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之先生：

　　《独立评论》第二三八期刊载了一篇絮如先生的通信，讨论到一个问题，以为近年来“不幸得很，竟有一部分所谓作家，走入魔道，故意作出那种只有极少数人，也许竟没有人能懂的诗与小品文”。从那个通信，还可知道絮如先生是一个中学国文教员，已然教了七年书。他的经验，他的职务，都证明他说那些话是很诚实很有理由的。但就他所抄摘的几段引例，第一是卞之琳先生的诗，第二是何其芳先生的散文，第三是无名氏大作。卞之琳的诗写得深一点，用字有时又过于简单，也就晦一点，不特絮如先生不懂，此外或许还有人不大懂。至如何其芳的散文，实在说不上难懂。何先生可说是近年来中国写抒情散文的高手，在北大新作家群中，被人认为成绩极好的一位（其散文集《画梦录》，最近且得到《大公报》文艺奖金）。但絮如先生看了他的文章，却说简直不知道作者说的是什么。同时您的按语，也以为写这种散文，是“应该哀矜”的，而且以为“其所以如此写些叫人看不懂的诗文的人，都只是因为表现能力太差，他们根本就没有叫人看得懂的本领。”我觉得有些意见，与你们的稍稍不同，值得写出来同关心这件事情的人谈谈。

　　一，为什么一篇文章有些人看得懂，有些人却看不懂？

　　二，为什么有些人写出文章来使人看不懂？

　　三，为什么却有这种专写些使人看不懂的文章的人？

　　四，这种作家与作品的存在，对新文学运动有何意义？是好还是坏？

　　我想先就这四点来作一个“散文走入魔道”的义务辩护人，先说几句话。

　　其一，文学革命初期写作的口号是“明白易懂”。文章好坏的标准，因之也就有一部分人把它建立在易懂不易懂的上头。这主张是您提出的，意思自然很好。譬如作一篇论文，与其仿骈文，仿八股文，空泛无物，废话一堆，倒不如明明白白写出来好些。不过支持或相信这个主张的人，有两件事似乎疏忽了。一，文学革命同社会上别的革命一样，无论当初理想如何健全，它在一个较长时间中，受外来影响和事实影响，它会变。（且会稍稍回头，这回头就是您谈中国西化问题时所说的惰性。适宜于本来习惯的惰性。）因为变，“明白易懂”的理论，到某一时就限制不住作家。二，当初文学革命作家写作有个共同意识，是写自己“所见到的”，二十年后作家一部分却在创作自由条件下，写自己“所感到的”。若一个人保守着原有观念，自然会觉得新来的越来越难懂，作品多“晦涩”，甚至于“不通”。正如承受这个变，以为每个人有用文字描写自己感觉的权利的人，也间或要嘲笑到“明白易懂”为“平凡”。作者既如此，读者也有两种人，一是欢喜明白易懂的，一是欢喜写得较有曲折的。这大约就是为什么一篇文章有些人看不懂，有些人又看得懂的原因。

　　其次，有些人写文章看不懂，您的意思以为是这些人无使人明白的表现能力。据我意见，您只说中一半。对于某种莫名其妙的模仿者，这话说得极有道理。但用它来评当前几个散文作家的作品，和事实似乎稍稍不合。事实上当前能写出有风格作品的，与其说是“缺少表现能力”，不如说是“有他自己表现的方法”。他们不是对文字的“疏忽”，实在是对文字“过于注意”。凡过分希望有他自己的作者，文章写来自然是不大容易在短时期为多数人全懂。（除非他有本领用他的新风格征服读者，他决不会与多数读者一致。）不特较上年纪的读者不懂，便是年事极轻的人也会不懂。不过前者不懂（如絮如先生），只担心文学的堕落，后者不懂（如一般学生），却模仿得一塌糊涂罢了。

　　其三，这可分两方面来说。一是就作者说，他认定一切站得住的作品都必需有它的特点，这特点在故事处理上固然可以去努力，在文字修整排列上也值得努力。一是就读者说，读者不懂不一定是多数，只是受一个成见拘束的一部分。既有读者，作者当然就会多起来了。

　　其四，由第一点看去，中国新文学即或不能说是在“进步”，至少我们得承认他是在“变动”。目的思想许可它变，文体更无从制止它不变。就它的变看去，即或不能代表成就已经“大”，然而却可说它范围渐渐“宽”。它固然使中学生乐于模仿，有不良影响，容易引起教员的头痛，对新文学的前途担心。但这些渐渐的能在文字上创造风格的作者，对于中国新文学的贡献，倒是功大过校它的功就是把写作范围展宽，不特在各种人事上摆脱拘束性，且在文体上也是供有天才的作家自由发展的机会。这自由发展，当然就孕育了一个“进步”的种子。

　　适之先生，如今对当前一部分散文作品倾向表示怀疑的，是一个中学国文教员，表示怜悯的，是一个文学革命的老前辈，这正可说明一件事，中国新文学二十年来的活动，它发展得太快了一点，老前辈对它已渐渐疏忽隔膜，中学教员因为职务上关系，虽不能十分疏忽，但限于兴趣认识，对它也不免隔膜了。创始者不能追逐时变，理所当然。但一个中学教员若对这种发展缺少认识，可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所以我认为真正成问题的，不是絮如先生所说“糊涂文”的普遍流行，也许倒是一个中学国文教员，在当前情形下，我们应当如何想法，使他对于中国新文学的过去现在，得到一个多方面的认识。且从这种认识上，再得到一个“未来可能是什么”的结论。把这比较合乎史实的叙述也比较健全的希望，告给学生，引导学生从正面去认识一下中国新文学，这件事情实在异常重要。不过关于教员这点认识，是尽他自己去努力好些？还是由大学校帮他们一点忙好些？中学教员既多数是从大学出身的，由大学校想办法应当方便得多。

　　我这点看法假若还有一部分道理存在，我们不妨就一般大学校中国文学系的课程表上，看看负责的对这问题有多少注意。检查结果会有点失望，因为大学校对它实在太疏忽了。

　　课程表上照例有“李白”“杜甫”或“文驯的专题研究，有时还是必修课，一礼拜上两小时或四小时，可是把明清“章回小说”的研究列入课表上的就很少。至于一个学校肯把“现代中国文学”正式列入课程表，作为中国文学系同学必修课程的，那真可说是稀有的现象。（有的学校虽有一两小时“文学习作”，敷衍敷衍好弄笔头的大学生，事实上这种课程既不能造就作家，更不能使学生有系统的多明白一下新文学二十年来在中国的意义。）大学校对这件事的疏忽，我们知道有两个原因，一是受规则影响，好象世界各国大学都无此先例，中国当然不宜破例，损害文学系的尊严。二是受现实拘束，找这种教授实在不容易。重要的或者还是“习惯”。负责的安于习惯，不大注意中国特殊情形。临到末了，我们不能不说各大学负责者对于这问题认识实在不够。因为他如若明白中学生读的课本虽一部分是古典作品，其余所看的书大部分都是现代出版物。中学生虽得受军训，守校规，但所谓人生观，社会观，文学观，却差不多都由读杂书而定。感于这个问题的重大，以及作中学教员责任兴味对学生关系如何密切，也许在大学课程中，应当有人努力来打破习惯，国文系每星期至少有两小时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作为每个预备作中学教员的朋友必修课。若说教员不容易得到，为什么不培养他？为什么不再打破惯例，向二十年来参加这个活动，有很好成绩，而且态度正当思想健全的作家去设法？

　　我想提出这个问题，请所有国立大学（尤其是师范大学）文史学系的负责人注意注意。且莫说一个教师对于文学广博的欣赏力，如何有助于学生。只看看教育部课程标准，在初中一年级教本中，语体文即占百分之七十，高中教本语体文依然还有一部分。可是那些人之师在学校读书时，对这方面的训练，有的竟等于零。他不学，怎么能教？这不特是学校的疏忽，简直是教育部的过错。

　　我很盼望听听您对这问题的意见。

　　沈从文。六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