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乡下人”，从偏处一隅的蛮荒之地，突然置身于这百万人口的大都市，精神难免不失去平衡。沈从文站在北京前门广场上，傻头傻脑地东张西望，眼前的一切都使他感到新奇。同时，又有点手足失措，心里空落落的。他知道眼下第一步，是寻一个住处将自己安置下来，却计划不出在这片新的土地上，如何跨出这第一步。他需要有一个熟悉的人，或熟悉的事，即便是一种熟悉一点的方式也好，来供他攀援。然而，眼前一样也没有。

　　正当沈从文感到困惑为难的时候，一辆排子车停到了他的面前。

　　“先生，您想去哪儿？要不要车？我可以拉您到您想去的地方。”高个儿拉车的十分客气地问沈从文。

　　在北京，这排子车不是供人坐乘，而是专门用来拉猪的。拉车的大约一眼看穿了眼前这个年轻人是个可以骗骗的乡巴佬。而沈从文这个初来乍到的“乡下人”，还来不及入境问俗，此时又正需要有人来帮助解决眼前的难题，见拉车的主动问起，便急忙说：

　　“有没有房钱便宜一点的小客店？”

　　“有，有。咱们这就去西河沿，只两块多车钱。先生您上车。”

　　于是，沈从文将身体和随身携带的小小包袱搁上车去，在一种旁人看来极可笑的情形中，听凭车夫将自己拉到西河沿，在一家小客店里住了下来。

　　那时，沈从文的大姐沈岳鑫和姐夫田真一正在北京。几天后，沈从文打听到他们的住处后，就立即找上门去。

　　听到敲门声，田真一出来开门。一见是沈从文，他便吃了一惊。等沈从文一进门，他便关心地问：“你怎么到这里来了？你来北京，作什么的？”“我来寻找理想，想读点书。”

　　见沈从文一副天真浪漫神气，田真一苦笑起来，“，读书。你有什么理想？怎么读书？你可知道，北京城目下就有一万大学生，毕业后无事可作，愁眉苦脸不知何以为计。大学教授薪水十折一，只３６块钱一月，还是打拱作揖联合罢教软硬并用得来的。大小书呆子不是读死书就是读书死，哪有你在乡下作老总有出息！”

　　“可是我怎么作下去？六年中我眼看在脚边杀了上万无辜平民，除了对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个愚蠢残忍印象，什么都学不到！做官的有不少聪明人，人越聪明也就越纵容愚蠢气质抬头，而自己俨然高高在上。被杀的临死时的沉默，恰像是一种抗议：‘你杀我肉体，我腐烂你的灵魂！’灵魂是个看不见的东西，可是它存在，它将从另外许多方面能证明存在。这种腐烂是有传染性的，于是大小军官就相互传染下去，越来越堕落，越变越坏。你可想得到，一个机关３００职员有１５０支烟枪，是个什么光景？我实在呆不下去了，才跑出来！……我想读点书，半工半读，读好书救救国家。这个国家这么下去实在要不得！”

　　听了沈从文一番话，田真一心里一动，不觉重新打量起沈从文来。几年不见，他隐隐感到沈从文身上起了重大变化。——他不再是那个淘气逃学的小顽童，不再是在芷江干出丢掉一千块钱一类荒唐事的“败家子”了。不曾料到的，是这个偏处一隅的行伍里的小兵，竟成了新思潮的俘虏，这简直是个奇迹！在他身上理想燃烧透出的热力，和为着这份理想独自跑到北京来的勇气，不能不令人惊讶。——他开始理解沈从文的心思了。

　　沉默了一会，田真一微笑着，极诚恳地对沈从文说：“好，好，你来得好。人家带了弓箭药弩入山中猎取虎豹，你倒赤手空拳带着一脑子不切实际的幻想入北京城作这份买卖。你这个古怪的乡下人，胆气真好！凭你这点胆气，就有资格来北京城住下，学习一切，经验一切了。可是我得告诉你，既为信仰而来，千万不要把信仰失去！因为除了它，你什么也没有！”

　　不久，大姐和姐夫离开了北京，转回湘西去了。留给沈从文的，除了第一次见面的这番嘱咐，只有两条棉被。

　　这时，沈从文已经从西河沿的小客店搬到酉西会馆住下了。

　　酉西会馆位于前门外杨梅竹斜街，是由清代上湘西人出钱修建，专为湘西读书人入京应试考进士举人或候补知县落脚准备的。在会馆附近还置办了一些不动产业，其收取的租金作为会馆的修缮费用。会馆有大小２０个房间，除湘西１３县在北京任职的低级公务员在这里长住外，平时有一半房间空着，让初来北京考学校的湘西同乡居住。会馆的管事姓金，是沈从文的一位远房表哥。因此，沈从文跑去一说，便立刻应允，住这里的好处是可以不出租金。

　　沈从文来北京的本意是求学，想找机会进一所大学读书。然而，读大学必须通过入学考试，这对只有高小毕业程度的沈从文，无疑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难关。也有勿需经过考试就可入学的。当时被认为最有前途的清华大学，入学读两年“留学预备班”，就能依例去欧美留学。但沈从文不久就听人说，进清华全靠走门子。有熟人，凭一纸介绍信，即可注册入学；没有关系的，学业再好也难如愿。

　　沈从文便不再作正式升学打算，他只好独自在酉西会馆里，开始来北京后第一阶段的自学。每天早上吃三两个馒头、一点泡咸菜，就出酉西会馆，进宣武门，一头扎进京师图书馆，直到闭馆时才返回住处。有时来得早了些，图书馆还没开门，他就在外面候着，门一开就拥进去。到了冬天，北京气温降到零下十几度，最低到零下二十几度，沈从文仍然穿着薄薄单衣。所幸图书馆里有火烤，有水喝，使他得以坚持下去。在这里，沈从文读了许多杂书，如《笔记大观》、《小说大观》、《玉梨魂》等等。逢图书馆不开门的日子，他便呆在会馆里。冬天屋里没有火炉，他就钻进被窝，看随身带来的那本《史记》。

　　他一面阅读能够到手的用各种不同文体写成的新旧文学作品，又一面充满热情和耐心，阅读用社会人事组成的那本内容无比充实丰富的“大书”。一段时间耳濡目染的结果，沈从文对北京的社会情形有了一个总体印象。

　　从酉西会馆向西走１５分钟，就到了闻名于世的琉璃厂——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窗口。两条十字街上，排列着几十家大小古董店，小胡同里不标店名出售古董的更多。所有铺子分门别类，给人以包罗万象的印象，不上价的唐、宋、元、明历代破旧瓷器，宋元明清“黑片”画轴，使沈从文心醉神迷。由于一身寒伧，他不敢走进任何一个店铺，便常常在各家店铺门口徘徊，看他能看到的各种古董；向东走２０分钟，就是北京著名的繁华闹市之一的前门大街。那里依旧保留着明清两朝的规模，各种铺子门前柜台斑驳陆离，各具特征。临街摆有各种饮食摊子，金、石、竹、木各种响器一齐鸣奏，与招揽生意的叫卖声汇成一种稀奇的大合唱；从会馆到前门大街有三条不同道路，即廊房头条、二条、三条。廊房头条，有许多店铺出售珠宝冠服，过去一时专为明清两朝中上层阶级服务。店铺门面上陈列有展开径长三尺、彩绘各种人物故事图画的大扇面，店内罗列着万千团扇、纨扇、折子扇；二条则出售珠玉、象牙、犀牛角首饰佩件，还到处可见小小玉器作坊，一些满头白发老工匠，正使用简陋圆轮车床加工各种玉器；过前门大街入东骡马市大街，又别是一番景象。“共和”已经十余年了，许多店铺前，还高高悬挂着发黑少光的旧金字招牌，上书“××镖局”字样，令人发古道侠客之想。每当看到这些镖局，触景生情，沈从文总要想起几年前哥哥万里寻父到赤峰，就是在这种镖局里，花钱取得一纸凭证，而后坐骡车从古北口出关的往事。眼前，就有两峰骆驼一棚轿，参差上路远行；再向南就是天桥，是沈从文去得最多的地方。这里更令人眼花缭乱，到处都是卖旧货的地摊。这里是旧官纱和过时缎匹，正用比洋布稍贵的价格叫卖；那里是成堆的旧皮货，中间夹有外来洋货，如羽纱、倭绒、哔叽、咔叽、过时的衣裙。一件狐皮袍子，几块钱就可以成交。过去为清朝大官用的白色芝麻点的雕翎扇，原先要２００两官银，时下三、五元就可以买一把。过去卖８００两银子的翎管，现在四块钱就可到手。过去用于官场执事的号、鼓，凡属晚清遗物，都卖得烂贱。若是早市、夜市，还听凭买主用手去摸，摸到什么是什么，常常几块钱就可买到极讲究值钱的东西。

　　沈从文感到自己正置身于一个巨大的历史瓦砾堆里，依稀听到了封建王朝分崩离析的声响。

　　处处都在说明延长三百年的清王朝的覆灭，虽只有十多年，粘附这个王朝而产生的一切，全部已报废，失去了意义。

　　……北京在变化中，正把附属于近八百年建都积累的一切，在加速处理过程中。①旧的已成废品。然而，新的又在哪里？

　　历届军阀政府，在自己到北京后的三五年间，凭借手中武力，一个接一个粉墨登场，黎元洪任大总统时，双十节在新华门前张灯结采，让市民入总统府观光。这“第一公仆”有时还走出门外，假惺惺地和观光者点头、谈话，表示民主国家元首风度。曹锟、吴佩孚出门，则净街断绝行人，车过处必抛洒黄土。张作霖外出时，士兵用枪对着沿街人家窗口，作预备放姿势……。各种把戏玩过，终不免倒台，失败后带一群姨太太、保镖、马弁往租界一躲，万事大吉。支撑这些“大帅”统治、代表“民意”的是国会８００议员。这些人在社会上被讥讽为“猪仔”，他们倒自认为“罗汉”，各以不同军阀派系作靠山。议会开会时，常常大打出手，将墨盒作法宝，相互飞来掷去。扭打成伤后，先上医院再上法院。大军阀与外面小军阀乃至土匪搭伙，膨胀势力；执政武夫与国会文人打亲家，稳定与扩大局面。高级官员追求的，只是逛窑子、上馆子、听乐子、讨几个女戏子、找一个好厨子，来它个“五子登科”。统治者从上到下只知有己，对人民作威作福。北京市面的繁荣全靠大帅、少帅、８００国会议员支撑。前门大栅栏几个最大铺子，经常出入的只有三种顾客：大官和姨太太，办军需的，妓女。北京各大饭庄和八大胡同妓院，生意兴隆，无数官僚、议员、阔老在那里应酬，挥金如土。可是，政府许多机关职员，却积年不发薪水，全靠典押公产应付；各大学多年无人过问，听其自生自灭。于是，管市政的卖城墙，管庙坛的买柏树，管宫殿的因偷窃过多，担心难于搪塞，索性一把火将大殿烧掉，来它个死无对证。教育部长将京师图书馆善本书抵押给银行，用来给部员发薪水。住西苑的大兵，也上行下效，撬起圆明园附近路面大麻石，卖给周围学校、人家造墙起房子。然而，北京各公众场所，就连极不起眼的小饭馆里，都写上了“莫谈国事”四个大字；辛亥革命过去十多年了，街上许多行人的头上，仍旧高高地盘着辫子……这一切，似乎都安排错了，等待人从头作起，这个社会必须重造，凡事需重新安排！

　　沈从文牢记着在保靖时从新报刊上获得的“文学革命”的印象。他认定，要重造社会，必须先从“文学革命”入手，通过文学作品，在国民中注入新的理想和热情。可是，眼下自己连标点符号还不会使用！一切得从头学起，在忍苦耐劳中慢慢求得进展。他坚信注重目前努力对自己、对国家将来的意义。然而，这种独居会馆，去图书馆自行摸索的自学方式，给沈从文带来了难以忍受的孤独和寂寞。他需要有人来听他倾诉自己的人生经验，也渴望从别人身上获得一些启发。在酉西会馆住了半年后，他的一位就读于北京农业大学的表弟黄村生来看他，担心他独住会馆，时间长了，于学习、身心两不利，继续下去不是办法。于是特意替他在沙滩附近的银闸胡同一个公寓里，找了一个房间，并介绍了一些朋友。

　　新的住处是由原先一个贮煤间略加改造而成的。房间很小，仅可安膝容身，地面潮湿，临时在墙上开了一个窗口，窗口上纵横钉上四根细木条，用高丽纸糊好。房内搁上一张小小写字桌，装一扇旧门。沈从文坦然泰然地搬来住下了，还特地为这个房间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窄而霉小斋”。

　　这次搬迁对沈从文的学习具有重要意义。他居住的银闸胡同公寓，是以北京大学红楼为中心，附近几十个大小公寓之一。在这些公寓里，住满了全国各地来北京求学的年轻人。这时，正值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的校长。由于他的远见卓识，北京大学向一切人开放。虽然，北京其他大学也有旁听生，却都有一定名额限制，唯独北京大学对不注册的旁听生，毫无限制。因此，北京大学的旁听生比正式注册的学生多几倍。他们之中，有等下年再考的，有本科毕业准备再换系学习的，有等相熟同学毕业一道去就业的。虽然，这些人龙蛇不一，成分复杂，一些官僚、军阀、地主、买办子弟、打扮得油头粉脸，一如文明戏中拆白党小生，读书成绩极劣，打麻将、逛戏院、泡土娼，却事事高明在行。沈从文的湘西同乡中，就有读书数年，回去后只会唱《定军山》的；也有刻意仿效西洋人作派的，西装笔挺，双手插在胸前，仿拜伦、雪莱样子，作多愁善感、忧国忧民状，其实腹中空空。有一个南方人张仪端，风度翩翩，随时夹几本烫金外文书，其实并不看。跟一个瞎子学弹三弦，学了三年，还没学会定位。瞎子气极，将三弦摔在地上说：“我教了２０多年，还没见过你这么笨的学生！”也有急功近利，寄望过高，最终不免失望，住不多久便折身回家的。但是，另一方面，“五四”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在青年学生中已发生明显作用，扩大了他们对社会重造的幻想和信心。在他们中间，正聚集起一支新的生力。英文系的陈炜谟、德文系的冯至，哲学系的杨晦，都是学生中著名的高材生。沈从文先后结识的朋友，除陈炜谟，还有刘梦苇、黎锦明、王三辛、赵其文、陈翔鹤等人。因缘时会，沈从文也成了北京大学不注册的旁听生。他领过国文讲义，听过日语课，也间或去听历史和哲学。此外，蔡元培始终坚持学术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选聘教师不拘一格，只以能力学识为标准。梁漱溟当年参加入学考试，未被录取，不久却被聘为哲学教授；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刘师培可以同时在北大任教，连著名保皇党人辜鸿铭也被邀请讲学。蔡元培倡导的“门户开放”和“学术自由”，酝酿成一种巨大社会动力，对中国社会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学术史的意义，决不亚于黄埔军官学校之于中国现代军事史、战争史。

　　沈从文后来这样回忆辜鸿铭来北京大学讲学时的情景：辜先生穿了件缃色小袖绸袍，戴了顶青缎子加珊瑚顶瓜皮小帽，系了根蓝色腰带。最引人注意的是背后拖了一根细小焦黄辫子。老先生一上堂，满座学生即哄堂大笑。辜先生却从容不迫地说，你们不要笑我这条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据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因此只有少数人继续发笑，多数可就沉默了。这句话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这句话对当时在场的人，可能不多久就当成一句“趣话”而忘了。我却引起一种警惕，得到一种启发，并产生一种信心，即独立思考，对于工作的长远意义。①

　　尽管有了听课的自由和权利，沈从文仍想成为正式学生，获得一张大学毕业文凭。这一年的秋天，他曾参加过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的入学考试。可是，考试时却一问三不知，得了个零分，连预先所缴的两块钱报名费也被退回。从这时起，沈从文对正式入学死了心。于是，他一面时断时续地在北大听课，一面在公寓那间“窄而霉小斋”里，开始无日无夜地伏案写作。文章写成后，就壮起胆子分别向北京各杂志和报纸文学副刊寄去。然而，这些文章却如同石沉大海，毫无回音。后来他听说，当时《晨报副镌》的编辑在一次聚会上，将他投寄该刊的十数篇文章连成一个长条，摊开后当众奚落说：“这是某大作家的作品！”随后把文章揉成一团，向字纸篓里扔去。虽然文章无发表机会，沈从文却没有气馁。这个“乡下人”，虽温良柔弱在外，却顽强倔强于内。他确信别人能办到的，没有理由认为自己就办不到！他明白自己在通向文学之园的路上，根底极差；又毫无派系可供自己攀援，应分比别人要多受些磨难。今天没有希望，只要明天还可望办到，自己就没有中途罢手的理由。

　　我依了《新青年》、《新潮》、《改造》等刊物提出的文学运动社会运动原则意见，引用了些使我发迷的美丽词令，以为社会必须重造，这工作得由文学重新开始。文学革命后，就可以用它燃烧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瘦扭曲了的理性。两者必须解放，新文学应负责任极多。我还相信人类热忱和正义终必抬头，爱能重新粘合人的关系，这一点明天的新文学也必须勇敢担当。我要从外面给社会的影响，或从内里本身的学习进步，证实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可能。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