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沈从文一头扎进博物馆，成年在破旧的金、石、陶、瓷、丝绸——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巨大的瓦砾堆里转来转去，探寻那通向人类真实昨天的迷径。

　　每天，沈从文都提前赶到博物馆门口，等候开门上班。

　　北京的三九寒天，气温极低。太阳还没有出来，寒气直浸入人的骨髓里去。每天清晨，天安门前一个稍能避风的墙角落里，瑟缩着一个５０出头的矮个老头。穿一件灰布棉袄，一面跺脚，一面将一块刚出炉的烤白薯，在两手间倒来倒去取暖。天安门前过往的早行人，谁也不会料到他就是沈从文。他正在等候博物馆的警卫按规定的上班时间，将门逐一打开。

　　博物馆设在午门前的五凤楼上。此时，所有文物仍一律按旧规库存。陈列室与库房里，不准生火，也不许装电灯。室内光线极差，成日里黑沉沉的。西边拐弯处，有一间小小的展览室里面陈列着明清两代用以将人犯凌迟处死的各种刑具。剥皮的、抽筋的、剜眼睛、割舌头的，奇形怪状，不一而足。即便是大白天从那儿经过，也不免感到阴气逼人。

　　沈从文自然并不顾忌这些。成千上万的文物在他眼前展开了一个新奇的世界，犹如阿里巴巴偷得了打开山洞的秘诀，使他有幸置身于令人眼目迷乱的稀世珍宝之间。虽然，过去从他眼中手里经过的文物已经不少，但与眼前见及的相比，不过是沧海一粟。沈从文兴奋不已。一股巨大的贪欲从他心里升起——他不是垂涎于这些文物的金钱价值，而是为深藏在那一履一带、一环一佩、一点一线、一罐一坛之间的巨大的知识财富，以及燃烧其间的永世不灭的生命之火所迷醉。

　　馆里给他的工作是给文物分类写标签。工作虽然只是成天在墙上写字，可是这于沈从文，却并非一种机械式的劳作。他比别人多了一层心机，他抄写着，同时也对每一件文物加以仔细观察与分析，其中的人物服饰、家具器皿、风俗习尚、花纹设色、笔调风格，全都被他充满兴趣地加以注意。他且看且写且想，人转，手转，脑子转，种种形象连同涉及的各样或是或否的文物研究问题，一齐刻入他的大脑深处，他素能强闻博记，对形象的感受力极敏锐细腻，又擅长系列化排比，加上那份乐此不疲的心性，他正在向文物研究的高峰攀登。

　　他是那样珍惜时间，在他的感觉里，时间就是生命。自己从事的是一项崭新的事业，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供浪费了。为此，他简化了自己的生活。怕上上下下出出进进耽误时间，他中午从不回家，经常拿一块手绢包两个烧饼，就在馆里填饱肚子。不止一次，中午的下班铃响了，他仍然聚精会神地记录材料。因太过神情专注，他竟没有听见铃响，结果被管理员反锁在库房里。午后上班打开库房时，值班员才发现沈从文还在里面伏案疾书。管理员过意不去，走到面前向他道歉，沈从文反觉惊愕，竟不解管理员何以云然。

　　这可正中了家里保姆的下怀，沈从文简化生活的习惯竟经常得到她的口头夸奖。

　　保姆石妈妈的心灵的确像块石头。她老是强调从文表叔爱吃熟猪头肉夹冷馒头。实际上这是一种利用老人某种虚荣心的鼓励，而省了她自己做饭做菜的麻烦。从文表叔从来是一位精通可口饭菜的行家，但他总是以省事为宜，过分的吃食是浪费时间。每次回家小手绢里的确经常鼓鼓地包着不少猪头肉。①依旧是日月升降，寒暑交替。几年过去了，沈从文以他惊人的毅力，默默地在他新的领地里开垦的结果，使他成为文物史方面几乎“富甲天下”的专家。在沈从文身上，命运仿佛有意在做出一种持平的安排，即让他以知识上富有去弥补他生活上的败北。在知识的追求进取上，沈从文是一个幸运者，在他走上文学道路之前，命运就安排他去经受种种磨难，去看那些别人无法见到的人生现象；而当他终于改行转入文物研究时，又让他直接触摸别人轻易见不到的奇异珍宝。

　　然而，沈从文对文物知识的贪婪进取，并不企求以此猎取个人名利。他只想以自己的所学，为各方面打打杂，尽一个合格公民应尽的人生义务。在这期间，文化部拨给沈从文数万元经费，让他给上海师范学院、吉林人民大学装备文物。他便全国各地跑去，充当文物采购员，他既懂行，东西买得既便宜，价值又极高。在吉林大学工作的成仿吾，后来对他说：买的东西真是好极了。敦煌壁画在历史博物馆展出，他又被抽调去工作了半年，展出后，东欧各国都有人来参观，又由沈从文担任陪同、讲解。一陪就是２０天；又应邀去中央美术学院讲古代丝绸锦缎课。除随身带些珍贵文物和古丝绸锦缎原件，几乎是空手而至，却将近百年的分期和断代信口讲出来；又应邀为《红楼梦》重新校订注释。依据文物研究心得，将原注改写了数百条。如“贾宝玉品茶拢翠庵”一节说到的那种“点犀”茶具，以前的注近似猜谜，而沈从文亲眼见到的类似的犀牛角茶具却有数百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受何其芳之托，又为《不怕鬼的故事》作注。

　　这些，自然不为一般人所知。更多地还是在博物馆内，于抄写标签之余，随时充当讲解员。

　　１９５３年青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访问团参观了历史博物馆。一个２０刚刚出头名叫王序的青年战士，随队走进正在举办的敦煌文物展览大厅。中华民族古老灿烂的文化使他目眩色迷。他既觉新奇，又感迷茫——他对文物所知实在很少。正当他手足无措时，一个５０多岁的工作人员微笑着朝他走来。此人举止斯文儒雅，虽然乡音极重，却十分细心耐烦地给他讲解，一如旧友重逢。而且，他对展品是那样熟悉，所知是那样精深广博，举重若轻地引导这位年轻人穿越一条曲折而漫长的历史迷宫。

　　在他的陪同下，这位志愿军战士听得入了迷，在展览厅里呆了整整半天。他心里想：祖国人民对我们志愿军真是太好了！

　　闭馆时间到了，铃声响了起来。两个握手告别。出于礼貌，这位志愿军战士询问了一声对方的姓名。

　　“沈从文。”回答的声音极轻，却还清晰。

　　“沈从文！”年轻的志愿军战士愣住了。他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然而这是事实。——这不是３０年代即蜚声文坛的老作家吗？他怎么当起讲解员来了？

　　这次偶然相逢，引起了这位年轻战士对古代文物的强烈兴趣，同时也决定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回到朝鲜后，他开始给沈从文写信。１９５８年王序复员回国，请沈从文帮助他挑选工作单位。在沈从文的参谋下，他终于选择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在这片新的事业领域内，沈从文默默无言地耕耘着。一篇篇文物研究的学术论文发表了，一部部专著——《唐宋铜镜》、《战国漆器》、《中国丝绸图案》、《龙凤艺术》相继出版了，他的生命之火再次发出耀眼的光辉。

　　当解放初期我在《新建设》杂志上看到他那篇简直等于“天书”的《明织金锦问题》时，几乎吓了一跳，继而又见到他的《龙凤艺术》、《唐宋铜镜》、《战国漆器》等专著时，我似懂非懂地理解了点他是在进行又一种创造性的劳动①。

　　沈从文对工作所具有的那份高度责任心感动了博物馆的领导。在沈从文留馆工作两年后，党委书记找沈从文谈话，要他写申请加入共产党。沈从文回答说：认真做事是我的本份。入党我没有资格，还差得远。１９５２年，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请客，邀沈从文、老舍、周培源、冯至等人参加。席间，李维汉诚恳地对大家说：党的事业需要知识分子，希望你们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愿意，也可以加入九三学社。大家回答说：入党还不够条件，只希望能多看点文件，想多知道点国家大事。

　　李维汉回答也很干脆：这不难，我们尽可能满足大家。１９５３年，沈从文被安排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些相熟亲友向沈从文贺喜，沈从文反倒不解：这喜自何来？——他对这一类的得失照例看得极淡，而在别人看来，却反倒有点难以理解的“反常”。

　　然而，沈从文在博物馆的工作，远不是一帆风顺的。在那由千千万万文物筑成的历史迷宫里，他的心灵无拘无束，游刃有余，可是，发生在他身边的人事的风风雨雨，却常常弄得他一筹莫展。

　　沈从文一作起事来，为了使用方便，大批有关图书图片资料，或是墙上订着，或是桌上放着，地板上堆着，凌乱中却自有逻辑。为了节省时间，这些资料照例依原样放着，不再加以收拾。可是，却有人替他操心，这些图书资料常常被人收起。

　　办公室主任说：“书只能放在书架上，不能放在书桌上，这样才整齐干净。”

　　沈从文哭笑不得。但他照例不再抗辩，心里却说：“我不但要放在书桌上，还要放在床上呢！”

　　“三反五反”运动期间，全国博物馆会议在北京召开。为了配合政治形势，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一个“浪费展览会”。一批由沈从文经手购买的文物，被当作浪费的典型例证，拿到展览会上陈列。沈从文本人也被通知去参观，接受教育。一部《望云笔谈》，中国古代极珍贵的兵书，汉代人著作，明抄本，由沈从文从苏州花３０块钱买来，很少人知道这本书实际价值；

　　整匹的汉代绫子，有“河间府织造”字样，沈从文买它时，只花了四块钱，一大堆战国时期的青铜车轴，购买时，沈从文从古董铺行家处得知，这些花纹相同的战国铜器，是分别从不同的地方出土的。于是由此推断，这一定是当时能大量生产了。它对当时铸造工艺水平的判定，提供了实物依据。而现在，却说是相同的买得太多了；又有一本《御物染织裂》，研究唐代绸缎的，为日本现代人有名著作，沈从文花一千块钱将它买来。——说是买得太贵了；

　　还有大批纸、漆、瓷器……。

　　这些文物，此时正作为沈从文错误的证据被陈列，他却反为能买到这些珍贵文物而得意。但他依然不做声，眼前的景象只使他感到一点滑稽。

　　历史博物馆新馆落成，日本一个代表团赶来祝贺。这些人都是中国文物研究专家，其中，水野清一是《云岗》一书的作者。得知他来，沈从文和馆里其他人一道，有意找了些他不知道的文物，如战国、南北朝时期的铜器和手抄经卷给他们看，日本人感到十分惊讶。

　　可是，轮到要座谈了，却由馆里的一位对文物并不在行的行政领导代表中国。谈了半天，却言不及义，答非所问，连翻译也被弄得莫名其妙。

　　对方问：“你是作什么的？”

　　回答说：“我们是同行，我们是同行！”

　　对方似乎是若有所悟，便一笑了之。

　　一天，北京市副市长兼学术委员吴晗应邀来历史博物馆参观，沈从文被指定为陪同讲解。

　　吴晗一行来到馆里，沈从文正待上前，见吴晗与几位馆里领导在陈列的文物面前议论风生，谈兴正浓——他知道，吴晗虽是一位历史学家，对文物并不十分在行。不愿意扫他们的兴，沈从文悄悄地转身走了。

　　事后，馆里立即召开批评会，指陈沈从文的失职和无组织无纪律。沈从文不作声。

　　有人指名问他，说：“你为何中途来了，又跑了！”无奈，沈从文只好说：“你们见他鞠躬如也，他见了我也是鞠躬如也。”

　　人们才知道，吴晗过去曾是沈从文的学生。

　　沈从文遭遇的这类事还多着！但他深知人情世态大率如此，许多事是无需辩，也无从辩的。事情虽不免有点烦人，却并非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自己只有退避一途，值不得将精力耗费在这类人事羁绊上。

　　但人也就是一种奇怪的动物。这种由意志支配的豁达并不能完全抑制下意识里的软弱。长年埋头于坛坛罐罐之间的那份寂寞，培养着沈从文一份孤独感。一次，郑振铎来博物馆看望沈从文。一见到这位３０年代起即相熟的文坛旧友，一丝伤感浸透全身，沈从文立时觉得心里发软，仿佛有许多话要对这位旧友叙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握住郑振铎的手，他只叫了声“西谛……”，眼圈儿便已经红了。

　　但在另一时，他却又反过来安慰别人。有一段时间，沈从文咳嗽得厉害，却仍然抱病给来博物馆参观的人做说明。恰逢蹇先艾、李乔来看望他。见沈从文满面憔悴，咳嗽吃力的情景，两人心里酸酸的，脸上浮出一丝凄凉的神情。沈从文见状，立即邀两人到公园里去吃茶，有意谈些软闻逸事，说些笑话趣话相互开心。

　　然而，沈从文却不后悔自己的选择，而是表现出惊人的坚韧。他容不得无端耗费生命的行为。

　　那时候，《新观察》杂志办得正起劲，编辑部的朋友约我为一篇文章赶着刻一幅木刻插图。那时候年轻，一晚上就交了卷。发表了，自己也感觉弄得太仓促，不好看。为了这幅插图，表叔又特意来家里找我，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

　　“你看看，这像什么？怎么能这样浪费生命？你已经３０岁了。没有技巧，看不到工作的庄严！准备就这样下去？……好，我走了……”①有一年，黄永玉去一个林区考察写生，他将在森林里的生活和见闻写信告诉沈从文。收到来信，沈从文写了一封长信作复。在信中，沈从文谈了三点自己的经验：一、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二、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三、永远地、永远地拥抱着自己的工作不放。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