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８年三、四月，沈从文搭乘汽车离开沅陵，西行经晃县，出湘境，取道贵州玉屏、贵阳，再入滇去昆明。

　　到达晃县转车时，人多车少，车票十分紧张，沈从文又是一筹莫展。亏得一位中学毕业的售票员，弄清楚他的身份后，热情地对他说“你就是沈从文？我知道你。别急，我给你弄一个好位子。”其时，由于正处战争时期，汽油匮乏，车辆都自带木炭应急，路况又极恶劣，路上常有翻车事故发生，沈从文乘坐的汽车却一路平安。

　　经过２０多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昆明。先期到达的汪和宗到车站将沈从文接到城里。

　　临时落脚处，是蔡锷发动反袁战争时在云南的旧居。这是一栋极平凡的小房子，斑驳陆离的瓷砖上，有“宣统二年造”字样。老式的一楼一梯，楼梯已霉朽不堪，走动时便轧轧作响，砖砌拱曲尺形长廊，因风雨剥蚀，早已倾斜。只有院子里两株合抱大的尤加利树枝劲叶茂，勃然有生气。对面是当年五省联帅唐赓萤公馆。那是一座美轮美色的建筑，以其花木亭园名贵一时。中日战争爆发不久，便成了美国驻昆明的领事馆。两座建筑隔路相对，形成奇异鲜明的对比。

　　站在院子里的尤加利树下，沈从文不由想起历史上默不言功的将军冯异。不求生前的虚荣，不计身后的寂寞，一切有益于民族、人类的事功，皆成于一种沉默的努力中。……自沈从文逃离北平后，夫人张兆和携带两个孩子，留在沦陷的北平，直到１９３８年初，母子三人同九妹岳萌，才途经香港，取道越南河内，沿滇缅线到达昆明。一家人长达一年多的离散奔波，相互间说不尽的思念、担心、痛苦，至此方告结束。

　　张兆和到达昆明后，沈从文随家眷住青云街六号，不久迁北门街蔡锷旧居，连同九妹岳萌、四妹张充和，与杨振声及其女儿杨蔚、儿子杨起，刘康甫父女、以及汪和宗，组成一个临时大家庭，外加金岳霖寄养的一只大公鸡杨振声俨然家长，吃饭时一大桌，杨面南而坐。刘左沈右，无人指定，却自然有序。我坐最下首，三姐在我左手边，汪和宗总管伙食饭帐。①这时，沈从文已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任副教授，第二年转北京上学（当时，西南联大所属各校上课不分开，编制分开）任教授，担任现代文学、习作课程。除教学和写作外，沈从文和杨振声一起，重新开始战前即已起首的教科书的编撰工作。这工作由杨振声领衔主管，却不常来；朱自清一周来一两次；沈从文、汪和宗、张充和则经常在青云街六号小楼上。沈从文任总编辑，分工选小说，朱自清选散文，张充和选、点散曲，兼作注解，汪和宗负责抄写。

　　不久，昆明就有日机空袭轰炸。每当空袭警报一响，大家携家带口，忙匆匆外出躲避空袭。人们都往城外跑，金岳霖却总要跑进城里，去抱他那只大公鸡。后来，由于日机轰炸频繁、躲不胜躲，沈从文一家搬到了昆明附近呈贡县的龙街，距城十余里的乡下。留住城里的九妹岳萌，在一次轰炸中城里起火时，忙着帮助别人救火抢东西，不料自己的全部值钱物品却被歹徒乘乱劫走。因受刺激太深，承受不住，神经有了毛病。不得已，由沈从文托人送往湘西沅陵，嫁给了乌宿地方一个乡下木匠。２０年后，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缺粮断炊而饿死。

　　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沈从文和许多热情爱国的学者、教授，成为大受学生欢迎的人物。同战前在北平一样，沈从文一边默默笔耕，一边热情关心、接近那些爱好文学的青年学生，冀望着为文学运动造就一批生力。后来，在文学上取得了出色成绩的汪曾祺、林蒲（美籍华人作家）等人，都是他在西南联大的学生。

　　记得由西南联大及其他大学爱好文艺的学生所组成的“高原文艺社”，有一次开会，请沈先生演讲。有人曾提到，英国人说，英国能不能保留印度，是次要问题，但英国绝不能没有莎士比亚。而中国呢？日本占领了中国大片土地，日本人错了，我们中国大后方，甚至沦陷区，始终有如沈从文先生一类明智人士，继续给我们指导。失土的收复，是迟早的事！话说得对，说出了人人心上的话了。在漫长的抗日时期，谁不愿拿着自己的血和肉，造成新的长城！主要是建立正确的路向。那时候，沈先生等接近年轻人，处处抗敌御侮，注射了新鲜的血液，教学之余，创办杂志刊物，评论时政得失。……结果，沈先生便受到了左的或右的打击。沈从文的路子是寂寞的！

　　他是默默地固执地走着他的寂寞的路子。至于接近年轻人，鼓励年轻人，除了为年轻人向国家社会讨回“公平”而不随意折磨之外，就以我个人为例吧，只要你愿意学习写作，无时无刻不可以和沈先生接近。我当时在国内发表的文章十之八九，都经沈先生润色过的，全篇发回来重写也是常有的事。①在沈从文离开沅陵去昆明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老舍被推选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沈从文到达昆明后不久，收到了老舍的一封来信，请他出任云南“文协”第一任主席。这时，沈从文正痛感文坛龙蛇不一，一些本身没有任何作品，却别有所图的人挤进“文协”来凑热闹，这个认死理的“乡下人”，眼前的现象与他要求于文学运动的“清洁”标准不符，现实总让他失望。世界上任一社会运动都不可能以纯粹的形式进行，合目的性与反目的性总是同并时存。因此，他在给老公的回信中问道：究竟是有了作品才是作家，还是进了“文协”就是作家？

　　对这样的问题，老舍自然无从作答，沈从文出任云南文协主席一事只好作罢。

　　然而，沈从文并没有置身于抗战文学运动之外，他始终关心着文坛的风云变化，并卷入了抗战时期两次影响极大的文举运动的论争。

　　１９３９年月，沈从文发表了题为《一般或特殊》的文章，针对一部分作家放弃文学创作的特殊性，将其等同于一般的抗日宣传工作的现象提出批评。文章从社会技术进步导致社会分工的出现，知识学问趋向“专门化”、“特殊化”的历史规律入手，指出文学创作原是一门复杂的劳动，充满了试验，掌握文学性能很艰难，而现在不少人将文学看作一般的政治宣传品，这就导致人们常说的“抗战八股”的产生。因此，文学创作质量的提高，还得在一般的宣传小册子以外想办法。这些人好像很沉默，很冷静，远离了“宣传”空气，远离了“文化人”的身份，同时也远离了那种战争的浪漫情绪，或用一个平常人资格，从炮火下去实实在在讨生活，或作社会服务性质，到战区前方后方，学习人生。

　　或更担负一种雄心与大愿，向历史和科学追究分析这个民族的过去当前种种因果。这种人的行为，从表面上看来，却缺少对于战争的装点性，缺少英雄性，然而他们的工作却相同，真正贴近着战争。目的只有一个，对于中华民族的优劣，作更深的检讨，更亲切的体认，便于另一时用文学来说明它，保存它。他们不在当前的成功，因缘时会一变而为统治者或指导者，部长或参政员，只重在尽职，尽一个中国国民身当国家存亡忧患之际所能尽的义务。

　　在说及特殊与一般的关系时，文章指出：根据我个人看法，对于“文化人”知识一般化的种种努力，和战争的通俗宣传，觉得固然值得重视，不过社会真正的进步，也许还是一些在工作上具特殊性的专家，在态度上是无言者的作家，各尽所能来完成的。中华民族想要抬头做人，似乎先还得一些人肯埋头做事，这种沉默苦干的态度，在如今可说还是特殊的，希望它在未来是一般的。①

　　１９４２年，沈从文再写《文学运动的重造》②，进一步发挥了他的批评。文章回顾了战前出现的文学与商业和政治两方面结缘，结果随社会流行趣味盈虚消长的现象，指出这种现象在抗战爆发后有了进一步发展。一些“照例是无作品”和才具平庸、钻营有术的作家，到处附庸风雅，作一切热闹场面上的应酬点缀，导致“作品过度商品化”和“作家纯粹清客化”，文学与这些人的活动纠缠在一起，失去了原有的庄严性，与摆脱“流行趣味”，在创作中沉默努力的作家，如鲁迅、茅盾、丁玲、巴金、徐志摩、朱自清、丁西林、废名、李健吾、曹禺、施蛰存、芦焚、艾芜等人，形成鲜明对照。文章希望通过作家的共同努力，将文学从商界和官场解放出来，使文学作品的价值，从“普通宣传品”变成“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

　　沈从文在文章中，集中提出的是这样两个问题：一、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是满足于一般的抗战通俗宣传，还是深入把握抗战时期的民族精神现实，使其成为“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二、作家是满足于际会风云，以“文化人”身份猎取一官半职，还是甘耐寂寞，在沉默努力中为民族抗战切切实实尽自己义务？在这两个问题上，沈从文的取舍是明确的。

　　这两篇文章发表后，相继遭到来自左翼文学阵营的激烈批判。他的观点被概括为“反对作家从政论”，并与朱光潜、梁实秋等人的言论联系起来，视为反对作家抗战的反动文学思潮。

　　１９３９年４月，巴人在《展开文艺领域中反个人主义斗争》一文中，有关沈从文的部分里说：在沈从文先生的论点里，是更着重于“专门研究”那是谁也看得出来的。同时他把一般的工作和特殊的工作，截然分为两截，那在他的题目上，也很分明地揭示了。他不说“一般”与“特殊”，而说“一般”或“特殊”。然而，他却把这“特殊的工作”和抗战牵上了一根线，让做特殊工作者有名义特殊下去，这一毒计，是超过梁实秋之上了。

　　再没有比沈从文先生的意见更明白的了。

　　中华民族要抬头做人，首先得专门家、作家——多好听的名词啊——埋头苦干，一切一般化的努力，不是中华民族抬头之道。你听：“似乎还得先得——”这有力的声音，是表示什么？停止抗战吧，得过５０年的埋头苦干以后再说！胡适主义的最好注脚，莫过于这一篇高妙的文章了，如果真的照沈从文先生的办法，那么抗战完结，在敌人的鼻息下，“建国开始”，千秋万岁，沈从文也就“懿欤盛哉”了。①１９４３年，《新华日报》连续发表文章，对沈从文的“反对作家从政论”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沈从文缺乏区别，将“外在的政治力量限制作家写作和作家自发地在作品中表现政治意识这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混为一谈”；“将那牺牲了自由和生命亦在所不惜的正直的作家们，和那般‘朝秦暮楚’‘名利双收’的群丑们混为一谈”。

　　我们认为：以政治的权力从外面去限制作家写作固然得不到好结果；而作家在自己底作品之中表现政治见解（使自己底政治观念成为作品的骨干，作品底的血肉，不是附加上去的尾巴），却是当然也是必然的。②“作家从政”，我们也可能反对，但要看是怎样在“从”，而所“从”的又是怎样的“政”。假使是在军阀统治时代，一个作家要以蝇营狗苟的态度，运动作官，运动当议员，那当然是值得反对的事。旧时代的“八不主义”里面，早有“不做官”一条，那倒不失为清高。然而在抗战时期作家以他的文笔活动来动员大众，努力实际工作，而竟目之为“从政”，不惜鸣鼓而攻，这倒不仅是一种曲解，简直是一种诬蔑！③沈从文的观点，同他一贯坚持的文学独立原则相关。一份“乡下人”的倔拗，虽然常常使他陷于偏执，却也保护着他的生命人格的独立，尽管生命人格的独立并不以偏执为前提。这份性格无可避免地造成了他在特定的中国现代文学环境里的孤立。

　　１９４０—１９４２年间，西南联大的教授中间，出现了一个新的文艺派别，即由陈诠、林同济、雷海宗等人组成的“战国策”派。他们先于１９４０年在昆明、上海编辑出版《战国策》杂志，１９４１年在重庆《大公报》上开辟《战国》副刊，并在上述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以“‘大政治’为‘力母题’”的理论主张。他们以“历史形态学”为根据，将抗战时期的国际形势看作“战国时代的重复”，没有正义人道可言，是“争于力”的时代，从叔本华、尼采的“权力意志”、“超人哲学”出发，提出“英雄宇宙中心论”，主张“英雄崇拜”，反对“民治主义”，认为“实际上社会的进步，是靠少数超群绝类的天才，不是靠千万庸碌的群众”。而与“超人哲学”对立的“民治主义”，“就是提高群众的力量，压迫天才领导的行为”。①在上述理论基础上，提出文学创作的“三道母题”：“恐怖”——“人们最深入，最基层的感觉”；“狂欢”——“时空的恐怖中奋勇夺得来的自由力创造”，它“生于恐怖”，“也必归于恐怖去”；“虔恪”——对自我外“可以控制时空，也可以包罗自我”的存在，即“绝对之体”的发现，从而导致的“在神圣绝对体面前严肃屏屏崇拜。”①“战国策派”的出现，正是国民党对内制造摩擦，压制民主，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向共产党提出军政统一于政府的“统一论”的时候，其理论主张自觉迎合国民党政治独裁的需要。“战国策”派的理论主张在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２年间达到高潮，其发端却起于１９４０年。

　　１９４０年５月，陈诠在《战国策》第４期上，发表了《论英雄崇拜》一文。文章援引叔本华、尼采的“超人哲学”为自己的英雄观张本，认为欧战中英法的败北，是由于欧洲英美的民主传统，而德国的取胜，则是信仰英雄崇拜的结果。中国自“五四”以来，却效法英美传统，提倡民治主义，以至个性主义抬头，使中国读书人太不崇拜英雄。因此，中国要抗战救国，保持自己的生命自由。主要条件便是“英雄崇拜”，否则，是决没有侥幸的。

　　陈诠的文章一发表，沈从文立即就写了《读英雄崇拜》，对陈诠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沈从文从“英雄”的实际含义，即“真的领袖”的分析入手，指出所谓领袖人物，并非由于“头脑万能”，不过是“有权居势”，居“提纲挈领的地位”。他的“伟大”，并不靠群众单纯崇拜，反倒靠各方面的热忱合作。陈诠的“英雄”观出于尼采的“超人”哲学，这种英雄，“配上拿破仑性格风度倒刚好合式”。“可惜时代已经过去了”，２０世纪“神的解体是一件自然不过的事情”。如果说“神之再造”还有必要，也绝不是那种超人英雄，而是对群众中“思想观念手足劳动有特殊成就的人，赋予了一种由尊敬而产生的神性”。文章以国际国内著名领袖人物罗斯福、斯大林、孙中山的思想行为为例，阐述了领袖和群众的关系。

　　英国封一个戏子作爵士，瑞典给一个电影女演员颁发勋章，这是国家有意从群众中产生英雄的例子。罗斯福有时会为足球比赛发发球，斯大林大排场款待从北极探险回来的水手，这又是现代伟大意义不同的例子。这事值得注意处，便是真的领袖都有意将英雄崇拜情绪转移到娱乐或致用分子方面去，个人却承受了“民治主义”一个对于“人”的原则：“领袖也是一个人，不是神，”

　　他要人相近，不要人离远，要群众信托爱敬，不要群众迷信崇拜。①

　　文章还指出了陈诠对“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曲解，明显地带着“清末民初遗老口吻”。“五四”以来国家的种种流弊的产生，决非提倡民主和科学之过，恰恰在于“统治方式只注重集权”，救治之道，不在“英雄崇拜”，而在“民治主义和科学精神”。

　　《读英雄崇拜》是抗战时期最早出现的反对“战国策派”的论文，他的反英雄崇拜，提倡民治主义，将领袖看作一个人，而不是神的观点，是他一贯反对强权政治、主张政治民主的思想结晶。

　　可是，由于沈从文与陈诠、林同济同在西南联大任教，彼此又是熟人，在《战国策》杂志创办之际，沈从文在该刊上发表过文章，便有人散布沈从文也是“战国策派”的谣言，沈从文自己也收到过询问这事的来信。１９４３年，他在《给一个军人》的回信中，这样回答说：你看过《战国策》，怎么会把我和陈诠先生的主张并提？怎么会以为我是和他同在赞美超人英雄？我只记得陈诠先生写了篇《英雄崇拜》，我写了篇文章驳他，把我和他并提，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在小刊物上写杂感的技法，与事实完全不相符的。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