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７至１９２８年间，中国的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１９２７年４月，蒋介石策动“清党”事变，开始了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屠杀，并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取代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７月，汪精卫背叛国民革命，与蒋介石实行“宁汉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至此完全破裂。

　　随着中国政治重心的南移，出版业的盈虚消长也出现了变化。上海的新书业获得了发轫勃兴的机运。

　　这一变化直接影响到沈从文在北京的去留。这时，已分别出版过沈从文的《鸭子》和《蜜柑》的北新书店及新月书店，已先后迁往上海，有较多机会发表作品的《现代评论》也已离京南下；而原先在上海的《小说月报》，因叶圣陶负责编辑的缘故，沈从文的作品在上面获得了一席之地。生活对沈从文依然严峻。１９２７年，母亲和九妹从湘西来到北京，和沈从文住在一起，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靠沈从文的稿费收入。北京原有的基础既已失去，上海又依稀闪露出谋生存、求发展的虹彩幻影，于是，沈从文决定离京南行。去留取舍的结果，决定了沈从文随后几年的人生际遇。１９２８年１月，沈从文让母亲和九妹暂留北京，独自先行到了上海，住进法租界善钟里一个托上海的朋友预先租定的亭子间。随后，再由亭子间迁入正楼大房。

　　３月的一天，胡也频和丁玲突然出现在沈从文面前。由于二人不准备在上海长住，故来这里寻一临时歇脚之处。房里除一桌一椅一木床，别无他物，于是，二人在地板上摊开被盖住了下来。

　　他们一来，沈从文就发现，这两位朋友的言辞间就发生着不明所以的龃龉。第二天一早，两人便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对此，沈从文不再感到突兀。这呆子，以为这争吵不过是两人在北京时的旧戏重演，属于年轻情侣间常见的为一点小事的斗气任性。那时，每逢沈从文在场，总是极力从中转圈、劝解，让两人平静下来。从已有的经验中，他知道这是青年夫妻间容易发生的事，当双方稍稍冷静下来，又会重归于好。因此，他常常一边劝解，一边心里想：我若是懂事明理的人，我会看得出这是用不着救济的事，一分凝固生活有时使人厌倦了，一点点新的发现照例就常常使人眩目。然而这眩目决不是很久的事，一时的幻觉必不至于使人永远糊涂。同时，这过失若不过是由于过分热情而成的多疑与多嫉，则只需要一分稍长的时间，一切误会就弄明白了。①沈从文常常将主要责任归于胡也频，以为两人发生误会的原因，一定出于胡也频的偏执热情与不必要的疑嫉。然而这次争吵，似乎有点不同了。

　　男的说：“我知道你不爱我，已爱了别人。”女的说：“你不爱我你才那么不信任我。”

　　男的又说：“我就因为太信任你，你就去会他。”

　　女的又说：“你那么多疑自私，还说在爱我！”

　　男的又说：“我信任你，你就成天到他住处去……”

　　女的又说：“我到他那儿去，你不是明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吗？”

　　话说得再重点时，于是女的就把大衣脱去，把皮夹中所有的货币倒出，一面哭泣一面伤心地说：“频，频，你莫说了，你瞧，我一个钱不要，空着这两只手，我自己走了，你不必再找我！”

　　男的也仿佛有理由十分生气，接着就说：“好，美美，你走你的，我知道你离开我就到什么人的身边。”

　　女的气得脸色发青，一面开门答着：“是的，我就是去他那里。我爱他，我讨厌你。”“我早知道你是……”

　　“那你为什么像疯子一样追我赶我？”

　　男的见女的尽哭，尽把我送她那副美丽羊毛手套用牙齿咬得破碎不成样子，又见我守在门边，女的并不出门，就十分生气地说：“你要走，你走你的，我不留你！”

　　女的自然就极力摧我，想攫取我衣袋中钥匙，见我不让她就说：“从文，你这是怎么？你让我走！我绝对不再留在这个房中！你不许我走，我就生你的气！”

　　那男的于是也说：“休，休，你尽她走，她有她的去处！”

　　我让她走我才真是傻子！因为我已经有过了很好的经验，这一个怄气走了，另外一个等会儿还是得坐了车辆各处去找寻，把熟人处、公园、影戏场，无处不找到。

　　我还得奉陪来作这种可笑的事情。当天找不着时，我又得用一切话语来哄着这一个，且为那一个担着心。日光下头的事全是旧事，这一次自然还同上一次差不多。上海地方那么宽，要我放走了这个，又去陪那一个向各处做捉迷藏的玩意儿，一面还时时刻刻捏着一把汗，以为一个假若因为怄气跳水服毒，一个就会用小洋刀抹脖子自杀，简直是一种无理取闹小孩子的行径，这种行径也真够麻烦人！

　　女的既不能走，男的后来便又想走了。这海军学生虽然体力比我好些，但到了这些时节，自然不会把我屈服得下，我决不能把手中钥匙尽他抢走。

　　于是三人支持下来，两人皆如莎士比亚戏剧中名角的风度，用极深刻精粹的语言，互相争辩同诘难，我则静静地倚定在房门边，看这充满了悲剧与喜剧意味的事件自然发展。①

　　沈从文终于从两人的辩难和陈述中，明白了这次争吵的起因和主题所在。

　　原来还是住在北京汉园公寓时，沈从文、胡也频、丁玲的文章都有了出路，三人却打算依靠稿费的收入，将来到日本去读书。要去日本，需先学日语，而要学日语，又需教日语的人。起初，这只不过是挂在三人口头上的梦想。可是，在沈从文离开北京前后，丁玲已开始实行这个计划，已由王三辛介绍冯雪峰来教丁玲的日语。然而如此一来，在胡也频和丁玲原先表面平静的生活里，掀起了极为尴尬的情感波涛。

　　自然的，这先生上课一礼拜后，两人之间便皆明白了这种学习有了错误，她并不适宜于跟这个人学日文，他却业已起始跟她学习爱情了。②沈从文显然被蒙在了鼓里，丁玲自己并不以为这是什么错误。她在后来回忆说：我认识雪峰是在１９２７年冬天，王三辛介绍他来教我日文。那时，留在北京的左倾知识分子较少，我们都因种种关系，限于条件，未能到火热的革命的南方去，既感到寂寞，又十分向往。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共的“四·一二”事变以后，经常听到一些使人沉痛的消息时，我们像飘零在孤岛上的人，四望多难的祖国，心情无比愤慨、惆怅。因此我们相遇，并没有学习日语，而是畅谈国事、文学和那时我们都容易感受到的一些寂寞情怀。不久，１９２８年春天，雪峰到南方去了，我和也频也随即到了南方，我们是各自奔忙。①当然不只是谈革命，也谈爱情。由于两人之间爱情的火焰愈燃愈炽，冯雪峰准备继续留在北京。丁玲不同意这么做。于是，冯雪峰先到了上海，并去杭州葛岭为丁玲、胡也频租了房子。随后，丁玲和胡也频也赶到上海。在胡也频与丁玲发生争吵的第二天，两人又一起去了杭州。而沈从文却以为他们去杭州，是“为了逃避这种感情纠纷”。——他又一次被蒙在鼓里。

　　在他们去杭州后大约第六天晚上，胡也频又独自形色匆匆地跑到了沈从文的住处。沈从文问他为什么一个人返回上海时，胡也频脸上露出凄惨的微笑，只说自己不再回杭州。等两人在床上躺下后，沈从文详细地询问了事情的前因后果。胡也频怒气冲冲地申诉了因冯雪峰在杭州的介入所出现的难堪局面，以及自己和丁玲虽同居数年，却仍在某种“客气”情形中相处的种种情形。沈从文想起几天前两人发生争吵时，胡也频粗暴地用腕力挟持丁玲，并晃起拳头威胁她时，争着吵着的丁玲反倒安静下来的情景，以为一个女性固然需要男子的柔情，有时也需要一点“粗暴”——他觉得自己找到了问题的症结，遂将自己所知道的有关夫妻生活的科学知识，说给胡也频听，并劝他回到丁玲身边去。第二天，胡也频听从沈从文劝告，重返杭州去了。不久，发生在胡也频、丁玲、冯雪峰三人间的风波，终于以冯雪峰离开杭州平息了下去。得到消息，沈从文以为是自己的建议起了作用，还颇为自得。这个呆子，又一次以主观臆测代替了事实——他将胡也频与丁玲之间的冲突，单纯地归因于男女间生理上的不相谐和。

　　事实上，在丁玲与冯雪峰之间发生的，是一种双方在灵与肉两方面都感到满足的爱情，丁玲所自称的“伟大的罗曼史”。而在当时，丁玲既不可能将自己的真实感情告诉胡也频，更不会向沈从文吐露，这是可以理解的。几年后，她向尼姆·韦尔斯谈及当时的情形时说：……随即我有了一个“伟大的罗曼史”。我从未和胡也频结过婚，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一天，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来到我们家里，他也是诗人。他生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要穷。他是一个乡下人的典型，但在我们许多朋友之中我认为这个人特别有文学天才，我们一同谈了许多话。在我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这人本来打算到上海去的，但他现在决定留在北京。我不同意这个，而要他离开，于是，他离开了。两星期后我追了去——胡也频也追了来。我们一同在上海只过了两天时，我们三个决定一同到杭州那美丽的西湖去，这在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虽然我是深深地爱着另外那个人，但我和胡也频同居了许多时候，我们彼此有一种坚固的感情的联系。如果我离开他，他会自杀的。我决定我不能和我可爱的人在一起，对他说：虽然我们不能共同生活，我们的心是分不开的；又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无论他会离开多么远，这个事实可永远不会改变。

　　所以我们的爱只得是“柏拉图式”的了。这决定使他非常悲哀，所以我终于不得不拒绝和他见面，把关系完全切断。我仍然和以前一样爱他，但把这个连他都保守了秘密，退回了他全部的信。关于这个人我不再多说了，虽然这故事现在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①丁玲从冯雪峰那里，获得的是一种灵与肉相统一的真正爱情。他们三人之间风波的平息，是丁玲理智战胜情感的结果，同时也由于冯雪峰的退避与胡也频对丁玲的体谅。这理智，当然不是对传统道德观念的信守，而是出于丁玲不忍破坏自己与胡也频之间“坚固的感情联系”。既然丁玲对冯雪峰的爱具有不可他移的性质，那么她与胡也频之间的这种感情，似乎与爱情并非一回事。丁玲对尼姆·韦尔斯的谈话，是关于三人间关系的坦率的自白，应当是可信的。这在丁玲写于１９３１和１９３２年的两封《不算情书》里，已有过同样的表白。——《不算情书》也不算经过艺术虚构的小说，应当是丁玲当时感情的真实记录。

　　我不否定，我是爱他的，不过我们开始那时，我们真太小，我们像一切孩子般好像用爱情作游戏，我们造作出一切苦恼，我们非常高兴地就玩在一起了。我们什么也不怕，也不想，我们日里牵着手一块玩，夜里抱着一块睡，我们常常在笑里，我们另有一个天地。我们不想一切俗事，我们真像是神话中的孩子们一样过了一阵，到后来，大半年过去了，我们才慢慢落到实际上来，才看出我们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被一般人认为夫妻关系的。我们好笑这些，不过我们却更相爱了，一直到后来才见到了你。使我不能离开他的，也是因为我们过去纯洁无疵的天真。

　　在过去的历史中，我真正的只追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使我起过一些狂炽的欲念，我曾把许多大的生活的幻想放在这里过，我把极小的平凡的俗念放在这里过。我痛苦了好几年，我总是压制我。

　　……在和也频的许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个是你就好了。我常常想能睡在你怀里一次。①显然，丁玲这里所说的对胡也频的爱。不是男女间的情爱，而是类乎密友或兄妹之间的爱。只有这种解释才能与丁玲对尼姆·韦尔斯的谈话相一致。如果这一推断不算错误，那么三人间关系最后处理的结果，对每个人都只能是一场悲剧。但在生活的表层上，胡也频和丁玲的关系恢复了以往的平静，“像一对度蜜月的伴侣”，在西湖边度过了三个月的时光。这在沈从文看来，当然是一种喜剧结局。以至在８月间他去西湖灵隐石笋峰时，由胡也频和丁玲陪同，参观了两人在葛岭的住处，还兴致极高地听胡也频指点自己所写的《来了客的黑夜》里的那个“贼人”，当真从某处爬入、某处逃走。——这个蒙在鼓里的配角，不能不又一次地在《记丁玲》中陷入主观推测。在《记胡也频》里，他自己也承认“这问题，结束到什么情形里，我依然是没有明白的”。

　　然而，就在胡也频、丁玲、冯雪峰三人间的风波平息下去不久，一些关于沈从文和胡也频、丁玲的“三角恋爱”的传闻，开始在上海滩不径而走，随后还变成文坛艳闻出现在上海的小报上。例如刊登在《雷雨》创刊号上的《丁玲小传》，就这样写道：

　　……她的第二部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也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此后连续发表的小说无论在风格还是在阐明支那精神方面都显示了深刻而重要的发展。胡也频在二个月后从北京南下，沈从文也接着来了，他们三人在法租界的僻静地同居。这种三角恋爱事件受到全国的诋毁。但他们并不以为虑。有时为妒嫉，或为经济问题、思想问题他们激烈争斗过，但总的来说，他们这段生活是繁忙而愉快的。他们作诗写小说，还绘画，出版了各种杂志。但结果都遭到失败或被封禁。

　　沈从文听到有关传闻是在１９３１年１月。那是他从武汉大学返回上海的寒假期间，一些热心的熟人朋友当面向他提及的。这在《记胡也频》里有过隐隐约约的透露：那时还有一些属于我的很古怪的话语，我心想，这倒是很奇异的事情，半年来上海一切都似乎没有什么改变，关于谣言倒进步许多了。①丁玲将这种传闻的起因归于《记丁玲》一书中所说的三个人的“同住”。在《胡也频》一文中，她谈及《记丁玲》在海内外引起的种种猜测后说：上述所谓的“同住”就是问题之一，国内外来信询问的也频不乏人。②

　　在《记丁玲》里，沈从文是在叙述胡也频拿丁玲想当电影演员而终于失望的往事，和丁玲开玩笑一事后说：说到这些事情时，已在儿人同住上海的时节。③在另一处，沈从文写道：两人皆觉得非迁个住处不可，恰好我住在新民邨也正需要搬家，故商量去找一相当房屋，预备三人同时可以住下。

　　同样的说法，在《记胡也频》里，沈从文谈及三人在北京时的往事时，也曾出现过。

　　在银闸一个公寓里，我们是住过同一公寓的，在景山东街一个住宅里，我们也住在同一公寓里，到后在汉园公寓，仍然又同住在那个公寓的楼上。①“同住”并非“同居”，二者的区别，在汉语的习惯用法里，应当是明确无误的。“同住”二字引起的一些海内外人士的疑问，大约是受了有关传闻的影响，企图从当事人那里寻找佐证的一种联想。沈从文用不着以有意的含糊来混淆视听，以损害丁玲的名誉。至少，贬损别人同时也脏污自己，即便对沈从文自己，也不是什么聪明之举。丁玲在“同住”二字上产生的未曾明言的惊讶，似乎同她直到８０年代才读到《记丁玲》一书时的整体心境有关。其实，早在１９３１年，她就看过有着同样提法的《记胡也频》。由于时间过去了５０年，她大约是早已忘却了。

　　实际上，这“同住”，在上海期间，指的是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共同租赁萨坡赛路２０４号一事。当时，胡也频、丁玲及丁玲母亲住二楼，沈从文和母亲、九妹住三楼；在北京汉园公寓的“同住”，也曾引起过一些猜疑。当时是这座公寓小主人的美籍华人黄伯飞，在他的一篇回忆文字里，作过这样的说明：

　　这几位住在汉园公寓的青年，我虽然只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不知怎的却都知道他们搞创作。我和沈从文所住的房间只是一墙之隔。沈从文的房间是楼后坐二楼左角的一间。我的房间正对着围绕天井的左边的走廊。沿着左边走廊的两个房间，一间是胡也频的，一间是丁玲的。这两个房间彼此相通，他们两个只用靠近楼梯的一个门口出入。

　　这三个人我常见的是沈从文。他每次从外面回来差不多总是挟着一些书籍和纸张，脚步迅捷地走到我的房门前边就向左一转走到自己的房间去。胡也频总是一早就出去，很晚才回来，有时几天都看不见他。丁玲则多半的时间躲在她的房间里。①关于这种传闻究竟是否确有其事的问题，沈从文和丁玲的回答都是否定的。１９８４年，笔者曾当面向沈从文提及这个问题。对这个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传闻，沈从文带着几分难以理喻的厌烦。沈夫人玩笑似地插话说：“不必回避，有什么就说什么吧。”沈从文摇摇头，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没有这回事，那是上海小报造的谣。”

　　尽管如此，作为对事实确证的要求，当然不能仅以本人的证言为准。然而，倘若承认男女间的性爱，并非仅仅是一种生理欲求，它还需要情感与精神（包括双方的人格、气质）的相互吸引，那么，一贯被丁玲看作“软弱”、“动摇”、“胆小”的沈从文，是不会引起丁玲情感和精神上的共鸣的。她与沈从文的关系，即便在当时，也不会超出朋友之间的范围，应该是可以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