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第四期有一篇文章，题名《论英雄崇拜》，陈铨先生写的。本意给国人打气，对“英雄”有所赞美，用意自然很好。对于“英雄”含义，文章中虽曾说过是各式各样的领袖，惟内容所指的还是代表武力与武器的使用者，对面自然就是代表读书人的“士大夫”，于是很感慨的说，中国读书人太不崇拜英雄。既提起读书人，要找出一个原因，所以又说，这是由于“五四”的结果！为什么？为的是五四提倡“民治主义”与“科学精神”，养成了士大夫的坏脾气，腐化而且堕落。

　　近代教育教坏了这些读书人，反不如过去受了点通俗小说教育的武装同志表现得动人。我们要崇拜英雄，不然就是个卑鄙小人。有对这种崇拜加以嘲笑的，也是卑鄙之徒。英雄究竟是怎么回事？康德说，英雄有壮美感，使人生神秘敬惧之忱，无条件拜倒；他要你死，你必乐于死去无疑。……断章取义不是本文写作目的，不过那篇文章给个人读后印象，却不免如此。陈先生解释英雄崇拜时是援引康德、尼采意见，论及中国缺少英雄崇拜时是提及近二十年事，死文字与活事实相互映照，想使它不发生抵触，至少在修辞上还值得细心一些。不然，给人印象或不免失去了执笔本来意思。个人是个不大“崇拜英雄”的人，但想想也还不象“卑鄙小人”，有些与陈先生不同意见，特写出来作为对这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中国旧书中论及英雄时，刘劭《人物志》说的大有意思。

　　他说能控制一切而持其柄，统率文武，使用材器各得其宜，可以谓之“英雄”。这种英雄观很显明到如今还适用。真英雄换言之就是“真的领袖”，并不是“万能法师”。我们生于二十世纪，对待这么一个英雄，自然也只是大事信托，由信托而生敬重，不必迷信崇拜，尊之若神。正因为明白英雄只是一个“人”，与我们相差处并非“头脑万能”，不过“有权据势”。维持他的权柄，发展他的伟大，并不靠群众单纯的崇拜，靠的倒是中层分子各方面的热诚合作！二十世纪两个近代化的国家领袖，罗斯福和斯大林，所谓作领袖的意义，便是如此。个人权力尽管其大无比，事实上各事有人负责，个人不过居于提纲挈领的地位，总其大成而已。读书人对于他崇拜不崇拜，是无所谓的。

　　提及英雄崇拜时，陈先生引用百十年前叔本华、尼采一类人对于这个名词所作的抒情说明，与时代实不大相合。这些人的英雄观多属“超人”，配上拿破仑的性格风度倒刚好合式。这种英雄于战争中必骑一匹高大雄骏的白马，在山头大纛下据鞍顾盼，群众则野战格斗，破阵陷敌，有进无退。可惜时代已过去了。慕索里尼和希特拉两位要人，在群众大会拍摄新闻电影片时，虽尚倾心这种古典英雄风度，装作雄鸡姿势，已不免令人发笑。若在法比战场上最前线，我敢同任何人打赌，这两位伟人就决不会比一个二等兵乐意把头多昂起一英寸！这就叫作时代不合，伟大意义也不会相同。英雄崇拜若近于群众宗教情绪与浪漫情绪之归纳集中，近代使用的方式是分散到社会各方面去，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玩球的，跑车的，爬山的，游水的，无不可以引起这种集中的作用。英国封一个戏子作爵士，瑞典给一个电影女演员颁发勋章，这是国家有意从群众中产生英雄的例子。罗斯福有时会为足球比赛发发球，斯大林大排场款待从北极探险回来的水手，这又是现代伟大意义不同的另一例子。这事值得注意处，便是真的领袖都有意将英雄崇拜情绪转移到娱乐或致用分子方面去，个人却承受了“民治主义”一个对于“人”的原则，“领袖也是一个人，并不是神。”他要人相近，不要人离远。要群众信托爱敬，不要群众迷信崇拜。

　　这其实从国内近事也可看出。陈生先很感慨的说“中国读书人太不崇拜英雄”，倒恰恰与够得上他所称为英雄的蒋先生及李白诸将军，感于迫切需要知识阶级合作帮忙成一对照。

　　陈先生以为抗战建国主要条件是“英雄崇拜”，这些受崇拜者经验多一些，却明白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他们已从各种团体左献一面锦旗，右拍一通电报清楚崇拜的意义和限制，这是不成的！谈抗战，一个战线上若用十师兵力作战，攻守进退需要的全是技术和科学知识，并不单凭个人勇敢热忱与不相干的多数崇拜所能济事！上层机构要一个健全的参谋组织供给意见，下级单位要一个完备的交通组织接济弹械和给养，整个胜败都决定于知识在空间时间上运用是否得法。就为了勇敢有余知识不足，才用外国军事顾问，求助于客卿！至于谈建国，那更非知识不可。说到建国，我们会联想到中山先生本人和他的《建国大纲》。他本人的一生行为，就是要人“相信”不是要人“迷信”的。这个大著的草成，就有许多意见是折衷于老同志与许多书本而来。他就是个“人”，不是神秘不可思议的“神”。

　　个人以为时代到了二十世纪，神的解体是一件自然不过的事情。他虽解体却并不妨碍建国。如有人从一个政治哲学新观点，感觉东方的中国，宗教情绪的散漫十分可惜，神的再造有其必要，这问题大，决不是单纯的英雄崇拜即可见功。

　　在政治设计上想归纳或消解群众宗教情绪与传奇幻想，神的重造方式正好从近三十年世界取法，这种“致用”之神不妨用分散与泛神方法，从群众中造偶像，将各种思想观念手足劳动上有特殊成就的，都赋予一种由尊敬产生的神性，不必集中到一个“伟人”身上。若真的以一个人具神性为中心，使群众由惊觉神秘而拜倒，尤其是使士大夫也如陈先生所描写的无条件拜倒，这国家还想现代化，能现代化？稍有常识的人看来，就知道是不可能也不必需的！

　　陈先生提起英雄崇拜时，又举示当前兵士作战为例，以为全得力于老式通俗文学小说戏剧的英雄崇拜的好处。且赘语说亏的是这些人不受普通教育。这种意见由赛珍珠说来，并不可笑，因为她是个外国人，不明白中国事情。若由现代中国人说来，似乎不大近情合理。因为这完全是两件事，勉强附会，不啻说明陈先生既不明白旧小说是什么，也不知道现代战争是什么。若说旧小说的影响，张宗昌、韩复榘倒是两个典型英雄崇拜者。其次是近三十年来所有土匪都用“逼上梁山”一词作借口，合伙吃血酒时且照例引用“桃园结义”典故。崇拜之中就无不有个“个人本位”意识，与文中所举康德称艺术中的壮美崇拜全不相干。更不曾培养陈先生所理想的由惊觉神秘而来的崇拜情绪。宗教的虔诚由坚信而产生庄严，牺牲一切以赴之，在中国唐代的大德高僧玄奘行传，倒有点相仿佛，但这就只有读书人能领略！若一改成说部的场面，群众就只关心到他进蒸笼被妖精蒸吃时，是否能够得救惶恐了。通俗小说虽有些民族英雄故事，若把当前兵士抗战，认为由这些小说薰陶而来，与事实相去实在太远。

　　陈先生又说，英雄崇拜在读书人方面表现不好，实由于“五四”以来提倡“民治主义”同“科学精神”，个人主义抬头，士大夫因之更腐化，社会因之更极端紊乱，所以再不会崇拜英雄。在战争中提倡英雄崇拜自然很有意义，不过若涉及知识阶级，且认为他们腐化堕落时，似乎还要分析分析，不宜过于笼统。英雄崇拜情绪，在知识阶级中不发扬原因，前面已经说及，加上社会进步分工分业的结果，英雄名分与事实已不能由“帝王”或“骑士”独占，即在战争中依然被各种职业出类拔萃分子分享，是一件明白不过的事情。陈先生却简简单单以为是“五四”的提倡“民治主义”与“科学精神”结果，这倒是很新的意见。意见虽然新，却很容易象清末民初遗老的口吻。怎么会这样想而且把他写出来？这时虽是战时，要颂扬武人的武德武功方法也很多，实不必如此曲解过去！二十年前的改造运动，从最小处言，很明显即因工具运动（文体改革）成功，方起新陈代谢作用。通俗小说中旧的如《封神演义》，新的如《玉梨魂》等书，代之而来产生冰心、鲁迅、茅盾、巴金的作品。“团结”“统一”“抗战”“建国”这类名词，由抽象而具体，与工具的能尽其用也大有关系。陈先生说“五四的流弊是更进一步使中国士大夫阶级堕落腐败”，何所见而云然？这士大夫若指晚清遗老，民初议会诸公，人老了，老而不死，体力复竭，手边又还有几个钱，在家纳福，只等待庄子所谓“息我以死”，事极自然。这些人实与“五四”毫不相干。若指因“五四”而起的人物，这些人大多数是当前社会负责者，一部分以专家身分从政，作公务员，一部分或办教育，或作学术研究，工作都相当忙，收入又相当少，守职尽分，近十年来中国见出一点进步成绩，都可说是这种中层分子的贡献。这些人受事实环境限制，能守职不能创业，事或有之。至于腐化堕落，实说不上。这种人一部分在学校教书，与社会略隔一层，或在大时代中尚天真烂漫梦想中国政体忽然凭空变成英美方式，虽尽做白日梦，却又不能如何努力来实现梦想。

　　陈先生又说“五四”造成了士大夫无人格，无信仰，虚伪矫饰阿谀逢迎的风气，且以为贪婪爱钱是共通风气，说的也有点近于笼统含混。若指办教育的，与事实不大相合。若指“文臣”意即官吏公务员，这一点也得弄个清楚，“人格”“信仰”范围指什么而言？至于官场中逢迎阿谀，实是一件老故事，与“帝制”不可分，也可说与历史不可分，古语“远佞人”正可作例。说它由“五四”起始倒是新闻。若必把阿谀逢迎归为新的风气，仔细分析，就可知造成这个现象，另外有一个原因。十年来的党政新贵，年在三十五岁上下的，多系北伐时代学生，当时高等教育不良好，一面且忙于革命，学术思想便缺少“五四”提倡的民治主义和科学精神训练。北伐成功后，政体有了新陈代谢，这些各以因缘上了台。不久国共分裂，清来杀去，江西多了一个政府，打了近八年的仗。

　　即在“中央”系统下随即又有桂系分张湖北之役，阎冯扩大会议陇海线之役，福建人民政府事件，两广事件，无一事不与“党”争“政”争有关。既与党政有关，时局变化波澜大，许多人自然把“信仰”看成一个空洞名词。中央欲集权，从党着手，在党中先废除民主精神，乃由上而下以圈定指派方式产生干部。党政中的中层分子，一因学问少，二因时忌多，于是将信仰对象由“真理”变成“政策”。政局既朝云暮雨，这些末流人当然即不可免各竞技巧表现长处，作人无风格，作事少思想。就中虽不乏洁身自爱者，然欲安于其位，自必唯诺取容。但事情明明白白，这问题系与“党政”有关，与“五四”的“民治主义”和“科学精神”却不相干！至说文臣爱钱，对这种人也还说不上。这种人除了有机会加入财政税收机关，即爱钱亦不会有多少贪婪机会！若与同等的武将比较，恐怕还是将军们发财的居多！（陈先生是四川人，应当知道四川的房产田地，金融实业，几几乎全是大小军官的产业！）此外四十岁以上文臣因专家资格处理有关财政税收事务，虽可发财，还是十分廉洁不失书生本色的，正不乏人。若说五四提倡民治主义与科学精神，这些人倒正可代表承受两种观念产生的人物！至若近十年小官僚因缘时会，位据要津，或直接舞弊，或间接营私，发百万财，称大富翁，正恰好看出国家只图统治，统治方式只注重集权，因此老式亲亲主义与人情主义抬了头，是一种必然现象。救济他靠的还需要社会制度化与专家化，民治主义与科学精神。

　　大凡谈论问题，能称引“过去”，疏证“当前”，预言“未来”，当然很有意义。不过批判历史，最好要明白历史；攻击科学精神，先还需要具有一点科学精神！我们现在若肯从大处着眼，公公平平来看看这个国家近二十年的发展，以及在变动中的得失，自会承认有形的社会组织与无形的公民观念，都无不在逐渐进步中。这进步实得力于统一，主要表现是国家统一意识的增强，因统一实现国家日趋于合理。这种进步现象非一人头脑万能，实与中级应用人材质与量提高增多有关，也就与高等教育有关。高等教育能有点成绩，实又得力于若干著名大学在教育范围内的民治主义与科学精神运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不同，这许是个人一种过分乐观看法。但这种看法也还可从近事得到一点证明。举例言，七七战事发生后，在沪杭两路战区铁路服务人员，作站长的或管工程的认真负责处，是中外一致赞颂的。又如目下各战区业已沦陷县分，一经收复，县政工作人员照例即随军事推进而进行各种工作服务热忱也是为人称道的。这些人差不多就全是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即如就税收言，湘鄂省区地方统税，由一个远在湘西某机关指导征收，沦陷区居然能进行，征收人员且很少有携款潜逃事情发生。问及负责人，方知道大部工作人员是税专及其他大学毕业生，仿邮政盐务用考试制度选擢而来。说到英雄崇拜，这些小一辈的士大夫，恐都不免成为陈先生笔下所谓“卑鄙”之徒。因为这种可爱青年，就决不会单凭英雄崇拜能如此忠诚为国的。其服务精神还只是由于作国民的自尊心而来。正因为每个人所受的训练，刺激，都觉悟了自己是国家一个单位，要生存权利，也就有遵守社会规约的义务。若说国家得重造，士大夫得改造，这些光明进步方面，似乎值得注意注意！明白当前较多，新英雄主义的提倡者，下笔时就知道不仅要慷慨激昂，最重要还是近情合理了。

　　欧战发展到最近，英法因战争技术比较落后，两个国家标榜的“民主思想”或“自由主义”于是成为一个嘲弄名词。

　　中国处当前情形中，一面得应战，一面得建国，一面得在风云万变国际混乱情形中，选择两个可靠的朋友，适应当前与未来，“国家集权”因此旧事重提。对国家有一个较新的看法，大家分途并进，来把全民族人力物力粘附集中到国家进步理想上去，自是新战国时代应有的打算。可是我们明白，英法倒霉是一件事，五四民治主义与科学精神提倡又是一件事，中国要建国，“国家集权”与“集权国家”又是一件事；三件事各不相附。若以彼证此，附会其词，是不会有较好结论的！若从中国人就中国立场说来，据个人意见，恰恰与陈先生意见相反。国家要集权，真正的“民治主义”与“科学精神”还值得来好好的重新提倡，正因为要“未来”不与“过去”一样，对中国进步实有重要的意义！对外言，“战争人人有分”这句话，想要发生真正普遍作用，是要从民治主义方式教育上方有成效可言的。对内言，在政治上则可以抵抗无知识的垄断主义，以及与迷信不可分的英雄崇拜主义。更重要的是抵抗封建化的外戚人情主义。在教育上则可以抵抗宗教功利化，思想凝固化，以及装幌子化。在文学艺术运动上则可以抵抗统治与限制，在一般文化事业上则可望专家分工，不至为少数妄人引入歧途。至若科学精神的应用，尤不可少。国家要现代化，就无一事不需要条理明确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若说中国当这个新战国时代，既不甘沦亡，必需挣扎，挣扎方式且必需取法德俄，我们也得弄明白，这些国家最高指导统制权力虽大，其所以控制国家的人力物力，而且运用得恰到好处，并不是人人崇拜英雄可以成事。组织和效率，主要的其实还是科学精神！因科学精神而分工分业，方能有组织，见效率！德国人表示崇拜希特拉，不过是每家被强迫挂一面相片而已，希特拉事实上也许更敬重他的专家和那群高等军事幕僚！若照陈先生意见，“知识阶层关心的平民教育一发达，国家更不崇拜英雄，更是一盘散沙”，那一切初级教育都近于多事，有害无益，大家只读读老式通俗小说，一面对英雄崇拜便很好了。可是话说回来，真正关心这个国家命运的人，会觉得抗战建国事并不那么简单的。

　　因为世界在战争中，在变动中，新的历史场面上领导者，容易给人一个“英雄”印象。于是一部分人谈及抗战时，谈及国家问题时，便不免要用英雄气分来解释现象，这种联想自会牵强附会到通俗小说方面去，照例且不免把近年来人民对于国家观念之觉醒估计得太低，对“读书人”感到不满。陈先生文章，在这一点上正可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见。读书人情形，陈先生自己是其中之一，当然明白“英雄崇拜”是不是能作到他要你死你必乐于就死的地步。且明白“士大夫”含义，以及其他，有些话不能自圆其说，还不碍事。至于对群众教育，以及从“教育”上得到教训，未免太隔膜了。事实上近三年来国内两百万壮丁的征调，应用如何手续，有若干省分，如何由万千青年学生下乡作民训社训，其次又如何用挑选方法选出送到各地师团管区编训。编训期满，再如何转移到各个应当补充部队去训练，送到前线时，至少都得经过一年以上的“教育”，在教育中与火线上，照例都需要把不必要的懦怯与不必要的英雄思想去尽，只变成集体中一个小小分子，方能作战。明白这些，就会觉得“教育”二字具有何等意义，对于目前战争又影响多大，不至于说外行话称赞他们不受教育了。三年来的抗战，前方百万壮士的流血，后方数百万妇孺老弱在风雨饥寒中完成的几条国防交通线，支持这个民族作战气概和胜利信心的，决不是英雄崇拜，实完全靠广大群众做“人”的自尊心的觉醒。这觉醒工作，便整个寄托在各种有形无形广泛教育原则上！

　　陈先生文章本意很好，惟似有所蔽，辞不达意处，实容易被妄人引为张本，增加糊涂。官僚文化人中还不缺少妄人，妄人活下多以为在国家变动中可作政治投机，且习于用英雄崇拜方式固宠取信。这种人正附于中国官僚外戚政治中作种种活动。所以中国谈改造运动，实离不了制度化和专家化，正因为如此一来，这种人方无所售其技。制度化和专家化及新战国时代新公民道德的培养，除依靠一种真正民主政治的逐渐实行，与科学精神的发扬光大，此外更无较简便方式可采。

　　在这种事实下来谈英雄崇拜，如象陈先生那么谈，有点近于“抒情”，不是“说理”了。不知多数读者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