤立无助的人，名位是那么小，且人家是在一种近于恩惠的情形中把我收容下来，什么人也不会对我稍好一点，正需要的是朋友，因此见到那个字条时，心中十分高兴，就即刻照到那字条所记的门牌号数找去，预备看看这“两个熟人”。没有见到他们时，我猜想不出这熟人是谁。到了那里才知道原来是海军学生，同自说姓丁的女子。先是在院中枣树旁见到海军学生，见到我时笑着，捏了我的手往里面走，到了窗下他就说：“有客来了，你猜是谁？”

　　里边也似乎在猜着，进去的我也猜着，到后我就在一个门边，见到那个黑黑的圆脸，仍然同半年前在北京城所见到一样，睁着眼睛望人。这人眼睛虽大，却有新妇模样腼腆的光辉。我望到是那么两个人，又望到只是一个床，心里想：这倒是新鲜事情，就笑着坐到房中那唯一的一张藤椅上了。那时房中还有一个煤油炉子，煨得有什么东西，我猜想当我还没有来到这房子时节，这似乎主妇的人，一定还蹲在地下，照料到那炉子上小锅内的东西。

　　第二次望到床，我说，“这是新鲜事情！”

　　海军学生就说，“不是新鲜事情。”

　　因为过去的事仿佛如在目前，想起过去，我们三个人就笑了好一会。

　　这一天是中秋，这个中秋的黄昏，我们三个人就消磨到香山静宜园里俗名为“见心斋”的小池中，三人坐在一只无桨无舵的方头船上，用手划着水，沿池漂浮着，互说这半年来的一切天时人事，耳中听到学校方面，一群孤儿为了点缀这佳节，箫鼓竞奏的声音，头上是蒙蒙糊糊的一饼圆月。为了虚应故事起见，到后下山时，各人就各买了一片糖含在口里，我们也算并不辜负了这个中秋了。

　　这是我第二次见到他们的情形。

　　只想有一个小小刊物

　　我们既然有了机会同在一处，相去不远，我在那学校里，又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所以到他们那里晚饭的日子就很多了。在谈话里我不放弃掉一项权利，就是向两人描写半年前海军学生没有离开北京时如何咆哮的事。这事说够了，三人就说着大话，以为若果每一个人每月可以写出三万字文章，得到三十块钱，那这日子即或是冬天，没有炉子，心中一定也觉得很温暖了。于是我们就假设这个数目已经从报馆攫到了，打算如何去花费这个钱。于是我们又假设了些什么事，假设自己有了一个小小周刊，每星期出版一次，各人如何为这个周刊忙着不息。同时为了门前应当挂一块什么式样的牌子，当时也计划了许久，争持了许久。

　　我们所希望的数目，只是那么一个小小数目，可是照一般情形看来，要得到这个，就没有那种规矩。那时去用我们最勤快最诚实的工作换取最低级的生活费的时机还很远。我还没有被人赶走，就不敢离开那小小职务。湖南那方面，有时因汇票关系，不能按时寄钱来，所以那两个人的生活，不久也就显得十分狼狈了。

　　我们当时只想有一个小小刊物，给我们一种机会，把我们的作品，在一种最卑微最谦驯同时也十分诚实的情形里，同一些读者见面。我们那时虽然极穷，希望报酬的心，还远不如希望人家同意的心为切迫。我们似乎生存到这个世界上，在泥土里滚爬，在艰难里支持，都并不是为自己何种尊严而存在，只仅仅为了想作一点使自己尽力使别人快乐的工作而存在。我们愿意有机会显示我们的整个精力，给那些对我们感到好意的读者，所以才只想有一个刊物给我们处置。但是，这个刊物只能在我们几个人想象里产生，同时也就在想象里夭折，因为生活情形不能让我们实现任何计划，一般积习支配到我们的生活，所以不久之后，我们对于创作也不再继续，没有多少兴味了。

　　那时，正是《语丝》趣味支配到北方文学空气的时期，许多人的名字，以各种方便因缘，都成为各样刊物上时髦的名字。我们对这个时代是无法攀援的。我们只能欣赏这类人的作品，却无法把作品送到任何一个大刊物上去给人家注意的。

　　我记到那时节我写了一篇文章，这海军学生因通过一个人的方便，给我转带到《语丝》的周作人先生处去，这文章登载出来时节，海军学生拿了一份《语丝》跑去告我，看到那文章的题目，感动得使我只想抱了我的朋友哭泣。想想那个可怜可笑的情形，到现在，使我同任何一个年青朋友，皆感到万分亲密的必需了。我明白那些初次拿了一点文章给世人见面时的腼腆处，我明白那个最谦卑的感情，同时还明白另外许多年青人的事情，我愿意同一切凡在沉默下努力的朋友握手了。但是，我还愿意给他们以一种“自信”的机会，每一个在井中向群星望着的人，他们都得有一种自信。一切生活的向上，是从自信上打下基础的。我因为一种伴随到生活而来的弱点，缺少这个，永远在一种悲剧里过着日子。我的文学成就是无意中一手捞着的，我永远惑疑我捞到手的并不是我最相宜的事物。我永远以为我还可以做一点别的事业。我永远以为自己做到的都不对，那些我还没有抓过一把的，却在那里等待我去着手。我的反复的自省，把我常常陷到一些泥淖里去，琐碎的注意，又常常蚕食到我的生命。我所希望的一种性格，就恰恰同我现成这种性格相反。

　　至于那个海军学生却与我完全不同了。他是一个有自信的人。他的自信在另外一些人看来，用“刚愎”或“固执”作为性格的解释，都不至于相去太远。但这性格显然是一个男子必需的性格，在爱情上或事业上，都依赖到这一种性格，才能有惊人特出的奇迹。这种性格在这个海军学生一方面，因为它的存在，到后坚固了他生活的方向。虽恰恰因为近于正面凝视到人生，于是受了这个时代猛力的一击，生命与创作，同时结束到一个怵目的情境里，然而敢于正视生活的雄心，这男性的强悍处，却正是这个时代所不能少的东西。

　　用同一式样的纸，写同一式样的字

　　日子过去了。

　　北京的干净空气与明朗天空，都不能留着住在那儿的人，使在那儿作客的不离开它。两个人，其中的一个，似乎怀想到远方的母亲，因此一同离开了北京。一面自然是两人在北京终不能用好空气过日子，一面或者还更有别的原因。两人离开那个公寓时节，正是我也下了山，把事情辞去，搬到他们那个公寓去的时节。不知是十四年的春天还应当是十四年秋天，这海军学生开始写了许多诗寄给我看，那时我似乎已经在《现代评论》作发报的人，住到北河沿的汉园公寓，寄来的诗总为转到《晨报副刊》或《现代评论》去发表，这些诗，就是我所谓一个热情男性不自私的诗，差不多每一首都是在用全人格奉献给女子的谦卑心情写成的情诗。这诗的形式，无疑的从李金发诗一种体裁得到暗示或启发，一种在文字性格方面为畸形的构图，以另外属于“未来”的一格，而在试验中存在的。但当时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种形式的暇裕。热情使他偏心，他要的只是表暴歌颂这热情的机会。这诗连同另外的诗，到一九二八年时节，丁玲女士为编辑成为《也频诗逊，在风格方面，曾常常为人提到，作为近代新诗新型之一种。这类诗最先给《晨报副刊》登载时，从形式上看，有人以为是我作的，从原稿字迹上看，编者也还以为是我作的。因为同一习惯使用硬硬的笔头，蘸上蓝色的墨水，在狭行的稿纸上，写小小的字，差不多每一张纸都得容纳八百字左右的光景，字迹的疏朗处，以及勾勒的方法，又差不多没有什么分别，故在《现代评论》社方面，也有人以为也频是我的另一个笔名。

　　同时丁玲女士，又继续了这个方法，用同一式样的纸，写同一式样的字，所以有一次，丁玲女士给人的信，被另一个自命聪明的人看来，还以为是我的造作。到后当《在黑暗中》各篇章，次第预备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时，那时《小说月报》的编者为叶圣陶先生，见到这原稿，最初也还以为这文章的字样，当不出也频同我两人，不会在两人以外，还有一个女子。

　　到现在，还有一个上了年纪一点的人，对于我们的字迹，不甚分别的清楚。……这事使我记忆里保留到一个不能磨灭的一刹那光景。就为了我们字迹的类似，我们在如何谎着一个必须谎着的人。我们字迹相近处，如何可以从一个虚无里，带出信来，给另一个还不应当向虚无走去的老人，谁能想象到这个用处？

　　萨坡赛路二○四号

　　那时上海方面，由于眼红于北新的营业，新书业已成为一种新的利薮，出现了现代、春潮、复旦、水沫、开明、华通、金屋、新月，一些新的书店追踪而起，在一种谈起来使人极不愉快的刻薄报酬下，我们供给了他们少些稿件，他们便送给了我们一点点钱。一般习惯是十万字左右的集子，一次拿百元钱。因为那个数目的限制，以及上海生活的耗费，同时，在介于资本与劳力两者之间的编辑人方面，又多负有一种友谊的督促，故这个海军学生，这一年来差不多用全力写了许多文章。

　　恰恰上海的《中央日报》总编辑彭学沛，是前《现代评论》的熟人，副刊需要一个人办理，这海军学生就作了这件事。事先我不知道，我那时正从南方陪了母亲到北方养病，后来又回到南方来就食，（计算日子大约是秋天）这副刊，由我们商量定名就叫《红黑》。当时除了每晚他们两人或我们三人到望平街那个摇摇欲坠的楼上，去送编好的稿件，同看那最后清样外，他们最关心的恐怕还是房子。又要房子好，又要房东好，最后还要价钱也似乎好一点，……终于有一天就搬到萨坡赛路某一个人家去了。

　　两人还没有搬去时，到我的住处，那个海军学生向我说：“休，这可好了，我们选定的一个地方不止房间比我们过去任何一个住处好，还有一个房东，那是更值得夸奖的。”大约多数还是因为当时觉得“房东值得夸奖”，所以那么间房子，要他们每月出三十块钱，还说“价钱虽稍微多了一点，还不算很贵”。

　　我对于这个女房东，也感到相当兴趣。

　　有一些新的故事因这两个人的搬移而生。

　　我那时住在马浪路的新民村。所以总是常到他们那里去闲谈，后来就把伙食也包在他们的房东那里了。三个人每月要三十多元，可是总只有一点小菜同黄花木耳汤吃。又因为房东是在法国跑了一趟的勤工俭学生，每餐总限定要我们用叉子在盘子里吃饭，我们都感到十分不舒服，但总是三人自己笑笑就算了，原因就为了“值得夸奖”的另一房东。这另一房东，也曾为其他朋友看见过，也推许为值得夸奖的。

　　他们住在这里大约有一个多月，我是每天都在这边的，就是晚上回到自己住处时，也不能写文章，还不免要做一点小小的糊涂的梦，他们也就没有做一点事。

　　但不久，他们两人就觉得还是再搬一个住处为是。我也觉得还是迁了的好，同时也想要好好写点文章了。那时人间书店请我们编辑一个月刊，我们恰恰又借到了一笔钱，想自己办一个出版处，为了一切的方便，我们就合赁了萨坡赛路的二百零四号房子，搬了家，《人间月刊》由我们三人产生了，《红黑月刊》也由我们产生了，在名为“新房子”的住处，我们生活忽然完全就变了。

　　为了《红黑》的事情，我们于是都显得忙起来了。其中最忙的还是海军学生，从编辑到去印刷所跑路，差不多全是他理。他去送稿，去算帐，去购买纸张同接洽书店，直到刊物印出时，我才来同丁玲把刊物分派到各处，清理那些数目，或者付邮到外埠去，或者亲自送到四马路各书铺去。我记得刊物封面十分醒目“红黑”两个大字，是杭州美院教授刘阮溧先生作的。

　　第一期的刊物，本埠在一个礼拜内就将近卖去一千份，得到这个消息时我们欢喜兴奋得脸上发红。在各地方的朋友，都来信说我们这个刊物很好，有内容，文章有分量。北京方面有为我们帮忙的朋友，厦门方面也有为我们帮忙的朋友，武昌同广州，都有信来希望我们多寄一点。许多作者都以为我们这刊物合乎一个理想的标准。我们心想，以后每期应当印五千，似乎才够分配。

　　为了这个刊物和《人间月刊》同时进行，我们一面忙于应付杂事，也一面得很谨慎的写许多文章，所以一九二九年这一个年头，算是我们最勤快的工作的年份，各人都写了许多出品。在也频的所有作品中，以艺术完美同内容统一而论，也是这一年成绩最好。我们在起始写文章的时节，希望的只是尽我们的力，给这个渐趋寂寞的新文学重新再能够兴奋一次。我们自己知道自己的力量非常有限，在十分卑微里去努力，直到我们创作已成一个新的趣味同一种新的方向后，还仍然不觉得值得什么骄傲。我们尊敬那些负荷世誉的作者，同时却同一切毫不露面的作者握手。我们只是自己向一个很远的理想迈步，同时这迈步，却是沉默的，无声无息的。有了两个刊物我们还是同从前一样，我们就从不打量在刊物上攻击他人而揄扬自己。尽人制造点有关我们的文坛消息，总是付之一笑，不作理会。

　　那时正是新的创造社派在上海方面酝酿到“文学为争斗工具之一”的主张时代，对立而作意气抗辩的为《奔流》一派人物，《新月》有梁实秋《骂人艺术》是一本销路最好的书。

　　为了方便起见，出版界译了许多新书印出，上海方面还有几个讲“都市文学”的作家，也仿佛俨然能造作一种空气，我们是除了低头写作，什么意见也没有的。在乱糟糟的热闹空气里，镇静并不从我们身边离开。我们自己知道一切从东方或西方转贩而来的意见和主张，出于许多人的口中，似乎已经很多了，当时却很少人来努力写一点作品，故很希望自己做一点自己能够作到的事。就因为这态度同工作，对一切无忤，所以在当时，似乎所做的事，还可得到各方面的好评。

　　但即或是并不缺少那种好评，我们却并不看重那种好评的。在《红黑》的第一期里，好像就那么提到过，“倾向不是我们愿意提到作为阿其所私的工具，我们除了尽其所能，没有别的什么动人的背景了。刊物愿意多销一点，却也并不因为应当多销把趣味俯就。”

　　文学是用生活作为根据，凭想象生着翅膀飞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一件事情，它不缺少最宽泛的自由，能容许感情到一切现象上去散步。什么人他愿意飞到过去的世界里休息，什么人他愿意飞到未来的世界里休息，还有什么人，又愿意安顿到目前的世界里：他不必为一个时代的趣味拘束到他的行动。若觉得在“修正这个社会的一切制度”的错误，而把意识坚固，做一点积极的事情，他也仍然不缺少那个权利。他有一切的权利，却没有低头于一时兴味的义务。他可称赞处只是在他自己对于那个工作的诚实同他努力的成就。……这类主张在当时，是我们几个人所承认的。

　　日子又过去了。

　　《人间月刊》出到四期就停顿了，《红黑》月刊出到八期也不能不结束了，来了一个意料中的失败。这刊物的夭折，有一些读者，是一定比我们自己还觉得可惜。我们早知道在上海一切竞卖的情形下，这刊物不能赚什么钱。我们知道外埠书业的积习，对于用一点点钱来办一个刊物，是一种纯粹冒险的举动。我们原先只希望可以办十二期，满足到一年的数目，我们希望多有一些定户，同远地的定户直接交易，在一种毫无实利的情形下，维持这个刊物稍久一点。但一切希望都同事实不合，从各样打算上都不能维持这个刊物下去，当时最觉得生气的，就是这海军学生。

　　使我们十分灰心处，是想到这次的试验，证明了我们此后的命运，作者向商人分手，永远成为一种徒然的努力。看到这三两年来上海方面所谓出版界的一切情形，盛衰盈亏消息，就更长了多少见识。一时节的“普罗文学”兴起，反手间的“民族文学”成立，不知者还以为一则不外乎同政府对立，一则不外乎为政府捧场，故现象推迁，有此结果。其实不要这个，欢迎那个，还是几个眼尖手快的商人所作的事。作家不过是一个商店的雇员，作品等于一种货物，在叫卖这种货物时，商人对于营业的智慧，不忘记用最诚恳的风度，向众人说：“这是国家提倡的时代的，所以预备出来给大家试试，”于是，在一种眩目的颜色声音里，年青人便试过了。因此作者自己也就忘却一切，俨然以为获得大众了。直到另一个趣味成为一种新的风气时为止，在这时节里，他可以把他的稿件，用三块钱千字的办法，从书店那方面得到那个作品的报酬，这就是作家获得大众意思。一个作者若缺少这种随风逐浪的精神，好像就是那么样，便算落伍了。

　　我们愿意把自己工作放到这种竞卖的以外，故几个人才着手来办《红黑》，如今这试验既显然失败了，想到为了退还这从别一方面借来的一千块钱，似乎不找一点另外的事情去作作也不行了，因此我到吴淞教了点书。那时恰恰山东高级中学方面，向陆侃如同淦女士夫妇探询，有什么人愿意去教书没有，要她夫妇介绍。这海军学生，觉得除了教书没有别的更相称事情可作，因此由他们介绍，到后不久就同一个朋友过山东教书去了。

　　文章有了“问题”

　　这海军学生走后，不到一个月，新的习惯仍然不适用于两个年青人，所以丁玲女士不久也就去了济南。济南学校方面一种新的生活，自然使他们发生新的兴味。但不到三个月，这两个人，有一天忽然又悄悄的回到上海来了。两人回到上海后，住到环龙路，要我到那儿去看他们。见面时，问他为什么这样匆匆忙忙又离开了济南，两人只说那方面风潮闹得十分复杂，不愿意受人利用，且不能在那方面受人暗算，所以从青岛方面跑回来了。稍过一时，这海军学生，独在一处时，又才告我他们简直是逃回来的。当时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必须要逃回的理由，只听说山东方面学生，皆身强力壮，仪容可畏，就心想也许因为风潮影响，这海军学生，估量自己瘦瘦弱弱的身个儿，不能同人比武，所以即早跑开，也不失古君子的“明哲保身”意义。可是过几天，在吴淞我却听到淦女士说，两人是因为另外一件事逃出来的。我当时就稍稍有点糊涂，因为我想不出另外还有什么事会牵扯到这两个人身上，他们的性格，他们的生活，能凭空做出什么事，我倒十分疑惑。我以为这不外乎因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容易耸人视听，同时是初从上海跑到一个新地方去，上海那个时节，又正是连陆侃如先生讲中国诗史也得引用唯物史观方法的时节，在一般人都有意识或无意识承认文学是“可以放到一种积极的修正这个社会的一切谬误而存在”的情形下去努力，到内地去时，这平常观念影响到学生，同学校教育目的不甚合适，因此引出一些纠纷，也正是十分自然的事。为了免除这纠纷，同时且不愿意同一些不能与共事的人共事，这两个人就跑回原来地方，也十分合乎人情。

　　既然回来了，自然还得把生活放到笔尖上，故两个人预备好好的来写些文章，以为还是保守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对于性格适宜一点，那时环龙路那间房子是很可以使两个人安静作事的，《小说月报》又可以容纳两个人的稿件，单行本的集子，还容易得到承印的书铺，故生活的前途，并不使两人觉得暗淡。

　　那时我也因为感到教书这件事很受窘，以为教书的人一定还得一些不是比我们懒惰狡猾，就是比我们世故聪明的人才相宜，自己有点悔恨自己冒险的失策了，所以对于他们不教书的生活，我是一个极赞同的人。

　　我们还想恢复《红黑》，作一切恢复的计划。又很希望可以到一个什么书铺或报纸上，办一个周刊，那自然还永远只是我们眼前一个空幻的圆光。在上海，我们既不属于任何有力团体，又没有一个书店是我们可靠的东家，所以留在上海，也仍然还是近于一种方便，什么机会也没有。

　　他们从济南回来是十月，很快的就过年了。

　　过了年，我还是住在吴淞学校里，没有勇气同那个不花钱的房子与那个可以欠一点伙食的厨房离开，他们则另外又搬了两个住处，总说是住处不甚适当，房东太脏，邻居太吵，事作不好。那半年来他们好像懒惰了一点，文章写得很少。我则因为一点别的事情，更无兴味写什么文章，所以比起上一年来，我们都好像消沉多了。

　　三月间，在武昌有一个朋友，办了一个《日出月刊》，要我们寄点文章去，我写了一篇论文，这海军学生，却把他的一个中篇送去发表。到这月刊印出时，武昌南京两方面同时就遭了扣留，后来还罚了一千块钱。这刊物仅出一期便无从继续的原因，据说就是这海军学生的那个中篇。这文章名字叫作《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到后为光华书局印行，也仍然卖不出去。

　　这刊物我们在帮忙的地位，编者便本不想到它能出多久，既然第一期就遭受打击，那么大家沉默，也就完事了。

　　这时似乎这海军学生的文章，在《小说月报》方面也有问题了，在《妇女杂志》上，丁玲的文章也有问题了。对于这类事别人比我仿佛知道的比较多，许多人问到我的，我还不明白应当怎样答复。一切所谓问题，依我看来，不外两种理由，一则是作者作品切实了一点，二则是风气已到了“普罗作品”无从再给商人赚钱的时节，书店已不必需同这类作家要好，编者即或再明白一点，也不能不留心到营业利害上去。许多书局最体面的编辑，那时皆正各在预备办读书会，或编印中学生儿童文学一类刊物给读者，因此文章去处有了小小打击，也正是一种当然的道理。六月时，这海军学生卖了一点稿件给大东书局，那方面负责的孟先生，到后就同我说，这稿子是不是有问题，我当时没有能够说什么安慰他的话语，回来时还似乎十分抱歉。

　　但那些所谓“问题”，自然在这海军学生生活一方面，就起了一点影响。他们做的事已显然过了时。另外一些“先进”，稍前一时，给书店热闹了一阵，作者自己也就热闹了一阵。书店的文化事业，现在已关心到中小学生那一方面去了，他们既然不能在那些刊物上为学生讲“什么是小说”“什么是文学”那类题目，又不会编一首小孩子唱的儿歌，所以在一种不时髦的情形下，两人经济方面便窘了许多。半年来这两个人忽然不见什么文章发表了，一面自然是在自己心情上各有了小小变迁，一切不坚实的感情皆得在一种新的反省下有所修正，另一面，就是社会使他们沉静了。《在黑暗中》作者的双手照料到菜饭，比拿笔写什么的时节又多一点，因为生活使他们又不能不自己来处置饮食了。然而在北方，这作者的名字，却正成为一个时髦的名字。每有什么朋友从北方来了信时，谈到关于她的事情，同她去说，她总觉得好笑。“成功”并不能使她的手就把那一支笔尽捏到手上不放，一顿饭若不用自己的手去处置，这饭就无从上桌子，这真是另一方面的人所想不到的事。

　　但时代使人沉静而且老成了许多，由于生活而来的风雨，并不使这两个人颓唐。尤其那个海军学生，据我所观察到的，觉得这个人每日所需要的粮食，已和我的稍稍不同了一点。或者这仍然应说是那个南方人性格的特征，耳朵所听到的，眼睛所见到的，有了一些新的机会，给他一些新的注意，因为另外一种营养，显然的，慢慢的在改造这个人的灵魂，表面消瘦了许多，灵魂却更健康许多了。

　　我因为住在吴淞，离上海较远，同他见面也比较少了点，每次见他我总觉得他瘦了一点。在他们那种生活情形里，要他像许多朋友那么逐日发胖如大官，自然毫无希望，但什么事会使他瘦到这样子，我是很怀疑的。

　　人瘦了，下巴显得更尖，头颅显得更大，肩膊反而似乎宽了一点，走路时，也似乎更匆忙了。由于一些好肉好汤，同一种无节制的睡眠，再加上那种个人生活而持的沾沾自喜或天生大量态度，五年来中国各处地方添了许多胖子。这海军学生，有人说到他瘦了许多时，他总点头承认，并不说什么理由。等一会儿他留你吃饭，你便知道那个饮食也就不是为一个胖人而预备的饮食了。一点儿辣子，一点儿菠菜之类，再来一点黑黑的从罐头里倾出放到锅子里去又加上辣子一拌的牛肉，完事了。因为有了客，或者桌子上就多了一碟鸡蛋，为了方便同经济起见，罐头牛肉同鸡蛋算是轮流可以上桌的菜蔬。我从没有见过他们的桌上有一钵肉或一钵鸡的时节。每次同他们吃饭，总使我们记到几年以前在西山那个情景。每次因为到他们那里吃饭，必需添一点什么才够三个人的一餐，这海军学生，摸了一摸自己的口袋，忙匆匆的像个猫一样蹿出去时，望到那个跳跃的姿势，我常常心里想：这人比我年轻了许多，光阴在摧毁我，却成全这个人。

　　但另外一些时节，到他那里去，也常见到他躺在床上，似乎生着一种气，问他“写了什么”时，总说“什么也不写”。

　　他似乎是在为人类的愚蠢生气，为自己同愚蠢作战而疲倦了，也不能不生气。我明白那个，我一定明白的。但在他那一方面看来，我却是个连自己也不明白自己的人；对于自己的缺少自信，对于自己的稿件随意卖去，对于钱的不打算，对于约稿信用的不遵守，都是他常常说到我，证明我是不能明白自己的。可是一个不明白自己的人，却并不失去了了解别人的权利。所以由我这一面看来，似乎觉得他也有些自己不明白处。他不大赞同我那种“自苦”，我也不大赞同他那种“自苦”。

　　他望到那个理想的高峰

　　到了秋天，我过武汉大学校去教散文。在学校里，则从一些同事方面，学习明白一些事情，出外去就碰到兵，碰到剃头担子，有时节，还碰到杀人。我的耳目为这个平庸而且愚蠢的世界所迷惑，在这里，我能找寻到一些十年来失去的颜色同声音。我重新如一个无业的小小人物，傍到那些街墙脚下，或插在一堆肮脏群众里面去，看一件新发生的事体。我为看那个为刀切下血淋淋的人头，同那些还安置在许多人的脖颈上的肮脏人头，总使我感到一种极其深刻的痛苦印象。

　　在那种情形下，我的忧郁就是我的娱乐。我实在无从挣扎脱出过去现实的凄惨景象，并且还始终得生活在这种可怕景象中。

　　间或我为这个海军学生写信，想象的不端方处，不庄重处，没有隐讳的说出，他的回信总很简单。有一次却在信上说了那么一些话语：“休，你说的全是空话，同你做文章差不多！你受的苦永远是你自己想象的苦，这种苦却毫无可疑，同时在你生活方面，却是不能离开的一种东西。你想到的比别人都多，比别人都危险而且野蛮，同时也比别人更显得少不更事。你想的都不是你要做到的或你能做到的，干吗你不想一点像比文章还切实一点的事情？”

　　得到这个信时是十月间，那时我想切实一点就是应当还一点约稿旧帐才好，就写回信告他，说我准可写两万字文章，做一点切实的事给他看。但这个月结果，我像是又谎了他，谎了自己，什么文章也写不好。

　　文章既写不下去，学校方面三点钟的书也教得并不好，到了今年一月，我想我应当回到上海去了。到上海后，就照他们所说的那个地址去找寻他们。两人都没有在家，只见到床边摇篮里，一个大头圆脸的孩子，侧身睡在那里。桌上写了一个字条，说：“休，你来时，坐坐，同摇篮里的小孩玩玩，我们到×点才回来。”玩了一会，看看两人还不回来，我到后只好走了。

　　在另一个熟人处，我就听到一些关于他们两人的“谣言”，因为这些谣言同在南京听到的差不多，都似乎十分荒唐。

　　我以为不外乎一些昧于事实的人的误解，或依照上海小报风气，一些好管闲事的浅薄者流的传语。那时还有一些属于我的很古怪的话语，我心想，这倒是奇异的事情，半年来上海一切都似乎没有什么改变，关于谣言倒进步许多了。

　　第二次我到这海军学生那里去的时节，见到他们时，我就问到那些谣言。那个睡在床上照料小孩子喝牛奶的小母亲说：“我们多了一个小孩，却反而很少人知道，这事倒很有趣。”

　　小孩子爸爸说，“把任何消息放大，是住在上海地方的闲人一种特别本领。”

　　我把从南京就听到关于这两人的事情，说了许多，两人都只是微笑。这海军学生望着小孩说：“小孩若是会说话，就会告给你，这两个月来，为了他，做爸爸的同做妈妈的如何过日子。”那小孩出世还不到六十天，已经会望到人笑，且似乎懂得别人对他笑的意思了，一张小小的脸，为房中炉火逼得绯红。望到那个小孩，我心里就想，六十天的生命，就古怪到这样子，那么半年来一定也可以使一个人做出一点别的事情的。

　　我那时同一个朋友住在北京路清华同学会宿舍里，那里食堂的面好，所以他们到我那里吃过几次面。因为我初从武昌来，半年中许多朋友都不能见面，听到我回了上海，所以其他朋友来到我那里来相看的也很多。凡是同这两人不相熟的，总说及那些仿佛谣言的事情。大家都注意到这点，证明大家都很关心同时也还闲暇，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若缺少闲暇，是不至于那么注意那类事情的。

　　可是从这海军学生更见得消瘦的脸上，我仿佛看到了一些秘密。在这个人生活上，有些使他十分劳悴的事情，没有机会可以好好休息，那是毫无可疑的。在这个人生活上，有一些事忙着，而这事情又显然是为一个极严肃的同时也是极艰难的企图，使他不能不忘了自己，这也是毫无可疑的。

　　我明白那个决定的姿势，那种看生存为一种力的价值，而有意识的处置这力到一个理想上去的极美的姿势。我似乎明白得比有些自己那么作去的人都多。那时另外有个熟人，恰恰在长江中部迈了最后一步，我为那个消息所惊愕，同时我的爸爸（二十年来我们只见过两天）在故乡去世的消息，又初初得到，尊敬那些死者，照那些死者的志愿而继续做去，是我们活人能做的唯一的事。为了这个感觉，我尊重这个海军学生比别人都深，但同时我更以为那些谣言是不可尽信的谣言了。因为稍后一时他就同我说到他的能力，同在自己所估计到的能力下，他适宜于做些什么事。

　　他以为他使用最方便的工具还是一支笔，他不能同这个分手，并且也永远不想放下它。一群读者对于他能作一种向前的鼓励，他不愿同笔离开，也不愿同读者离开。但是，这支笔，在某一时节希奇的情形里，为了读者的原因，它是不是还适宜于写一点平常美丽悦目的诗歌，或一篇轻灵潇洒的故事？善于注意到读者温柔的心情，已经有了那么多作者；还有那些已经“粗暴”了的，或始终在“粗暴”生活里培养的感情，是不是也需要人更严肃些给以应有的注意，是不是恰需要这个人去注意关心？

　　这海军学生，他知道他的笔，应当向哪一方。他不追赶时髦，却选择许多自命为“聪明人”或根本瞧不上眼，或已中途遗弃的一个方向。他望到他那个理想的山峰，是那么远，那么同事实相悬绝，但他能目不旁瞬，十分诚恳的在那理想里度过每一个日子。

　　这个近于自苦的决定，和尚一般诚实谦逊的态度，勇气悍然的生活，任何熟人多怀着敬重态度加以注意的。那时节，所谓因“派别”不同而发生的文学论战，以及在各种刊物上常见的互相丑诋造谣事情，已成为一个故事，被那些成名的战士同成名的教授带走了。在国内，上海一个地方，已没有一个左翼作家的文学刊物存在，但同时也就不再听到什么人还好意思说“左翼作家同卢布有关”的谣言了。间或除了一些毫无知识，毫无出路，身在内地的年轻人，同很少一些以“吃官饭”为生活，也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根据多久以前的什么杂志，制造一点属于个人私事的无稽谣言外，其余的人对于他们个人的生活态度，是皆能加以同情的。

　　左翼文学的忽然沉默，不知者尚以为是权威下的约束，同一二自以为在那里同他们作战的文化官批评的结果。其实，这沉默是适当的。他们自己看出他们自己过去的错误，他们明白那个向某一个人作一种挑衅行为，除了显得近于一种愤怒病痫的动作外，什么益处也没有。使一个理想从空虚到坚实，沉默是必须的一种预备，因此他们沉默了。这种话，这个海军学生也同我谈到过。但那种“谦虚”处就酝酿得有“自信”，所以我心中有些不平，还同他讨论过。文学方向的自由，正如职业的选择自由一样，在任何拘束里在我都觉得无从忍受。但我却承认每一个作家，都可以走他自己以为是正当的途径，假若这方面不缺少冲突，那解决它，证明它的是非得失，还应当是他的作品。那时他并不同我争持，他就说，“正是的，过半年看，我也不敢自弃，会写一点东西出来。”

　　每次同他说话以后，我总觉得这个海军学生近来特别强悍了一点。我心里曾想到过，假若这强悍不是由于其他经验而来，仍然是由于他那性格所形成，那么他这性格是不是还适宜于从事文学呢？注意那些使人痛苦卑贱的世界，肮脏的人物，粗暴的灵魂，同那些人们接近，自己没有改造他们以前，就先为他们改造了自己，我想到这个时，稍稍有点为朋友担心。尽管我从来不觉得我比那些人有丝毫高尚处，而且居多还感觉到自己的充满弱点性格的卑微庸俗，可很难和另一种人走同一道路。我主要就是在任何困难下，需要有充分自由，来使用我手中这支笔。

　　他比我作得认真，我比他想得透彻

　　当天恰好我已答应了一个中公同事储先生，十二点钟过四马路某地方吃饭，预备从法租界回来便过四马路，吩咐公役锁好了门跑下楼时，在门前见着了邮差，带了一大包邮件上楼，算定我也许还有些信件，故又跟他返身爬上四楼。一堆信件递到我手中后，我明白我已不能过法租界去看他们了。

　　信件中就有海军学生昨晚从法租界寄来的一封，告给我日来如何亟于需要搬家，再不能在那地方住下。且告我今天不必去看他们，因为那住处似乎不大适宜我常去。邮件中还有好些报纸同书籍，且有北京方面两种报纸，皆提到丁玲女士的，朋友不知道她的住处，便远远的寄来给我看。另外还有一本李青崖先生寄来的《艺林外史》，我既然不过法租界去了，就在客厅把那本书看下去。

　　到了十一点，四楼甬道上有皮鞋声音橐橐橐橐的走过去，从那急促而又带点拖沓的声音里，我估想这人一定是海军学生。但很稀奇处，却是这种声音乃由北而南，我觉得十分奇怪，想出客厅去看看究竟是谁。一到门边，他那个宽宽的肩膊也撞进来了。

　　原来他从后门上楼，见我房门业已上了锁，还以为我走了，走过前门事务部去询问。

　　“我正想过法租界去，问你们决定了怎么样一种计划，下楼时看看来了信，就动身不成了。”

　　“我还以为你出去了！”

　　“你什么时候动身？”

　　“我自己也不知道。动身以前我得搬个家，那边实在不能再住了。第三衕昨天又捉了一个。现在什么好办法也没有，到处拿不到一个钱，搬又无处可搬。房东那独生儿子死去后，明天就要开吊念经，一热闹起来对于我们倒有好处，可是他们正因为家中的丧事，就非得我为他把房间空出来不可。搬既无办法，我们只有送他幅挽联。你来为我想一幅挽联，下午过我家中去帮帮忙罢。”

　　“有什么可写的？这件事我全不在行，找李达先生去！”

　　“你在行，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文章，随便做成写上就得了。”

　　“实在不行！这不是逼得出来的事情！”

　　“不要推辞，这种事也推辞！你只想，这是一个年纪很轻的人，正在一切成长能够大有作为的时节，无意中死了，觉得很可惜。如此做来就完事了。”

　　我们把挽联说妥后，又说起关于近来每个作家稿件受商人的苛刻处，海军学生就告给我有人正在旧事重提，商量“作家协会”进行组织的事情。发起这个组织的，还在三四年前，当时因《创造社》方面的出版物，正希望从这个组织的保障下，得到出版自由的方便，故最热心于这会的也是那方面一批人。发起那个组织的动机，既由于《创造社》，内部一切也有被《创造社》控制的情形，到后这会便无结果而散。这一次，却似乎因商务编辑部与资方发生了龃龉，那方面有几个人在本身痛苦上，感到这协会组织有存在的必要，同时又有些人以作家地位，也认为这会应当努力弄成，作家中之纯左翼，则尤其需要这个会，来帮助他们在出版上取得最大的自由，在商人间办交易方能得心应手，故海军学生及其他诸人，如叶圣陶，陈望道，章锡璀…莫不认为这个协会有产生的必要。

　　关于这个协会过去事情既尚保留在若干人记忆中，希望它组织坚实健全，且希望它不至于为某一方面所单独利用，用何种方法产生，用何种方法去维持，方不至于陷入两年前“中国著作家协会”困难境遇里去，方法上实在值得注意。海军学生在这方面便有所主张，以为以人作单位不相宜，以团体作单位也不大好，目前照各方面的意见，则似乎有以各个书店的编辑作为主体的趋势。然据我意见说来，却以为这协会首先即以各个书店编辑或刊物编辑为主体，假定其人即为协会当然执行委员之一名，对于目前稿件出路问题，虽可以得到相当的解决，其他较大问题，是否这几个身在上海的编辑先生知识与能力便可解决？说来就使人怀疑了。

　　照海军学生意思，他总以为这个机关只要能比较公平的产生出来，先成一个同商人对抗的团体，每一个作者若受出版商人过分苛刻时，依赖这个机关，就能够得到他应当得到的那一分利益。其次便是用这个团体，以不合作为原则，从政府方面争取出版的自由。政府方面的争斗效果如何，当看这个团体内部的坚实与否而定。至于与商人对抗，则胜利实不待言，因编辑者即协会中之事务执行者，战胜困难，可谓毫无问题。

　　当时协会的计划，在卖稿一类目前打算以外，还有其他几件事，也认为协会的工作，如由协会来监督或指导一些向国际方面发展的工作，如由协会来建议对于本国出版法某种意见；在国际方面与本国方面，凡有关于原作者权利受侵犯后，或无从由目下现行法律得到何等保障，或法律虽曾规定而情形不合无从援引时，则这个协会，当以团体负责者名义，向各方作出有力的主张与公正的说明。

　　因为这协会的组织，以各书店有力编辑与刊物责任编辑为主干，要这种商人雇定的编辑，替作家利益说话，同时若干编辑不是书业股东就不宜于称为作家的人物，从表面而言，仿佛他们一来就可以控制出版业者的恶习，事实上却恐怕连原来的那一点点利益也完全弄掉了。并且这协会当发起时，首先就有三数经营出版业者用作家资格加入这个协会，这样一群人物，对于国际文化发展上，以及对于在本国向政府应作的事情，能够弄出什么成绩，实在就使人不能乐观！

　　我听他那番叙述，且看过他拿来的那一束作家协会发起人宣言，因为他对于这件事那么热心，我就说出我的意见：“鱼和熊掌不许我们同时得到，这是一句老话。这协会因必须解决作家的生活，想在目前把大部份稿件向商人卖钱，故把几个书店中的编辑作为协会主持者，我不反对。若我们当真还希望这协会对于国际文化发展上有一点贡献，我们所知道的这几个编辑先生，恐怕他们忙不过来！”

　　海军学生说：

　　“休，你是不是怀疑他们的热诚？”

　　“我并不这样。”

　　“那么你以为他们能力不够是不是？”

　　我说：“是的。事实上他们能够作这件事，就不能够作那件事。要他们卖稿，就不能再责望他们作经手稿件以外的工作。对于作家协会组织既不是单为稿件寻出路，执行委员的分配，便不得不需要一番考虑了。”

　　海军学生就说：“那是无办法的问题，因为将就这些人，明明白白知道这种计划并不能够得到很好的结果，但总得有人热心去作！希望大一点并不妨碍这份事业的完成。目的在那一方面，眼前事实只许我们作到这方面，我们也得去试试。

　　我以为用较生疏较艰难的事情，训练我们的能力，即或失败了，也比因为畏难苟安保守现状较好。”

　　我并不反对这件事，因为我明白当时的情形。政府的压迫与商人的刻薄，两方面逼迫到作者无路可走，作者是常常无法维持他的生活的。希望政府宽容同希望商人公道，既同样是一个徒然的希望，那么作家的事作家自己不想法来解决，还有谁人能来解决？本身的艰难不由自己想出救济的办法，仿佛只等待另外一个时代的人来为我们呼唤，这自然极不合情理！并且我们不止为我们自己打算，亟需要这样一个组织，便是我们时代较后力量较弱的作家，也更需要这样一个组织！

　　但我总觉得这个协会所能做到的，同理想相去太远。且根本上有若干适宜于这个协会的分子，既不能设法使他们加入，对于协会前途极有妨碍的某种人，却已显得极端活动，因此我总以为海军学生的热心处同他参加别一个组织一样，全凭天真作去，缺少理知来自加检讨。

　　海军学生一忙就显得更瘦了些，望着他那个瘦脸，我什么话也不说了。凡事他比我作得认真，我却常常比他想得透彻。

　　我们为这个问题讨论过将近一点钟，他被我说服了，“不必对于那个会怀了太大的希望”！我也被他说服了，“加入协会”。十二点三十分后，他从我手中拿了六块钱，同那两份报，并那本《艺林外史》，和我一同离开了住处，一同从北四川路向南走去。走到恰在装修门面的惠罗公司门前，他说他应当过先施公司去买那个作挽联的白布，就伸出手来捏了我一下，且向我挤了一下眼睛，笑眯眯的从马路边走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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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一到下午，我们就从××处得到了海军学生业已被捕的传说，回到住处去，把两天来一切哑谜全弄明白了。

　　两过南京

　　大约七点钟左右，我从万宜坊回转北京路宿舍，慢慢的转着圈子，爬上那三层高楼，在宿舍门前，见着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瑟缩可怜藏在角隅灯光隐蔽处，侍役把门一开，见了我后，就说：“沈先生，有人找你，等了两点钟了。”

　　那瘦人这时已站起来了，端相了我一阵后，便从袖口里，伸出那么一只干瘪瘪的黄手，捏着一点什么东西似的，且忽然命令我把手摊开，我在慑于一种不可言说的压力下，竟不得不照他说的作去。原来他那只干瘪瘪的手与我的手合拢后，即刻把手收回，仿佛一不小心就会将什么传染病给我样子。先一刹那间我还以为这人应当是政府一个侦探，装作那么萎悴样子来探听我消息的。如此一来，便即刻明白他的任务是做些什么事了。我要他在门外等等，拿了那小小字条到房中灯光下去展开字条一看，就知道是海军学生从某处写来的信。这人恰恰如我所料，昨天下午已为公共租界的警探会同××的××把他捉去了。

　　信那么草草写着：

　　休：我遇了冤枉事情，昨天过你住处谈天，从住处出来到先施公司，遇女友拉去东方旅馆看个朋友，谁知到那里后就被他们误会逮捕了。请你费神向胡先生蔡先生一求，要他们设法保我出来。请吴经熊律师，乘我还不转移龙华时，进行诉讼。你明白我，一切务必赶快。否则日子一久，就讨厌了。奶奶处请你关照一声，告她不必担心。我的事情万不宜迟，迟了会生变化，我很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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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轩

　　捏了字条往外跑，把那个老家伙一把拉回房中后，我就问他一些信上还未提及却又必需知道的事情。这送信人把头只是乱摇，用手指点拿在我手中那个信，“你看这个”，我于是再看了一次，方发现那揉皱了的纸角上，海军学生还写了一行很小的字，那行字是……“事不宜迟，赶快为我想法取保。信送到后，给来人五块钱。”

　　恰好我身边刚取得十五块钱，送了他五块钱以后，这人方说：“你们赶快一点，押过南京就难办了。”我说：“可不可捎个回信去？”那人说：“不用写信，你就告我我记得！”我就求他转告海军学生不必心慌，我们在外边的总尽力去做应做的事。那人盘跚走下楼梯后，我即刻跟着下楼，过北京路坐了一辆黄汽车，过万宜坊去把这消息报告给丁玲。

　　那时节小孩子正在吃奶，作母亲的正在桌边翻阅一册×××小说集，见我进门神情不同，就说：“怎么样？又回来了，有消息了罢？”

　　我不作声，对于她用全副精神很高兴的样子看一本通俗下流的书籍，觉得很不可解。她似乎明白了我的感觉，便把书递给我看，原来这书不是平常的书，里面有一部分业已挖空，大约为了安置别的什么文件，方用这本学生通俗读物来作遮掩。她把这书举起又放下，我便知道我是有了小小误会了。我把海军学生适间送来的字条递给她，她默默的看下去，末了抬起头来问我。

　　“谁带来这个东西？”

　　“一个老而可厌的家伙！’

　　“跟来在外边吗？”

　　“送到我宿舍拿了几块钱就走了。”

　　“你回信怎么说？”

　　“我告给那老家伙带了个口信，要他一切放心，在外边的总为他尽力援救。”

　　把信重新看过一次后，她似乎忽然从话语中领悟了什么，急急促促的向书架边走去，把一本书翻了又翻，注意那书皮与第一页及末页的衬纸，这一本书寻找过后又去寻找另外一本，把书架上某一部分书全挪动后，皆不曾发现什么东西。她所找寻的正好像不过一片小纸，或某人的通信处，或别的类乎通信地址的平常东西，但寻觅结果还得不着。

　　“糟极了，他一定把那东西带走了！”

　　我想明白是什么重要东西，问及她时，她又说：“不妨事，全不妨事，带去了也不危险。”但从她那神情上看来，假若海军学生当真身上带了这种文件，一入狱被察出时，显然增人忧虑。且从海军学生来信上加以研究，则这次同遭逮捕的，必还有一些极其成为问题的人物在内，海军学生必十分心慌，最怕牵连在一块办理。

　　……

　　感谢各方面师友对于这件事的重视，以及所尽的种种帮助与营救的方法。关于律师的事，得胡、徐去信介绍后，又恰好丁玲的熟人李×先生，正与张志让律师相熟，这张先生既同吴在一法律事务所合作，又极热心于××友好灾难的援助，故丁玲女士就预备把这事完全交给他们，先托他们探听海军学生的下落，再进行营救。那时节海军学生第二次又从狱中送信出来，措词更焦躁了一些，最担心同一些不相干的人引渡过市公安局，催促我们赶快想法。且说他已经受了拷打，过中国监狱去他更受不了这种待遇。过两天后，律师方面把本案情形略弄明白，为了办案方便，他们又把这事件转介绍我们去找寻江一平律师。我们去见这个事务丛集的青年律师，还刚走进那个挂有执照文凭空屋子里坐下后，得到了从别方面来的电话，说××逮捕的一干人犯业已有引渡的消息，再同他一谈，他便去电找詹××律师，询问龙华司令部方面新近在公共租界逮捕引渡的一批犯人中，有不有一个×××。回电并引渡人犯事也不提，只说不知道这件事，过军法处查询也无从查询。××是政府方面的人，对这事不能答复，便使本案又转入歧途。人被逮捕既为事实，引渡消息又殊可靠，则人犯或又正如某一小报所说，业已直解南京，也未可知。不过人既无着落，律师对于本案帮忙无力，白费了这个青年律师两点钟的时间，两人便只好道一声歉走出那办公室了。

　　人的下落究在何处，上海方面既苦无眉目可言，我们便预备过南京去询问。我到南京见蔡××××××等后，谈到这件事情，这些身居中央要职的人，就老老实实说这类事他们无从为力。武昌方面××来信，也说业已函×××设法，×××就申明这保人的事很不好办。照当时政府的行为看来，谁对于青年要好，保释这种年青人，谁就多一分共产嫌疑。且从这些伟人方面来探听海军学生的下落，则海军学生似乎因为是一个知名作家，政府就决不会凭空把他逮捕，还认为逮捕是一种误会，一个谣言。

　　……

　　关于失踪者的下落，不久就又从海军学生自己想方设法露出一点消息，知道他还在公安局，又知道他自己不久就得过龙华，请赶即想法找人取保。为了这样一个消息，使我第二次再过南京。从南京方面得到了蔡先生的一封致上海市长的信，回上海拿了这信去会张群，从一个秘书方面始知道原来一批人犯两天前已转过龙华司令部了。

　　到了龙华司令部，使我们更担了一分心，同时也放心多了。若干日来我们希望莫引渡，既成为徒然的努力，如今却又希望不过南京了。按照习惯青年政治犯一到龙华，就似乎有了着落，所犯的案件麻烦一些，不久必押过南京，或就地枪毙。所犯的案件无头绪可寻，或不甚重要，便定下一个徒刑的期间，或七年八年，或五月十月，到判决时若有人向某一方面设法，譬如说，××××××之类，就可以减轻一些。

　　本应作三年的，有人说一句话，也许就可改成六个月。恰好复旦方面有个姓祝的朋友，半年前因文联剧联的小小嫌疑，被捕去后，略加讯问，就被判处两年零十个月的徒刑，再经过一道希奇古怪外人莫得其详的手续，又复从那个年限中减至六个月。预计羁押期间已四个月，于是把这点日子折合半数，再坐几个月牢便放出来了。

　　龙华探狱

　　……我们七点以前就到了龙华，天气正当小雪以后复酿大雪，灰色酿雪云满布空中，风又劲急，我们便站在那司令部大门口当风处，等候挂号的时候。去时丁玲总还有什么不放心处，敢到那地方去，还似乎是拚着捉去就可以见海军学生那么勇气，把胆怯处掩着。到了那里以后，慢慢的探狱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无所不有，同时且见到了×××同××，也居然装扮成为南市鱼行中商人样子，腰边缠裹鱼腥气扑鼻的围裙，提了一个紫花布褡裢。又见××女士，上海少奶奶式的装束，提了点心一盒。又见着复旦两个大学学生，也属于×××，同丁玲是认识的。又还有些零工装束同小商人装束的人，虽不能互相谈话，却一望而知是为了同一目的来到这里的。渐渐的来的人越多，因为知道来探狱并不算得一种冒险，丁玲也越放心了。

　　……

　　这真是一个长长的期待！天气实在太冷了点，风又太劲太急，所站立的地方又恰恰是过道透风处，各人不敢互相招呼，皆沉默的等待着，或故意走到一个原本相熟的人身边去，交换一个仿佛无意写在口角的微笑，且好像同时也就交换了一种语言，或是“你也来了！”“冷呀！”“不碍事，不什么危险，也不很冷！”大家皆明白，大家皆能会心。因这点会心的招呼，稍稍解除了些期待的无聊，但到后人越来越多了，就有披着灰布棉外套的卫舍兵士，来编排指定各人的地盘，把各人带来的东西安置不当路处去，这一来，走动的权利剥夺了。既然走动受了限制，大家只好从门前大路间或一辆急驰而过的汽车声音上加以注意，藉以打破全体的沉闷。从七点等到九点，因为各种来探狱的人已很多，每天既只能挂四百号名，挂号便提早了半点钟。那天大约有六百人齐集在门前，至少有两百人走了一趟空路，有两百个囚犯白白盼望了一整天。

　　挂号完事后大约已十一点钟，照例这四百号请求接见狱犯的字条，得由警备司令部军法官批准，才能拿了这批准字条，分组到监狱里去。照规矩把批就“许可接见”的字条发下应在十二点，入司令部监狱应在下午两点。到了十二点后，军工厂汽笛已响，工人皆陆续出门，我们还是在那里等着，谁也把全身四肢冻得僵僵的，谁也不能吃饭。都只希望那字条赶快发下来，再过一阵就可以拿了字条过拘押人犯处去。直等到下午一点半，一个小军官把字条从里面送出来，各人蛆似的围到卫舍司令部小门边去。

　　这种字条的发给，是按照秩序以及人名叫唤分发的，有些人的字条不知如何被扣下，有过经验的人就知道犯人已被枪决了。轮到我时我们真担着一分心，只深怕把名字逃过。但很好，一张仿佛屠宰捐单据样子的字条，上面写着字，盖了一方小小朱红图章，居然交到我手中了。

　　得了这样东西，我们竟忘了大半天的饥饿寒冷。

　　……

　　到管狱处允许开门时，第一组有三个人被把字条发还，拒绝入内，我们方知道所有字条并不全是一个“准”字，许多人才来好好的注意一下手中的东西。原来关于这次租界被捕一案的，以及在其他方面因政治嫌疑而逮捕的，竟全部不许同家中人见面，所批的都是“不准”。这一来我们等于白在寒风中冻饿一天，大家皆显得十分失望。鱼行中人的×××，知道尽蹾在这里，其余人进里边去后不能进去的或反而受人注意，就自言自语的说了些俨然市侩的话语，匆匆的走了。另外几个先前不为我们所注意的乡下人，这时看看自己字条，也赶先走了。有些人则得了准许的字条，从栅门上爬进去了。过不久，一群聚集的人渐渐少了起来，有两个中学生样子的青年，站在我们身边，展开他那个字条给我们看，原来他们也是来探看上次被捕之一群中的柔石、冯铿两个伴侣的，这青年并不认识丁玲女士，却以为我是××，同我轻轻谈了些进到里面的方法。但等了一阵，眼看着毫无希望可言，也只好走了。

　　到了这些地方，上面不准下面是无法可设的。然而我们却始终很固执的等候这种意外机会。

　　进去的人益多，走去的也已不少，看看那里只剩下四十左右不批准的人时，查票放行的办法有了通融处，对于批准的分组法也不如先前认真了，有人就请求他们许可全体一同放进去，一个麻脸兵士说：“进去也无办法。批准了的见犯人也有秩序，不批准的进去了还是见不着你们的人。里边管狱长有手续，不是我们不放你们进去！”

　　有人就说：

　　“见不着人也不碍事。”

　　又有个老妇人扳着栅栏请求让她进去，且说只看看就出来。又有人甜甜的同那兵士用乡亲话语谈着那点希望。那四个兵士也倦了，只是还不让步。班长过来了，这班长看看像个学生样子，见多少双沉默的眼睛皆望着他若有所祈求，他就说：“你们进去也还是无用处。我们这里只是守门，不管别的。

　　门里边不归我们管理，见犯人还得要条子批准！”

　　但是有人说只请求他放进去，不见犯人也无妨，恰好有一组人从里边退出，我们乘这种机会就从那班长的默许下，挤进了七个。刚进到里边，就听外面因关门发生了争持，有一个人被兵士殴打的声音。我们各人已很敏捷的混入了若干探狱人中间，就再也不注意别的事情，门外那些人从此也不再进来，大致因那殴打全体被赶走了。

　　到了里边后，我们走过那正拥挤着无数人头有铁条横梗的窗边，寻觅相熟的脸孔，除了只看见所有的人头在窗边动着，口中大声兴奋的嚷吼以外，竟毫无什么发现。

　　但到了这里，我们却并不失望，因为虽然见不着海军学生，却已明明白白靠近海军学生受拘押的监狱了。

　　……

　　我们在一旁看了许久，早看准了一个坐在铁门里检察信件的中年人，估计一定可以从他那里想出个办法，一会儿我们得到一个机会，一个厨子模样的大胖子，用油腻的手擦着眼睛走开了，丁玲便挤上去挨近铁栏边，把手中条子递给那管狱人。那人接过手看了一下，又看看丁玲，把头摇摇，一句话不说，条子掷还，很显然我们已失败了。

　　又过一阵，人更少了些，我又得了一个挤上前去的机会，仍然把字条递给他。这人又看看我。他从我们神气间看明白了我们请求他帮忙意思了。他问我：“为什么明明白白写定了‘不准’，还来这里做什么？”我们说不能见面是不是可以把捎来的东西送给这个犯人。旁边就有人说这事谁也不敢作主，不管送什么全不成。但来了个军官样子的人物，神气似乎很凶恶，在铁栏里来回走着，那检察信的拿了我们那个字条，同他说了几句话，谁知那军官即刻就走过来同我们说话，且很和气的告我们这人上面有命令不能见面，就不能见面，送东西也不许可。但若身边带得有钱，不妨给犯人送点钱，我们想交三十块钱给海军学生，他却说有五块钱够了，钱多了没有用处。当他把钱拿进另一铁门，我们照他所指派站在那窗口边等候收条时，从兵士口里我们方知道这个就是管狱长官。

　　一会儿，只听到有个带金属脚镣的声音，从第二道小铁门处走过去，一眼望去，那正是海军学生的影子。我把海军学生走过的地方指给丁玲女士看，我们正说着，那个带脚镣的他又走回来了。丁玲女士便叫着：“频！频！”

　　相隔那间空房不过一丈二尺左右，只要一喊叫，那一边也注意到了，便停顿了一下，把带着放光铁手铐的双手，很快乐的扬了一下，即刻又消逝到门背后了。

　　“是他，是他，他很快乐，很雄，还是一匹豹子！”

　　“是他，我一看那背影就知道是他！我看到他在那里！”

　　“样子不像受苦的样子！”

　　“还有脚镣手铐！”

　　捏着那张海军学生亲手写来墨汁淋漓的收条，我们互相说着且苦笑着，指点他适间所消逝的那扇铁栏门。但从此以后，这个海军学生就不知道消失在世界另外一个什么大门后面去了。

　　天已入夜，落了很大的雪。

　　三过南京

　　从龙华监狱里，知道了海军学生还好好的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对于前数日上海报纸所传述的离奇消息，便得到了一个证明。人既然并不如传说所谓“当时即已枪毙”，又不至于“随同一干人犯押过南京”，故我们当时对于这人的安全，似乎又乐观了些。且因为南京方面朋友××夫妇，为此事在南京出了不少的力，到处去探听这案件的种种关系，又托人为海军学生说话，所得的消息也使人觉得放心。因此一来，我们便以为海军学生纵或在牵连中，无法用他作家的身份，得到些温和的待遇，但一时之间，也总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了。朋友×因为在×××××作事，知道处理××案件的皆×××，××中央党部，且此类案件即或在长江中部发生，也无不受南京方面的指挥。海军学生若这时还不适宜于死去，还应当留下一线希望，担负将来艰巨的事业，在某一方面，若有什么完善的方法，能够保全他的生命，这方法自然有注意研究的必要。

　　下面就是朋友×特为此事从南京赶来，同丁玲商量营救海军学生的一次谈话。谈话时我在他们的旁边。

　　……

　　当天朋友×回转南京，第二天我们也就搭了早车过南京。

　　一到南京时便去找×，在×的家中，丁玲便见到了她从前在北京补习学校同一宿舍的曹、钱二女士，曹是×家主妇，钱则来到南京作党员留学考试，也正住在×家。三个人已多年不曾见面，各人的生活思想相去也益远了，两人眼见着海军学生如何把她从一伙中攫去，又遥遥的望到她成为世人所注意的女作家，如今又因海军学生事来同这两个老友在一个火炉边聚首，自然各人心中有无限感慨！

　　我同×出去找寻几个人，直到半夜方回家，回家时谈谈就睡了。

　　……

　　就是这一天下午，我同朋友×两人，为海军学生失踪的问题，在×××的一个楼上小小房间里，见到了×××，我们大约谈了两点钟关于海军学生的事情。过这儿来本希望知道些关于这个人安全的消息，我们却在这两点钟内，约有四分之三的时间，皆在“民族主义文学”一名词的说明上消磨掉了。我又从×××明白了移种树木必把原来方向记清的知识，又从×××明白了另外一些与种树相去不远的知识。这谈话印象倒古怪的留在我的心上，因为×××的诚实处，是很稀有的，同时对于这类谈话，又是娓娓动听的。但我们原不是为了这种谈话而来南京的！我并不忘记我过南京的原因，可是在那种谈话中，使我忘却了在我面前的×××，是处置了××××一案的一个重要人。

　　朋友×坐在一旁也只有搓搓手，间或插一句把闲话。

　　直到末了我方有机会说几句话，我老老实实说出我自己的立场，以及这次为海军学生过南京的意见：我认为政府假若皂白不分把作家捉去当土匪治罪，恰恰和另外一时用三块钱千字的办法，带点儿慈善性质，办杂志收容作家算是文艺政策，同样极其不智。政府杀个把人并不算什么大事，只是××党中有见识分子，应当明白对于一个知名文学作家让他永久失踪，也可以算作××党的不名誉。第一件事我希望×××方面为把这个人找寻出来，第二件事我希望这人有了着落后若不缺少犯罪嫌疑，就把他交给法院，第三件事我希望从他口中知道海军学生究竟。

　　在这问题上大约我陈说了十分钟，他也解释了十分钟，末了得到了一个也算是预约的消息后，朋友×向我作了一个手势，我们便告了辞，互相拉拉手点点头走了。

　　回到×的住处时，丁玲把一封从上海来的快信递给我，这信是从上海丁玲所隐避的李×太太友人某寄来的。那信只两句话：“×号×××××案内有二十三个人业已在此枪决，不知你们在宁所得消息如何。”

　　狱中人皆听到一阵枪响

　　回到上海不久，我们从另一方面也得到过警备司令部有二十三个人被难的消息。有说这些人的去处，是在六号半夜，各用麻袋套着头颅，将运货汽车把他们当成货物一样搬运到黄浦江小汽船上，汽船驶出吴淞口后，被活生生的丢入江中的。又有说是十二号雨雪中，二十三个人押过南京后，在南京某处被枪毙的。又有说收拾这一群年青人，乃半夜里在龙华司令部监狱外荒地上执行，解决以后且即刻抛入预先掘好的土坑中，日子则为二月八号。

　　第一个消息从某报纸传出，这类残酷处置，为中国人使用也并不出奇，然这次事件却无从证实。第二个消息近于可信的事实，但当时即有人过南京去探询那一群牺牲者的姓名，且向有关系方面询问，结果虽证明了枪决过一批人，却不能证实其中有海军学生在内。只有第三个消息比较可靠。不过这人若果是八号解决的，那么九号在南京见×××时，他不会给我们留下个预约，且根本就不必见我们。并且人既解决了，他们是应当明白的，总不能为一个业已枪决的人，来讨论询问白费两点钟的时间！

　　十八左右，我在我那宿舍里见着了郭女士，她还刚从广东取钱回来，预备用钱为她朋友向某人买些公道，她不久以前就见过××××部某同乡，从这两个广东同乡方面，她知道了海军学生业已枪决。且知道这一群年青人，其中有四个作家，两个女性，是从东方旅馆捉去的。

　　郭女士的同乡，把他所知道的原委一一说给郭女士，方知道人从租界移提过公安局后，某一方面当时就有电给上海市长，令在××示威的日子，全部当地枪决。因其中有几个知名青年作家在内，社会上正为此事深受刺激，上海地方不比内地，国际观听尤不得不使当局者作事加以思量。市政府方面既因为这件事有所踌蹰，便用调查讯问牵延了些日子，于是这一群人犯便转过了龙华。龙华又接到同样执行死刑的电讯，那时×××正因为从飞机上摔下，在医院中将息，部中一切公文由一个参谋长处置，这人也不敢冒昧从事，仍用搜罗证据支吾下去，等候社会上对此事较淡漠时，再来解决。直到××日，恰是××方面预定开×××大会的日子，又奉到南京来电，将二十三人全体枪毙。故就在那天黄昏时节，把一干人犯从监狱中提出，说是当天便应押过南京审判。事实上只把这些人暂行改押狱旁小兵营里，到下午九点四十分左右，便提出去过堂，还说一过堂点名后就上火车。到了审判时，犯人一一点过了名，那法官×××就说：“×××部有电来”，把那电报读过后，又从一份文件上，诵读这一群年青人关于政治上的企图，如何与现行法令悖谬处。并且这种不承认当前局面别有打算的行为，还应受如何处分，也一一提到了。海军学生听说几人即刻就应枪决了，一句话不说，只向同伴凄惨的微笑着，且把头转动着，注意那些同伴。用温和眼光去安慰那些同伴。

　　于是二十三个手足为镣梏缠裹，口中被布片堵塞的年轻人，十二个荷枪兵士，一个排长，一个监刑的副官，共同沉默地走到军工厂堆积材料的旧房子前面，把二十三个人编排在一堵土墙边，十二个兵士退后十步成一排，一声呼哨知会下，响了八十七枪，一群年青人倒下去，完事了，几个兵士方用手电筒晃着，解除了每个人手足的镣梏，且拖曳到数尺外白日里预先掘就的土坑里去，再把旁边柔软的泥土盖上。兵士们作完了事，便沉默的携着镣梏走了。

　　当解决这二十三个人时，正细雨霏微，到半夜落了大雨。

　　关于这事从监狱中在押的左翼作家×君的信上，也有过相同的报告。这个×君当天下六点半，尚与海军学生拘押在同一屋子里，七点钟海军学生离开监狱时，还以为自己将过南京，故嘱咐×君带信出外边去给我们，要我们赶快过南京设法。且在当天半夜里，×君和其他牢狱中人皆听到一阵枪响。但另外从狱卒来的消息，则又说这夜里枪声是枪决一批土匪，并非那二十三个人，那二十三个人，的确已押过南京某处，有人托护送兵士带信也送到了的。

　　……

　　……但再过两天后，我为她过新月书店，去请问海军学生版税，从朋友邵洵美处，却得到了一个新消息。南京方面办理上海特务工作的某人，与邵洵美常有过从，洵美说某处也有海军学生业已枪决的消息，并且时间地址人数，与郭女士从她同乡方面听来的无异。一点希望在这方面便扭断了。这恶消息让丁玲知道时，她只说：“我明白，我早就算定了的。”

　　从她那神情上，还可以看出一点什么？她沉默，但却仿佛用沉默来说明她的意见，还是上一次与郭女士会面时一样的意见。“死的，倒下去，僵了，腐烂了，完事了。不死的呢？为了那个理想，便应当好好的活，不能活下去时，也决不逃避这种凄惨的死。生活就是这样简简单单一会事，并不需要如何烦难的解释！”她当时仿佛那么看得简单，此后也仍然看得那么简单，打发了两年日子。

　　当我把那点消息告给她时，正是我再预备过南京的前一日，作母亲的在这方面，显出了人类美丽少见的风度，只是沉默地把熟睡着的孩子，放到小小的藤制摇篮里去，小孩略微转侧了一下，她便把手轻轻拍着那小孩子，轻轻的说：“小东西，你爸爸真完了，他的事情还不完。好好的睡，好好的吃喝，赶快长大了，接手做爸爸还不做完的事情。”

　　……

　　几个极熟的朋友，就可以看得出她这种不将悲痛显出，不要人同情怜悯的精神，原近于一种矜持。她其实仍然是一个多情善怀的女子，而且也不把这样一个女子在这份不幸生活中所应有的哀恸抹去。但她却要强，且能自持，把自己改造成一个结实硬朗的女人。因为她知道必需用理性来控制，此后生活方不至于徒然糟塌自己，她便始终节制到自己，在最伤心的日子里，照料孩子，用孩子种种麻烦来折磨自己精力与感情，从不向人示弱。当时她既不作儿女妇人的哭泣，便是此后在作品上，也从不做出那种自作多情儿女妇人的陈诉。

　　综合各方面的消息，证明了海军学生已经不会再在这个世界同他的朋友晤面后，余下的孤儿寡妇，此后的日子应当如何支持，乃成了当时待决的问题。

　　并且那时上海方面新的谣言尚在继续下去，各种小报常有关于此事捕风捉影的描绘，又听说另一方面，对于这孤儿寡妇，还有一种一网而尽的计划。××方面既作得出在毫无罪名可以宣布的情形下，把一群年青人用乱枪打死，则海军学生死去以后，他们是不是还会想方设法来处置这小小孤雏，真不能为这种×户预作回护。况且丁玲还正有人以为她已组织××××，预备在上海方面有所活动。种种谣言不单迷乱了××，好像同时就使×××××，也不很明白她的情形。×××××××，×××，××××××，这并不希奇。××××也算是平常的事。李教授家也许会有人抄察，也许会同时把那一对贤惠夫妇，同一群很活泼的小孩子，全部捉到牢狱中去。

　　在这种情形下，丁玲恐怕累朋友，便不愿意长住在朋友家里，使那家人心中不安。她只想把小孩子交入育儿院，或近于这类地方，托人抚育，独自住到一个什么地方去，打发一阵日子。

　　那时节，恰好过去在北京时同他们便已相熟的朋友张采真，在武汉方面因同样政治问题已牺牲，消息正传到上海，且不久，从武汉逃回来的采真夫人同一个方满周岁的小孩，到了上海后，居然被人踪迹搜寻，在租界上还不敢露面。因此原来身居上海，且在×××××有些间接关系的她，此后生活应当作如何安排，自然也大成问题了。

　　湖南内地小学校长方面，从报纸上约略得到了海军学生失踪的消息，一再来信询问海军学生的下落。且说自己年纪已过六十了，极盼望看看这个新生的外孙。若果两人因事不能带小孩回来，自己便将准备过上海看看。

　　这种来信增加了丁玲的忧虑。若让老人来，一来各事弄明白，这个年过半百的人，如何担负得了这一种打击？若把小孩送回去，到什么地方去找寻这个海军学生来作伴送小孩回去？若要丁玲一个人回去，那么如何通过长江武汉长沙各处，且到了家中以后，海军学生所遭遇的一切，又将如何设法来掩饰下去？

　　海军学生入狱以来，在狱中每次递出一个字条，即需五元。在狱外的她，则奔走南京，上海，各处探听消息，以及种种耗费，早把所有向各方筹借而来的几百块钱用尽了。新的文章在这种情形下，既无方法从她手中产生，凡是可以设法的又都已想了法。假如母子二人还在上海住下，便必需有一住下的方法，若可以冒险送孩子回去，也必需有一笔够用的路费。住既无法可住，走又不能即走，我回武昌的时间已耽误了。故当我已决定不再过武昌时，我的住处一定，便权且成了那孤儿寡妇的安身处。住处虽仍在万宜坊附近，且是一个售卖杂货兼营俄式大菜生意的铺子楼上，来往的人极多，却很少为人知道。她一天除了照料小孩子不作别的事，除了晚上小孩子安睡后，间或同我九妹下楼过霞飞路去走走，便不常下楼。

　　护雏还乡

　　社会对这件事渐失去了注意的兴味，另外某方面，似乎也不至于再作蠢事前来捉人了。她那时仿佛已自由了些，然而文章毫无出路，生活便也毫无依据。母子两人虽一同住在那三楼小房子里，对于安全问题不必担心，到底终不是一个长久的办法。从朋友方面借来的一点点钱，看看又快用完事。

　　新的希望毫无。在小孩子哭哭啼啼中，作母亲的每夜常常得爬起三次两次，白天搓洗小孩尿布调合奶粉，又得占去这人大部分时间，文章纵或有一两个地方可以寄去，在这种情形下，究竟还能写出什么文章？

　　……

　　湖南方面小学校长又来了信，且对于海军学生的事似乎依稀也明白了一点，只催促少年夫妇赶即返乡。报纸上既有了种种记载，尽人皆知海军学生已无下落，小学校长来信还催促一对少年夫妇还乡，则由于丁玲的设计安排而成。

　　当海军学生失踪还不曾在报纸上作公开消息登载时，湖南的来信就十分关心那小外孙，总以为若不把外孙送回来，最好就许她亲过上海，那时节海军学生既忙着，写信回家的事，多属之于丁玲。海军学生失踪后，湖南来信询及，为了安慰这个老年人起见，除把稍前一时照就的相片，为陆续寄去以外，就照着那老年人所希望的消息，由我来代替海军学生，写过了三次回信。每次信上必加上轻松快乐的谐谑，以及唯那一家三数人所知的私事，办这工作时丁玲自然在旁加以指导与修正的。我们三人笔迹从一个专家看来，虽可以一目了然，明白它的差别处。但几人既共同习惯了用钢笔头在洋纸上抄写稿件，简单处草率处却正相近。并且在同样的一种纸张上，写上大小相等的字迹，所说的话全是那老太太所熟习的话，另外一方面，又正是那么焦心等着远地消息，因此这信一到，便照所希望的成功了。

　　……

　　十天之内写过了三次这样的复信，都不曾为那个小学校长所识破。现在海军学生寄给他那岳母的信件中，有一部分也就是我们在上海那么情形下写成的东西。

　　这些信虽遮掩了海军学生的死耗，安顿了那外祖母的焦急，却更引起了那个外祖母一见外孙的希望。这边去信时，还同时把为时稍前三人所照相片附去，那方面便来信说，再不把小孩送来，自己一到四月，无论如何也要过上海来了。

　　得到这信时丁玲真着了急，不知道应当怎么办。那时她恰好得徐志摩先生帮忙，为向中华书局卖了一本书，得了一点钱，又从邵洵美借了一笔钱，我又从朋友王际真先生处收到了一笔钱，因此商量着，为图一劳永逸计，不如就冒一次大险，两人把小孩送回家乡，让这小孤雏折磨那老年的外祖母去。算算所有的钱作路费还不很够用，仍然把这件事决定了。

　　……

　　还未动身时，长江中部的武汉，因为我极熟习，还不怎么担心。最怕的是到了家乡附近，有人认得我们，谈起话来倒极麻烦。我们从上海坐船四天方达汉口，由汉口搭小火轮，从干涸成一片平地的洞庭湖通过，又走了五天，方到达目的地。在小火轮上时，我们方明白我们所担心的事近于杞忧，她离开了那地方将五年，我却已有整十年不见那地方，轮船上的肮脏如昔，轮船上的人已完全不同了。抵常德县城时，那些河岸边的灰色圆油池，搁在河滩上的旧船只，浮在河面上的木*'竹*'，浮泛或停泊的明黄色小艇，一切尚如往年我由乡下军队中走出经过这里时所见的光景，但我却已不能找寻一张相熟的面孔，任何人也似乎不能认识我了。

　　在丁玲家乡那个水码头边，我们一点点简单行李，从离船到进城，总计不到一百步远近，便受当地驻防兵士施行过六次严密的检查。先还以为他们防匪防共那么办事认真，后来知道他们所注意的，还只是烟土同吗啡，以及私行贩运的军械。

　　当最后一次的检查过后，我们坐了硬胶皮轮子的人力车，在泥泞载道的街上走着时，各人皆充满了不可言语的感情。她把小孩用一条小小的白绒毯裹好，搂在怀中，自己却穿了一件为她母亲所欢喜的灰色棉袍。我的车子原在前面一点，回头来看她时，她仿佛很镇静的样子，且告我还应转几个弯，就可以到她的家中。

　　我们大约走了十分钟，车子便停顿到一个僻巷里黑色大门前面了，下车时，两人站在那门边，过了一会还不敢拍门。

　　我担心一见到那老太太，丁玲若不能自持，事情就一准弄糟。

　　同时又担心那老太太业已知道详细情形，一见到这孤儿寡母，大声一哭，我们费力筹划的一切，也就等于完全白费了。假若事情一戳穿，我们是不是还能很安全的离开这地方，就真成为问题！

　　但当她一手把小孩搂在胸上，一手去拍打家中那扇大门时，平日每遇最困难时就在脸上现出的那温和微笑，还依然在她的脸上。门开后，那开门的小丫头，认明白了回来的是她，便向里边嚷着跑去。我们于是在那进身极深的房子第二个天井前，见着了那个满头白发的老年人。

　　“偶然”产生历史

　　……

　　四天后，我们又掺入了上海社会里，成为半殖民地的上海市民之一，预备来过日子了。

　　上海出版界在政府拘束下，依然极其萧条，无从振作。

　　“左翼文学”在压迫中已无法存在，“民族文学”则在讥笑中更不容易发展。各刊物在得过且过情形中支持下去，各作者莫不从大学校找寻生活的依据，教了一点儿书。

　　时间业已四月左右，我既已把过武昌作事的机会失去，住在上海生活又实在不容易应付。南京方面××月刊，由朋友某君的主张，要我去作编辑，且可以允许我把刊物自由发展下去，不受×××拘束，不为任何有力方面所左右，只看我愿不愿意。我在回南京朋友的信时，答应过了这件事。我有我的打算。我想将这刊物在精神方面成为一个独立东西。在十二期刊物内，我将使读者对于十余年来中国文学的过去得失，得到一个较公平的认识。且将让读者从过去的发展上，认明白中国文学的将来，宜如何去发展。我正在对历史发生兴味，相信文学论者从小说史的发展上疏解文学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这种从历史言论的讨论文学，一面可作“左翼文学”理论者一点事实上参考，一面也就正面的指示出所谓“英国绅士的幽默”，“本国土产的谐谑”，“小报式的造谣”，“黑幕大观式之说谎”，“'λ喝喑杜匀死砺鄱吹拇笾谖难е髡拧保*“受官方豢养而来的三民主义文学”，如何不适宜于存在，以及一切流行趣味风气，如何妨害到有价值的作品产生。我预备作十二期的批评，每一期讨论一个问题。

　　但这计划因了两个人的意见而变更，到了五月，我却过北京了。那个女作家以为我的打算不啻“与虎谋皮”。徐志摩先生适在北京，却来信说：“北京不是使人饿死的地方，你若在上海已感到厌倦，尽管来北京好了。北京各处机关各个位置上虽仿佛已满填了人，地面也好像全是人，但你一来，就会有一个空处让你站。你那么一个人一天吃得几两米？难道谁还担心你一来北京米就涨价？”

　　五月十六日我便过了北京。当我们三月中旬从湖南回到上海时，朋友×××转述来一点消息，说一个美国女记者很想见见丁玲。那美国人既是个×××，对于“中国反帝大同盟”国际上宣传，似乎尽过很多的气力。她原同朋友蔡咏裳女士相识，与我九妹也见过面。四月间，那美国人还来过我们那里一次，恰好我们不在家，无法碰头。到后又要她一个翻译来会丁玲，见过两次，约好了一个日子，丁玲便同那广东籍青年翻译，过西摩路那个美国记者家中谈话去了。

　　那一次与那女记者所谈的，自然并无什么重要性质。惟在半年后，这翻译被那记者辞退时，却为了这翻译已同丁玲合居。这一切都可以说是偶然的，综合这些偶然的事件，便产生所谓历史。

　　催生《北斗》

　　六月二十三她给了我一个信，提及她办《北斗》杂志的计划。

　　……

　　生活既那么沉闷，若死守在上海，一事不作，自然使远近朋友替她担心。既不愿意放下那枝特具迷人力量的笔，如今又恰恰有那么一个刊物来逼迫她写作，逼迫她作事，实在是个难得的机会。故当她把信寄到我手边时，我就为她各处去信，请大家帮她把这刊物办得热闹一点。同时且去告给她我对于这刊物的一切意见。我那时本已预备过青岛去作事，同时且估计歇两年手不再来写小说的。她的来信虽不妨碍我过青岛的计划，却似乎又非得把我停笔的预约毁掉不可了。

　　听说丁玲来编刊物了，高兴帮忙的人实在很多，冰心第一个就为她写了一首长诗，其他的人也先后把文章寄去。但我自己却不曾写什么。因为我觉得这刊物由她来编，必不许仍然如《红黑》月刊那么无所谓的敷衍下去，方成为一个像样的刊物。故我一方面为她向北平熟人讨取文章，一方面就去信告诉她说：若刊物只是要几个名人做幌子，第一期有了那么一些篇章也很够了。若你以为真实的应当用这刊物来逼迫督促，使一般女作家的写作风气活泼起来，你是不是觉得你作编辑有些不相宜处？

　　我不轻视左倾，却也不鄙视右翼，我只信仰“真实”。在记海军学生那个篇章中，我对于一般文学的论战的意见，便说到过如下相似的话语：争持谁是正统原近于精力的白费，毫无裨于事实。若把文学附属于经济条件与政治环境之下，而为其控制，则转动时代的为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文学无分，不必再言文学。若否认文学受两者控制，文学实有其独创性与独立价值，然则文学论者所持论，仍无助于好作品的产生。

　　不问左右，解决这问题还是作品。一个作者接受了某一主张并不能成为历史上的“巨无霸”，他所需要的还只是对于他作品制作的努力！多数作者皆仿佛在少数“院派教授”与“新海派教授”，“绅士”与“斗士”，一种胡涂争论下而搁了笔，且似乎非争论结果就不敢轻易动手。谁超越这个狺狺不已的局面，埋头傻干，谁就被谥为“无思想的作家”。什么“思想”？发洋财，或近于发洋财一类奇迹罢？对于奇迹的憧憬，一点徼幸感情的扩张，大致便是所谓“思想”了。中国自从辛亥革命后，帝王与神同时解体，这两样东西原本平分了这个民族的宗教情绪，如此一来“信仰”无所适从，现状既难于满意，于是左倾成为一般人宗教情绪的尾闾，原是极其自然的结果。因此具有独立思想的人，能够不依靠某种政体的理想生存的，也自然而然成为所谓“无思想”的人了！……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在那时期曾轻视过文学，真打量过离开这份生活！在回她讨论新刊发展的一封信上，我说过一些近于牢骚的话语：绅士玩弄文学，也似乎看得起文学，志士重视文学，不消说更看得起文学了。两者皆尊敬文学，同时把文学也俨然近于溺爱的来看待。文学“是什么”，虽各有解释，但文学究竟“能什么”，却糊涂了。我既不是绅士又不作志士，对于文学则惟只知在它的产生，与产生技术，以及产生以后对于它在社会方面的得失而加以注意，我且注意到它的真实分量同价值，不许它把价钱开得太大，也就是不许人对它希望太大。一切基础皆固定在我知识上，而不在权威或时髦理论上。目前大家所争持的似乎同我毫无关系。他们既称为作家，我想想，假若我无法参加这一切理论的检讨时，是不是还宜于来接近文学事业，真成为问题了。

　　绅士骂不绅士，不绅士嘲笑绅士，这算是数年来文学论战者一种永不厌嫌的副题，我觉得真不必需！其实两者正差不多，就因为两者还是人，坏的一样的坏，懒的一样的懒，至于好的，也还是一样的好。造谣谩骂对于根本问题有什么益处？但若干人的成败，显然皆有从此处下手的情形，我觉得对于这风气无法攀援，故预备不再让自己在这事业上鬼混。照理说来，使一个人阔大不凡，实不在乎如目前一般人所谓有无思想，却只看这人有无魄力。一些无用的人，即或从小到大吃长斋，生来既无补于佛教的兴衰，死后也不会成佛。有些人毫无一个君子的品德，他却可以做出一些有益于社会人类的事业来。有气魄的人的沉默，比小小东西呐喊动人多了。

　　你不觉得吗？为了社会正需要小麻雀吱吱喳喳，正欢迎小丑，我想离开这份生活，过几年再看看一堆日子能不能帮我们把社会习气修正了一些。

　　上海来信却说：

　　不要发牢骚，把自己的文章抄好，把熟人的文章逼来吧。这刊物，就正是想用成绩来修正一切海上习气的一个刊物！为什么不赶快把文章寄来？我问你。稿件你一定为我催催，顶好在七月二十号以前能寄来。我还欢喜同他们能够直接通信，你可不可以将我的意思告诉他们？我更希望他们能对于丁玲和善一点，亲近一点，没有事的时候，将丁玲当个朋友，同我在纸上说些不客气的空话。自从九九走了后，我连一个说话的都没有了！要人爱容易，找人玩也容易，然而要得到几个那么相熟，那么不拘束，那么可以发点小脾气的朋友可实在太难了。九九到了北京不为我写信，我难过得很！刊物取名曰《北斗》，这个名字你以为怎么样？

　　天气热，流汗使人生气。既预备过青岛，到了那里你看看，住得安稳，我想想我要来青岛玩时也容易多了。

　　青岛海滩真美丽，抓起一把沙子，你就可以看出若干螺蚌的残海那是一本真的历史，不过只是用这些小小生命写成的历史罢了。我到过青岛，忘不了那个地方……她并非忘不了青岛，还只是记忆着同海军学生从济南逃过青岛小住的一段生活罢了。刊物征稿在北方既极其顺利，南方似乎也有了许多朋友帮她的忙，故她生活似乎又乐观了一些。七月里寄信过北京时，感情便活泼的很多了。信上说：……看见她们一些奶奶们都将要为我们这个杂志而重新提起创作的趣味，我觉得是非常高兴的事。她们或许要更来认真一下，努力一下，假使她们有了一点可贵的成绩，我觉得这也还是我们的成绩呢，所以我很快活。

　　假如我能将她们一切已成的，过去的女作家们；已经为一种好的生活营养着，无须乎怎样去努力了的，还和一些新的，充满着骄气和勇气，但不知道怎么样去努力的年轻的女作家们联结在一块，于一种亲切的友好的形式下握起手来，无间无忤的往前走去，大家会在生活里面感到充实有意义得多！

　　我自己呢，自然得分外努力！我觉得，真是常常觉得，对我好的人太多了。我常常会为这些难过，会觉得太对不起这些人；这些并不在我面前而感到很切近的一群。他们爱我，他们喜欢我的作品，他们希望我；希望我更能写出些好的东西，而我呢，我觉得过去简直骗了这一批人。我的成绩还不应当得到朋友那么多的尊敬与爱好。我的力量有限，生活又那么一个样子，只能让别人失望！我看我自己的缺点，比什么还看得清楚，我只是个纸扎的老虎，现在好像完全怕人拆穿，怕失去一群人的好意，勉强把这纸扎的空虚囊袋填满起来，填的大部分却是稻草！一个人经验太少读书太少怎么行？我还得去学，若我有一份勇气，还应当放下这枝笔，再到另外一种人群里去学习！你说：“我担心你在绅士方面的成功，将使你成为另外一个人。”我觉得没有一句相当的话可以表示我感谢你的意思。你说得是。不过，你放心，我不是希望在这方面得到成功的，我正惭愧在这方面的小小成功！

　　……生活就是工作，工作也就是生活，把自己精力凝聚在某一点上面去，是的，人人应当那么办！你且等着看，倘若我过去日子，真如你所说的“被不幸的命运绊了一跤”，那么，“应当爬起来再走”的气概，又回到我身边来了。我预备走，我明白，不走也不行啊！

　　我八月里过青岛后，上海的消息更不同了一点。我觉得事实并不令人惊奇，只是这个广东人代替了那个福建人，个人方面或有所得，社会方面却不免受了些损失。温室原只适宜于培养一点小花小草，至于十围的松树，百尺的楠木，不在大气中严寒酷暑里长养，却移到温室里去，实在是一种不可修正的错误！

　　但这是谁的过失？泥土的气息，白日的光，在人类本性上莫不各有一个共通的观念。爱的，谁不怀了一种期待？憎的，谁不极力逃避？但所要的何尝是可以自然而然得到的，近在身边的又何尝不恰恰是讨厌的？这世界上原有种种理由，使得每个人各自孤单的守在一小点上，把生命不吝惜的空费。一个为生活弄衰弱了的心，明白她的已无从再来服侍她。（海军学生用热情使她认识了“爱”，而用生死离别诠释权衡这个字的意义与分量，几年来的种种遭遇，使她业已厌倦了再拈着这个字儿来思索。）正为了厌倦，忽然有一个谨饬忠顺的男子，处处表示希望能够来照料她，侍候她，想同她在一堆过日子，这勇敢处同痴憨处皆使她只有苦笑，但苦笑之余，她自然就不让这男子再走开了。

　　她说：你明白，我不满意做一个“情人”业已多日了。新的生活想来还可以用得着那句老话。我当时想：在这方面她放下了缚束自己情感成为一束的努力，很平常的同一个男子在一处，对于她也可以说是很合理的行为。因此听到她的消息后，还很为她快乐。直到第二年后，在上海一品香饭店见及了她，我方明白我的估计有了一部分不对。为甚么原因两人会同住下去，我并没有分析错误。至于两人同住以后的生活，我原本猜想一定很好，从事实上我方明白已弄错了。温室实在不是这个湖南女子应住的地方。

　　写成《记胡也频》

　　我还在北京住下时，有个在辅仁大学念书的小朋友，同一个很爱重中国的年青美国人，为了他们所办的英文简报，平时即专以介绍点中国文学消息作品以及关于文学消息为目的。海军学生等失踪，中国人在麻木中忽视过去了，他们却觉得是一件不能过分忽视的事情，想为几个在中国混乱情形中死去的作家，特别出一期专号，要我们为他们用中文写点关于海军学生的一切，以便翻译成为英文。我答应了他们这种委托，因此写成了《记胡也频》那篇文章。等到文章写成时，谁知简报却已不能继续出版，那文章后来就寄给上海《时报》馆发表。这文章未着手以前，我曾写信去告她，并向她询问关于这种文章的意见。且以为倘若她能写，我就不再动手。来信时却说：我目前不能写这种文章，我希望你写。可以少写些，这个人你明白的，三句话就可以说完。还有写时得小心一点，因为家乡那一个，我们还不适宜于把这个人的真实消息送回去！她还以为他在俄国，寄了一张小孩子的相片来，要我转寄过俄国！

　　到了青岛这文章快要写成时，我又去信告她文章的内容与字数。下面是她关于这本书第二个回信：……记也频能准我看一看吗？我也常常想为他一生做一长传，然而一想到效果，便觉得太费力了。我这人真是个不合理的人，讲实利讲到这样子！不过我想我总可以写一点出来，在我个人对于他的纪念。但这是以后的事。如今你能写，我非常高兴。

　　这个信从上海发出的日子是九月二十九。到十一月二十九，却来了第三个信。

　　《时报》上的文章我觉得你太主观了。尤其是关于“一幕悲剧的写实”那一段。当日也频写时原本全是臆造，我不愿小气，不同他计较。而你又忘却你自己，用这作材料，无乃冤枉丁玲之至！

　　这本书从《时报》登载以后，拿过光华付印时，一切便是她所经手的。当时那篇文章在某一小节中，提到几个人在萨坡赛路搬家的故事，她觉得有了些错误，我以为她要改的尽管改正。但等到她把全部分稿件看过之后，大约她已看明白这错误并非我的疏忽，且在那本书尾的声明中，我又业已提出关于这本书的目的与得失。故当这书付印时，她便尽它还是照原来的稿样，不曾有所加减。但那个海军学生较长的传记，则大约因为她后来生活上的变动，出于她自己意料以外，就无机会再与世人相见了。

　　最后一次我们的见面，是在二十一年的夏天。我过苏州去有点事情，转到上海，从发行《北斗》的那个小书店管事人方面，问明白了她同住的那个翻译某通讯社的办事处，按时到他那地方去，就见着了那个业已与丁玲同居将近一年的××君。穿一件白纱反领短袖衬衫，身个子不高不矮，肩膊宽宽的，手臂短而结实。这人既衣履整洁，脸儿又白白的，一眼望去，还以为是一个洋行中的写字生与售货员。从身材上与眉眼间看去，不必开口就可知道他的籍贯不出福建广东。我把我的名字告给了他以后，他便显得十分高兴，问了我一些青岛方面的情形。当我同他谈话时，一面我就思索，我在什么地方或者会见过他。先施公司？永安公司？丽华公司？……中国旅行社？是的，我一定记错了人。但无论如何，把这一个放到那些地方去做点什么事情，实在是不怎么不相称的。但这个人却使我生了一分敬意，因为就言谈风度而言，实在是无可疵议的人物。就才具而言，这人若不在××做事，却去×××××手下做一个帮手，说不定比某某部次长还能干些。

　　可是不知为什么原因，一见了他我就有点疑心。仿佛这人脸就白得使人惑疑。

　　当我在青岛听说她快要同这个人住下时，我因为这关系来得近于奇突，写信给她，就告她一切必得谨慎一些。自己业已不是小孩子了，既明白各处全是陷阱，仿佛倏然而来的爱情，即或不是一种有意作成的陷阱，它将如何影响到她的事业，也总以多考虑些日子较好。然而她实在倦于拈起“爱情”这两个字来较量，出乎几个老朋友意外，也好像这出乎她自己意外，居然同这个男人住下了。如今见到了这个人后，我那点疑心还依然存在。“脸那么白，如何能革命？”是的，我真这样疑心那个人。照我经验看来，这种人是不宜于革命的。

　　同他离开时，我便向他约好，请他转告丁玲，第二天过我住处去，时间最好是下午五点钟。到了那个时候，有人拍我的门，门开后，一个胖胖的女人，穿了一件淡蓝薄洋纱的长袍，一双黄色方头皮鞋，在门边向我瞅着。如非预先约好，我真想不起就是她。若这人在大街上粗粗的一眼瞥过，我是不会认识的。我们还只分手一年，好像变得已太多了。

　　她说：“久违，从文。九妹好吗？她怎么不来？”说完时又望望身后那一扇门。我明白那是什么意思。

　　我问她：“怎么，出门还不方便吗？还有……”她不说什么，笑着，把手理着脑后的长发，在临窗背门那一张靠椅上坐下了。

　　“生活好吗？”

　　“就是那么过日子。”

　　“工作呢？”

　　“你在青岛才真算是工作，我们在上海，什么都无聊！吃饭，借债，冒了险去做些无结果的事情。”

　　“但我看你好像事情作得很好，听人说也是那么一句话。忙不忙？”

　　“混日子。日子太长了，也得忙碌些，方能把每个长长的日子推开。”她望见我桌上一个信封了，认得那种字体，是谁写来的，就来同我谈那个人，问我过苏州去婚姻有了些什么结果没有。我不想先就谈这件事。我又问她日子过得怎么样，且说及那个只见一面的白脸少年，他给我的印象并不坏。她就轻哂着说：“一个忠厚本分的人，一个正派人。”

　　“一个体面人，一个绅士风度的——”

　　“不，许多方面还像小孩子呢。”

　　“那么，生活必很像个样子了。老实说，远远的想象着，我们为你很担心。”

　　“你如今见我那么胖，便应当‘放心’了。”

　　“还是不很放心。日子就日常生活方面说来，过得怎么样？”

　　“同住公寓一样，各人每天有各人的事务，把时间安排到自己那份工作上去，晚上在一处，”说到这里她似乎有了些害羞处，停了一停便轻轻的说：“我们都异常客气，同朋友一样！”

　　我们把话停顿了一会。我想起那个海军学生生前的一切。

　　大约她也想起了海军学生，便感慨不尽似的说：“人老了，一切看得都十分平常了。”

　　我说：“看得平常一些，也许是把生活侧重在事业上面去了罢。你近来是不是——”她想避开这个问题不谈，只问我：“在上海可以住多久。”且接着就又问我青岛怎么样，下半年预备在青岛还是预备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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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于是重新同我谈起家住苏州那个脸庞黑黑的女孩子。

　　这个女孩在吴淞一个大学读书时，她便为我特别在吴淞看望过一次，故同她也有一面相识。那女孩子原很欢喜她，且尊敬她，我告给她我这次来苏州一些新鲜事情后，她笑了，带了一点儿嘲谑的态度，在我面前称赞了另外那个黑脸女孩子许久。

　　两人分手时皆说，“过不久再见”。且估计着：冬天我不能过上海，隔年春天她或者就可到青岛去，看我同我的九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