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终于度过了这场危机。

　　药物的治疗，愈合了肉体与神经两方面的损伤。悬想中降临到自己头上的灾难，在事实上也没有发生。随着神经正常功能的恢复，各种恐怖的阴影和幻象逐渐消失，生命渐次复归稳定。

　　病愈出院后，沈从文的工作编制仍留在北京大学，人已被安排到中央革命大学学习。

　　中央革命大学是北京解放后建立的一所培训各级各类干部的政治文化学校，地址在北京西郊，学员多达七千。沈从文所属，为中央革命大学研究班，成员多是高级知识分子中的民主人士。创办研究班的目的，是通过学习，帮助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适应社会和时代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在政治上向新生政权认同回归。

　　按规定，学员必须在学校住宿。因此，沈从文每周星期一上学，星期六回家，前后凡１０个月。

　　在这期间，听政治报告，学习各种政治文件，讨论，座谈，对照自己过去的思想认识，检查、反省、再认识，是学员们每天的课目。这些学习，将沈从文带进一个过去因隔膜而陌生的世界。恰如当年从湘西走入都市，两个世界构成的强烈反差，使精神不易取得平衡。他业已感到，自己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已经为变化了的社会观念和社会人事所不需要，而对新的观念和现实的接受认同，只能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课题。在这种学习竞争中，同那些成份不同、年龄不同的学员相比，落伍似乎是注定了的。其时，正有一个近身的例子。一个从小在家乡看牛拾粪的青年农民，小学未毕业便去作了一年银匠，后来辗转来到北京，得沈从文收留，在家里做做饭，并由沈从文帮助读点书。解放后，他进了中央革命大学第一班。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北乡村作基层工作，成长为一个新农民的典型——学习文化充满热情，用新的社会观点分析人事得心应手，远非在城市中长大、在学校读书的大学青年所能及。

　　面对新观念、新人事的茫然若失，大病初愈后人所共有的那种不可解的悲悯心境，加上长期形成的内向性格，综合成沈从文的忧郁。学习之余，学员们由苏联人乌兰诺娃牵头，经常举办舞会，活跃文娱生活。沈从文照例不参加——这个“乡下人”。进入都市将近３０年，除了对音乐具有一种出于天性的爱好，对一切场面人际间的交际应酬全没有学会。于是，便有人说沈从文“不高兴”。

　　“我有什么不高兴？我不是那种嘻嘻哈哈的人。”沈从文在心里替自己辩解。

　　他何尝不知道准乎自然的乐天知命，正是一种难得的品格。自己早年那份任性和不忌生冷的脾性，正与这种品格相近。可是，它与自己已经渐离渐远，即便回头导觅，恰如一点星火，早经风雨反复淋浸，再也不能复燃了。

　　大约为青少年时期在社会底层长时期挣扎的经历所规定，在沈从文的人际交往中，与都市场面上人，照例不大容易接头，反与普通劳动者容易心灵贴近。在革大期间，他在一位炊事员身上，找到了情感寄托。学习之余，当别人去参加舞会的时候，沈从文便默默走到厨房里去，主动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别的事干不了，就在炊事员的指点下，管管炉灶。出于长期养成的凡事耐烦认真的习惯，沈从文帮厨时也能克尽职守。

　　炊事员是一个退伍老兵，长期的生活经验，使他对研究班这些学者、教授，保有一种情感上的距离。然而，沈从文帮厨时那份兢兢业业的神气，对普通人所有的平易天真，诚恳、朴实的态度，却使他大为感动。时间一久，他和沈从文便成了好朋友。

　　一有闲暇，沈从文就与这位老炊事员聊天，常常在晚饭之后，两人坐在厨房旁边的院坪里，交谈各自的人生经验。他们所共有的行伍经历，成了谈话的经常节目。老炊事员曾经参加过芦沟桥保卫战。当他叙说这段战争经历时，既朴素亲切，又生动传神。叙述者在往事追忆中沉醉，沈从文也听得如痴似迷。从华灯初上直到繁星满天，两人往往一谈就是许久。踏着星光返回宿舍时，沈从文感到了生命的充实与愉悦。

　　老炊事员不独对工作十分认真，对生活也充满温情。身边的一切仿佛都有知觉，有生命。一个锅碗飘勺的损毁会使他痛惜不已，食堂里喂养的一只黑白两色的花猫，宛如他的朋友和儿子……。从这位老炊事员身上，沈从文感到自己正与人类善良、诚实、热情与爱的本性贴近。老炊事员的精神与风貌刺激起沈从文创作的欲望。他拿起笔来，想写出老炊事员的行伍经历，他由锅碗瓢勺组成的世界，以及身边那只通人性、有情感的花猫。可是，写着写着，耳边却响起一个严肃的声音：你这个不安份的乡下人，你可知道，你手中一支笔已经过时，你所欲写的，对目前这个国家、社会，难道不是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你为何只醉心于与这个伟大时代不相称的人生琐屑？

　　沈从文感到一种惶惑。思前想后的结果，他将写成的文稿揉成了一团。这篇文章的生命，终于结束在它的摇篮里。然而，沈从文并没有为此感到委屈。他明白，一个民族、国家的翻身重建事大，个人能不能写小说事小。眼下，人民解放军正在向大西南和西藏进军。国土的统一已成定局。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因军阀割据形成的分裂混乱已告结束，历史迎来了中华民族重建国家的契机。从现在开始，将有一番轰轰烈烈的开拓。而这，恰恰是他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

　　这时，沈从文收到了６年前即去了香港的表侄黄永玉的来信，向他询问解放后国内情况。他立即写了回信，以长辈身份，情辞恳切地要黄永玉来北京，以自己所学，为民族的文化建设服务。

　　接到沈从文的信后不久，黄永玉便赶到北京来探望沈从文了。为了坚定他们回来工作的信心，沈从文和张兆和有意掩盖了不久前发生在沈从文身上的那场危机。

　　我是个从来不会深思的懒汉。因为“革大”在西郊，表叔几乎是“全托”。周一上学，周末回来，一边吃饭一边说笑话，大家有一场欢乐的聚会。……在那段日子里，从文表叔和婶婶一点也没有让我看出在生活中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他们亲切地为我介绍当时还健在，写过《玉君》的杨振声先生。写过《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废名先生，至今生气勃勃，老当益壮的朱光潜先生，冯至先生。记得这些先生当时都住在一个大院里。①

　　沈从文自己渴望重新工作。在“革大”时间一久，他便感到学习的安排在时间上不太经济，有时不免流于形式。沈从文是个不愿闲着的人，尤其是在这国家百废待兴的时候。他感到一种难耐的焦渴，每上固有的那份执拗脾性又重新露头了。

　　一天，他跑去找负责研究班生活管理的那位解放军班长，愁眉苦脸地说：

　　“请你去上面问一下，改造改造，要到什么时候为止？不要我做事就说明白。”

　　望着沈从文坦诚的脸，年轻的班长笑了：“我去请示一下。”

　　几天后，班长对沈从文说：“问过了。上面要你仍然写文章。”

　　研究班终于结了业。结业之前，按学校统一规定，每个学员都必须结合学习体会，对照自己过去的思想写出一份检查。这份检查沈从文写得很艰苦。别人一个接一个交了卷，他却感到难以下笔，好容易在离校前夕，他完成了这份自我检查。按完成的时间先后，沈从文得了个倒数第一。１９５１年，沈从文发表了他写于解放后的第一篇文章《我的学习》，①其中包括了这份检查的基本内容。北京城是和平解放的。对历史对新中国都极重要。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了。记得２０年前写过一本小小自传，提及３０年前初到北京，在旅客簿上写上了自己名字时，末尾说，从此就来学习一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这句话不意用到２０年后的当前，还十分正确而有意义。我在学习。先学习肯定自己得回自己，再否定自己。

　　向现实学习，明白现实沉重、错综与复杂。也明白一个人肉体和神经在极大挫折超过所能担负重荷后，是种什么情形。对于一己，则深刻认识只不过是千万渺小生物之一，渺小之至。过去似乎还有些思想，有些理想，有些对于国家历史文化和活生生的青春生命深刻的爱，对于一切新事物充满了天真的好奇和对人对事无比的热情。而反映于工作中时，这一切且照例影响到文字，形成一种强烈气质，也有我也有客观存在种种声音颜色与活泼生命，以及对于四时交替节令气候的感触。一病回复，对世事如有如实无知。对自己，作较深一点的认识，通常只是充满一种不可解的悲悯。记得阮籍有两句诗：“时变感人思，经冬复历夏。”从住处窗前齐檐的向日葵，扭着个斗大花朵，转来转去，已经三次看到生长和枯萎。

　　我想到我实忽忽倏倏过了三年。学习中体力稍回复，认识随之而变……。

　　经过学习，我业已认识到，自己过去习作中一部分，见出与社会现实的脱节。由情感幻异的以佛经故事改造的故事，发展成“七色魇”式的病态格局。以及《看虹录》、《摘星录》中夸侈荒诞的恋爱小说，再到解放前夕以抽象观念拼合来说明战争——虽出于对和平的渴望，实为知识分子彷徨无主的心理反应。

　　究其原因，除了读书范围杂，以尼采式的孤立，佛教的虚无主义和文选诸子学，以及弗洛依德、乔依斯造成的思想杂糅混合，全起源于个人与现实政治游离产生的孤立，过去只从历史认识政治二字的意义，政治与统治在我意识中即二而一，不过是少数人又少数人，凭着种种关系的权力独占。专制霸道，残忍自私是它的特征。辛亥革命后十余年的政局变动，更说明这个上层机构，实已腐烂不堪。我２０岁以前所理会的政治，不过是使人恐怖，厌恶，而又对之无可奈何的现实存在。因此，产生了对一切政治的怀疑与不信任。而又以为文学与文化，宜属于思想领域而非政治领域。一切社会思想著作之所以引人入胜，使世界千千万万读者，能从作品中得到热情鼓舞，实由于这类作品，也是科学也是诗。不断扩大深入到世界上优秀思想家、艺术家、组织家，以及万万千千素朴年轻生命中，作成千万种不同的发展，人类关系才因之完全重造，改变了世界面貌，形成人类进步的奇迹。这种对思想的倚重，一面是不明白流行在文学运动中“政治高于一切”对人民革命的意义，一面却承认共享共有的进步社会理想是哲学也是诗，一面对旧政治绝望，另一面对新的现实斗争又始终少认识，少联系。

　　这个思想发展，和更长远一些的生活背景有关联，我所生长的凤凰县，多外来商人、屯丁和苗民混合居住。由于习惯上的歧视和轻视，后来被人称作“镇筸苗子”。出于民族压迫，清政府早将土地全部收归官有。辛亥革命失败、城区四郊杀人到数千，牺牲的大部是苗人。这以后，军阀割据火并，大小军阀土匪反复砍杀，贪官污吏恶乡保横征暴敛，……我从这种可怕环境中长大，按家庭出身宜有向上爬意识，生活教育却使我向下看。我由于否定这个现实，五四运动的微波余浪，把我推送到了北京城。北来后军阀政治的黑暗，加深了我对政治二字的厌恶，却也妨碍了我对政治深一层的理解。这时，左右思想阵容分化明确。荚美系学者正在讨论科学玄学，为一堆抽象名词纠缠得极热闹。我得到一种印象，即这些学者名流对明日社会，怕做不了什么事。因此，生活交往依存于自由主义者群，思想情感见于作品与孤立而偏左。另一方面，社会新旧斗争一系列发展，我都一一见到，越来越复杂尖锐，我却俨然游离于纠纷之外。

　　政治斗争时有张驰，而文学斗争上随之时而飙举云起，时而灰飞烟灭。两种斗争在曲折发展中又都不免联合复分化，令人把握不定，浸透一种感伤的心情，把历史上一些作者比拟太空诸星，以为各自照耀，各有千秋，还依然是一个整体。古今人虽相去千里万里，恰如万壑争流，彼此终必到达人类进步的大海。因此虽活在２０世纪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中，思想意识不免停顿在１９世纪末的文学作家写作意识领域中。

　　经过在革命大学１０个月的学习，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集体主义和实践的重要性，有了新的理解。惟就个人认识，则《实践论》的伟大意义，却不在乎为扩大阐释此文件而作的无数引申，实重在另外万万人如何真正从沉默无言的工作中的实践，即由此种工作生活的实践，检查错误，修正错误，一切不离乎实践。

　　在北京解放后的三年中，由于报刊上完全消失了沈从文的踪影——既无作品发表，也没有关于他的消息，引起海内外的种种猜测和谣传。有说沈从文因受折磨死去的，有说他被关进监狱的，有说他被强制劳改的。为澄清谣言，回答海内外亲友的惦念，沈从文写道：这个检讨则是这半年学习的一个报告，也即我从解放以来，第一回对于个人工作思想的初步清算和认识，向一切关心过我的，教育帮助过我的，以及相去遥远听了些不可靠不足信的残匪谣言，而对我有所惦念的亲友和读者的一个报告。

　　此时，沈从文的工作已经正式转入历史博物馆。从中央革命大学出来后，沈从文曾随工作组去四川宜宾，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农村土地改革工作。

　　从四川返回北京后不久的一天，突然有小车来接沈从文去北京饭店，说陈赓约他见面，并请他吃饭。

　　眼前的事实将沈从文猛然拉回到２０年前，耳边响起胡也频的声音：“你的一个老乡想见你。”不想这个长达２０年的预约，到今天还没有过时失效。想想２０年的人世变迁，沈从文不免起恍若隔世之感。

　　一见面，陈赓向沈从文叙述了自己早年的一段遭遇。２０年代，陈赓曾流落到湖南衡阳。正当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不知何以为计时，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个姓曾的湘西人。其时，此人在衡阳当铁路局长。见陈赓处境狼狈，旋即慷慨解囊，送给陈赓３０块找作路费，介绍他去了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几十年来，陈赓一直感念着这位湘西人。２０年前约沈从文见面，２０年后仍不忘践约，沈从文知道，爱屋及乌，这是眼前这位开国名将一份感念之情的替代性的寄托。然而，他仍然从这位共产党人身上，感到了人与人之间弥足珍贵的纯真而诚挚的温情。

　　随后，陈赓关心地询问了沈从文目前的情况。得知沈从文己转入历史博物馆工作，陈赓说：“你没有什么问题，不要有什么负担。抗战时期，你的作品在解放区也很流行。现在在博物馆工作，这也很好。”末了，陈赓拿来一些旧画和其它文物，请沈从文鉴别。其中，一个出自土司的翡翠，为无价之宝。

　　这次会见，给了沈从文一种难得的精神慰藉。陈赓的话也使沈从文恍然若悟：过去一时将自己当反动派看待，显然不是上面的示意，不是出于共产党的政策。历史的一时误解与历史的真实目的之间，政策执行中的偏差与政策本身，不可免存在着矛盾。然而，这种认识上的不能统一处，又使他隐隐约约地有了一点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