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任何意义上说，沈从文的离开北京，几乎都是被视作社会垃圾面“扫地出门”的。人一走，原先在北京的一切权益便化为乌有。在沈从文离开北京不久，他的唯一一间住房（原有住房三间，其余两间“文革”初期即被没收）就被别人作为“战利品”接管过去。在当时，这种“鹊巢鸠占”现象实在屡见不鲜。沈从文重返北京后，费了不少口舌，才要回了先前剩下的那唯一一间房子。

　　可是，这小小房间实在无法安身立命。已被占去的自然无从归还，沈从文又不愿在这种问题上与人争执，百般无奈之中，沈从文只好写信给李季，请求为属作协系统的张兆和安排住房。李季与严文井派人了解情况，并与各方面协商以后，在小羊宜宾胡同给了张兆和两间房子——一间用作卧室，一间堆放杂物兼作厨房。尽管两间房子加在一起不过１９平方米，在当时情况下，实在算得是解救燃眉的“及时雨”。

　　从此，原先在东堂子胡同剩下的一间房子，便成了沈从文的“飞地”。在这块“飞地”上，他又重新着手进行文物研究。

　　回到北京不久，历史博物馆一位副馆长向他转达了国家文物局的意见，说“文化大革命”前编写的那本古代服饰研究专著，已经重新看过，认为很有见解，值得付印，要他重新校过。于是，沈从文将已经被搁置了八年的书稿取回，对图像资料重新核对，一个月后交了稿。

　　然而，这一去又是音讯全无，杳无下落。其原因，自然不难想像。

　　沈从文只好不问收获，只管耕耘下去。他考虑得最多的，还是如何使该书更为完善。他考虑将“文革”以来新出土的有关服饰文物资料增补进去，并全面铺开在湖北咸宁时拟定的那批专题研究。“文革”前积累的４０多本文物资料已荡然无存，一切都需从头作起，单是急需描摹的图像就是一大堆，幸亏王序和王亚蓉主动跑来相助。——王序即１９５３年参观历史博物馆时与沈从文相识的那位志愿军战士，从朝鲜归国后，让沈从文帮助挑选工作单位，后来被分配到科学院考古所工作。王亚蓉也是“文革”前与沈从文相识，那时，王亚蓉是一位待业青年。沈从文去图书馆查阅有关服饰资料、图像，一位姓杨的老共产党员，见沈从文需要描摹文物图像的助手，遂向他介绍了王亚蓉。于是，沈从文每月从自己工资中拿出二三十元，作为王亚蓉帮忙的报酬。

　　得知沈从文重返北京，王序和王亚蓉立即跑去看他，想起沈从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遭遇，至今仍不愿放下工作，两人十分感动。沈从文对他们说：“个人受点委屈有什么要紧，要看到国家在世界上作战！我们的文物研究工作还赶不上日本朋友，使人心里难过得很。对我们的文化，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我们自己！”

　　共同的心愿将这两代人拴在了一起。在全国人文科学研究仍处于全面停顿的背景下，他们组成的这个文物研究班子，在沈从文的那块“飞地”上，十分认真地干了起来。不多久，整个房间的墙壁上、窗棂上，到处贴满了经过选择描摹出来的图样，和大大小小写有说明文字的纸条，床上、桌上、地上，无一处不是书。床上有一大半地方堆放了随手应用的图书，晚上，书躺在躺椅上，人便躺在躺椅上的书上。在陌生人眼里，这里有着简直无法容忍的混乱。但在沈从文眼里，这一切乱中有序，结构成一部物我无间、十分谐和的乐律，任何人都不能随便移动——在这块“飞地”上，对那些画面上的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沈从文拥有至高无上的威权。

　　这里距小羊宜宾胡同，有两里路远近。虽然这里兼作工作室与卧室，吃饭问题却无法解决，沈从文只能每天返回小羊宜宾胡同一次。

　　不管是冬天或夏天的下午５点钟，认识这位“飞地”总督的人，都有机会见到他提着一个南方的带盖竹篮子，兴冲冲地到他的另一块“飞地”去。他必须到婶婶那边去吃晚饭，并把明早和中午的两餐饭带回去。

　　冬天尚可，夏天天气热，他屋子特别闷热，带回去的两顿饭很容易变馊的。我们担心他吃了会害病。他说：“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因为我们家里也颇想学习保存食物的先进办法。

　　“我先吃两片消炎片。”①一些登门造访的亲戚、朋友、熟人，看到这种情形，都不免摇头、苦笑、叹息，带一份怜悯同情，纷纷劝他该有个节制，不要这么傻干。有人还忿然代抱不平：“这哪里是在进行什么工作？你作出来又有什么用？你充满热情为国家工作，可国家给了你什么？”

　　这也难怪。沈从文的这份工作没有任何预期。重新校订后上交的那本服饰研究专著，在馆长的办公桌上压了三年以后，于１９７４年退还给沈从文，出版已毫无希望。对亲戚、朋友、熟人的好意劝告，沈从文只是报以微笑。人各有志，一个人的选择就是他的信仰。自己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没有理由自行亵渎。虽说自己一切成就并不预备“藏之名山”，却不能因为没有出路就中途而废。沈从文有了越来越强烈的紧迫感。自己已是７３岁高龄了，揽镜自照，已是满头白发，精力已大不如前。身体随时都可能发生故障，报废只是早晚间事。工作条件再差，只要头脑还得用，就得抢时间把近２０年所学种种分门别类整理出一个头绪，哪怕所走还只是第一步，至少可给后来者一点方便。想起国家目前的处境和面临的前途，沈从文心里起了一丝隐痛，却并不失去对未来的信心。尽管因少数人弄权，肆行无忌，国家前途尚难预料，社会上所出现的情况，是全面破坏与瘫痪。研究工作的不为重视，自己工作条件的恶劣，自是意料中事。但一切阻挡历史前进的东西，决不会长久存在。民族理性的抬头，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必然的。自己只是一个普通公民，国家权力中枢发生的一切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自己既无从弄明白，也就丝毫谈不上作出什么有益于形势发展之举，只能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尽可能坚持下去。这是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热爱祖国、报效民族的唯一途径。

　　他对王序、王亚蓉说：“旧时当官的感到不如意时，可以表示‘倦勤’，但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公民，却不能消极。因为他是国家的主人，不是官。”

　　不知节制的连续工作，使沈从文再次病倒了。血压增到２２０，左眼黄斑出血，写字已不知下笔轻重，虽然由于长期形成的习惯，字迹尚能成行，写完后却看不清是否写得正确，眼前只是一片圈圈点点，跳动不定，一份“老之已至”的感觉涌上沈从文心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目下手边还搞了约五六十个大小不一的有关物质文化史的专题，居多是从实物图像出发，再来结合文献，从文图互证的分析来谈问题的。加上服装材料，有百多万字都必须由我自己一一过手重抄重改，才得交卷。原先还以为可争取二三年时间，赶得出来，可为后来接手的青壮年人作垫脚石。若照目下情形看来，完成希望已不甚大，真是糟糕。因为以后大致已不大可能还有人能综合实物十万八万和一堆杂乱文献，来完成这种费力不甚讨好的基本功。若两三月还无好转希望，即不升级恶化，大致近２５年受上面鼓励，又得种种方便机会学来的有关文物的一系列常识，又不免和前一段搞习作情形似异而实同，半途报废。一个人的遭遇如此巧，真是少见。①１９７６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病逝了。

　　一场大雪过后，北京城内外白雪皑皑。天阴沉沉的，沉默无语中似乎深藏着哀痛。沈从文手里拿着一张特别通知，去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

　　在一个极狭小的房间里，停放着周恩来的遗体。望着这位总理的安详遗容，沈从文心里充满一生中少有的悲痛。

　　这并非出自中国知识分子重“知遇之恩”的传统，而是折服于周恩来生前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不谋私利、宽厚待人，居提纲挈领地位，与各方面干部、专家合力同功，为国家、民族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胸襟和人格。如今，国家的这根梁柱摧折了，从大处言，在这国家多事之秋，国家前途又难免多了一重危险；从小处言，总理生前关心到的自己的这份工作，再也无法与他见面了……。沈从文突然感到一阵从来未曾有过的灰心。——这不是逝者生前的希望！对总理的最好纪念，应该是振作精神，争取时间，将待收尾已进行和待进行的工作，一一加速完成，奉献给总理的在天之灵！

　　沈先生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回来，我们满怀悲伤急忙去看望他。一进屋，我们没有听到往日那熟悉的招呼，只听他低低地问道：“谁来了？”过分的悲痛使他因眼底充血而双目朦胧。他忘不了周总理对他的一次次亲切接见和鼓励，他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忧心忡忡，更因未及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奉献于总理生前而抱憾；此后，沈从文更加刻苦研究，“一定要尽力搞好，不然对不住周总理。”①

　　同年１０月，随着“四人帮”的垮台，中国人民终于走完了１０年“文化大革命”的苦难历程。然而，由于一场浩劫过后，国家面临的问题成堆，在此后的三四年间，虽有齐燕铭、刘仰峤多次问及沈从文及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情况，沈从文的生活工作条件仍然没有多少改变。１９７８年夏，荒芜有感于沈从文的事迹与处境，写了五首七言绝句送给沈从文看。《边城》山色碧罗裙，小翠歌声处处闻。

　　我论文章尊五四，至今心折沈从文。

　　能从片楮认前朝，一史修成价更高。

　　文物千秋谁管领，看君指授失萧曹。

　　新从圆领证唐装，老认天门上敦煌。

　　万卷书加万里路，自应选作探花郎。

　　对客挥毫小小斋，风流章草出新裁。

　　可怜一管七分笔，写出兰亭醉本来。

　　漫言七六老衰翁，百事齐头进进中，
　　
　　夜坐空庭觇织女，鹊桥何日驾南东？①
　　
　　第一首叙沈从文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第二首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的写作，第三首说沈从文在文物研究中的发现和以第三位得票数当选为出席第四次文代会代表事，第四首赞沈从文的书法，第五首是沈从文与张兆和不得不分住两处的纪实。

　　过了几天，荒芜收到沈从文一封信，信中情辞恳切地叮嘱荒芜不要发表。

　　３０年来，只近于单门独户开个小小的服务店，把时间送走。回想一下，既对不起国家的期许，也对不起个人生命。年来在国内外得来的赞许，实已超过应得的甚多。懔于孔子所谓“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的名训，一切赞许不免转成一种不祥的负担。所以如果还来得及，最好不发表，或可免招摇之讥，事实上我觉得从其他工作上所得的好意赞许也早已超过应得的甚多。名不副实，转增忧惧。世事倏忽多变，持平守常，在人事的风风雨雨中，或可少些麻烦。若能争取三几年有限时间，使住处稍稍宽绰一些，能如熟人中某某茅房，可以摊开材料，把待收尾、在进行的十来个范围较小的文物专题逐一完成，结果能达到新社会“合格公民”资格，得到个“不是吃白饭的工作干部”鉴定，就够好了。君尚存任何不现实的奢望，恐随之而来的将是意外灾星，实在招架不住。①

　　１９７８年，为改善沈从文的工作环境，由胡乔木过问，沈从文从历史博物馆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序从考古所被借调到历史所，担任沈从文助手，王亚蓉的工作得到转正机会，也成为沈从文的正式助手，并由三人为主，组成了一个新的研究室。１０月，这个工作班子被安排住进了北京西郊的友谊宾馆，进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的最后校正增补工作。

　　为纪念周恩来生前对这本书的关怀，全书仍保留原有的编排体例，并把原来拟定的２００幅图像作为主图，放在前面。新增加的资料，即便十分重要，也一律作为插图附在文字说明中。

　　１９７９年１月，修订增补工作完成。这部由周恩来生前提议编写的，包括了２０余万说明文字，数百幅实物图像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巨著，虽然实际着手编写的时间，前后总共不到一年时间，但从最初动笔到最终完成，却经历了整整１６个春秋。它不仅是沈从文，而且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文化事业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多磨多难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