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川东回到保靖，沈从文被陈渠珍留在身边作书记。陈渠珍，１８８２年生，凤凰人，毕业于湖南武备学堂。１９０７年与林伯渠哥哥林修梅投奔川边大臣赵尔丰，任新军６５标队官。其时，英军入侵西藏，陈渠珍上书《西征计划》，得上司赏识，被任命为督队官，一面率军抗击英车，一面镇压西藏土著叛乱。辛亥革命时，陈渠珍率部哗变，挑选湘黔籍官兵１１５人取道青海返回内地，仅七人生还。１９１２年回到湘西，督办开河工程。田应诏保奏他开河有功，反而因此旧事重提，被押解送京。得傅良佐担保，回湘西在田应诏军中任副参谋长，主办军官训练团，培植个人势力。１９１７年升参谋长，兼任第一梯团团长。护国战争发生，田应诏不理军务，湘西护国联军第一军军长改由陈渠珍担任。１９２０年任湘西巡防统领。

　　陈渠珍主持湘西军政后，打着“保靖息民”旗号，锐意整军经武，开办学校、工厂，刺激商业，使湘西一度出现辛亥以后最好的局面。然而对内部却不实行变革，沿袭清代绿营屯田制老例，人民承担赋税极重；对外又不思进取，护国之役，出乒最远不过桃、常，孙中山在广东谋划第一次北伐前，曾派代表与陈渠珍联系，委以“第一师长”职务。陈渠珍请一次客，送代表两千元路费，委任状却压在被褥底下毫无作用。这时，国内联省自治口号喊得极响，陈渠珍便仿阎锡山在山西做土皇帝办法，以“湘西王”自居。

　　陈渠珍中等个子，长得一表人材。不留胡子，脸面常年光洁清爽，黄黄的眼珠，很有威严；穿长袍，不戴帽子，留分头，后面拖个尾巴。俗话说，“黄眼珠不认人”，陈渠珍治事严厉，又生性猜忌多疑，却自律甚严，每天天不亮即起床，深夜还不睡觉，年近４０也不讨姨太太（后来却娶姨太太一大堆，那是沈从文离开湘西以后的事了）。平时极好读书，以曾国藩、王守仁自许，看书与治事时间几乎各占一半。因此，在他的军部会议室里，放置了五个大楠木橱柜，柜里藏有百来幅自宋及明清绘画，几十件铜器古瓷，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和一套《四部丛刊》。

　　军部会议室是一栋新建房屋，孤零零站在一座山上。开会时，如机要秘书不在，就由沈从文担任记录。平时，会议室就由沈从文留住。每当陈渠珍需要阅读某一书或抄录书中某一段时，就由沈从文预先准备好。于是，图书的分类编排、编号、旧画古董的登记，全由沈从文来作。由于登记涉及书画作者的人名、时代及其在当时的地位、铜瓷器物的名称、用途等等，这些都必须弄得清清楚楚。在这过程中，沈从文学到了许多知识。又由于必须经常替陈渠珍翻检抄录古籍，日积月累，沈从文将大部分古籍也看懂了。

　　此外，军部书记的职务也比秘书处、参谋处书记要作的事多。一有急电或别的公文送来，即使是半夜，也必须立即起床，抄写回文。因此，沈从文不能随便离开会议室，就好像被禁闭在这所孤零零的屋子里。可是，一到不能外出时，沈从文反而又很清闲了。无事可作时，沈从文只能以读书作消遣。有时，他将那些宋至明清绘画一轴轴取出，挂到墙壁上，独自默默地欣赏，领会它们的妙处；有时翻阅《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一类古籍，与那些铜器上的铭文作比较鉴别，估出它们的名称及价值；有时又去查阅《四库提要》，以弄清一部自己不熟悉的古籍的作者及其生活的时代。……我在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份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所成的种种艺术，皆得到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①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以一份特殊方式，沈从文承受了民族文化的宽泛熏陶。中国古代文明，开始了对这个“自然之子”精神荒野的耕耘。在这之前，虽有过那位秘书官文颐真的点醒，芷江熊公馆的藏书也曾对他产生过诱惑，却因后来的种种变故，沈从文的精神原野又复归于荒蛮。而现在开始的这一倾向，对于沈从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的历史、文学、艺术的中国传统根子，就是在这时扎下的。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无数次人类残杀以及这种残杀延及湘西发生的种种怵目景象，使他明白了湘西“蛮族”曾经历过怎样悲惨的命运，这种命运又是在怎样的情形中被延续着。这影响到他后来对南方少数民族、整个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命运的认识方式；他所接触的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尤其是宋元以后的绘画传统，显明地从一个侧面规范了他后来文学创作的风貌；浸透在他创作中的古典文学修养、后半生从事文物研究必需的学识基础，乃至他对中国书法历史的透彻了解，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最初的源头。

　　这种内部精神的变动，必然影响和改变着沈从文外部行为方式。他很少再各处跑着去玩，即或外出，也不如从前那样玩得起劲了。偶尔到后山、河边走走，也会携一本线装书，躺到草地上去看。疲倦时，就看天上的白云、地上的流水。眼前的景物依旧，仍然是那山，那云，那水，现在看时，感觉却与过去有点不同了。心里起着一点伤感，几份肃穆，数缕柔情，一种延及自然的悲悯。有时，原先那些朋友邀他去玩，他也失去了往日的精采。大家都觉得他变得有点古怪，无形中起了隔膜。外部行为虽然平静了许多，内部精神却有了剧急变动。仿佛有一种什么东西在沈从文心里躁动，极力地要冲破束缚它的外壳，但他又说不清那究竟是什么。他时时感到苦恼来袭，周围却没有人来替他解除这份苦恼，他感到异常寂寞。他渴望着有一个合适的人来和他说话，能听他陈述一点什么，也能对他心中的紊乱进行疏解和启发。

　　仿佛冥冥中有人预作安排似的，就在沈从文感到苦恼的时候，保靖城外的山道上，走来了一个能满足沈从文内心需要的人。

　　一匹驮马，驮着高高一堆线装、平装新旧书籍，由赶马人牵着，缓缓前进。一位５０多岁的老者，枣红色脸膛，浓眉，长髯，长袍马褂，一派斯文。身前背后，却正用原始的林莽、高崖、荒岗作陪衬。其情其景，在这偏僻荒蛮之地，有一种不多见的动人韵致。这位老者名叫聂仁德，是聂清的父亲，沈从文的三姨父，陈渠珍过去的老师。

　　聂仁德到达保靖后，立即被陈渠珍安排住到了风景宜人的狮子庵。

　　狮子庵位于保靖著名的狮子洞口。从城边向对河望去，一山耸立，宛如雄狮。临河一面石壁，形同狮面。石壁上有一天然洞穴，张开如狮口，即为狮子洞。洞口不十分高大，里面却空敞阔大，用火燎烛照，深不见边。洞壁全是洁白如玉的钟乳石，白色细沙铺地。一条天然小道通上一座石屋，置有石桌石凳。夏天有一泉水流出，水中有小鱼虾游动，冬天水枯，涓滴无存。鱼虾也不知何所来何所去。清乾隆年间，邑令王倡建书屋三间于狮子洞前，虚掩着洞口。书屋前老树、修竹、古藤相互绞结缠夹，一派青郁气象。附近有摩崖石刻，上书四个大字：

　　天开文运

　　聂仁德是个饱学之士，１８９３年与熊希龄进京会试，为同科贡士。后因丁忧，未能参加殿试。辛亥革命在凤凰成功那年，成为湘西民选第一任民政长。这次是从湖北监利县县长任上下来，路过保靖，稍事休息的。他既属于晚清民初之交一代乡土知识分子，又恰逢“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风正炽的时代，同晚近其他知识分子一样，聂仁德无论旧学、新学，都很有根底。自他在保靖住下以后，沈从文几乎每天都要过河到狮子庵去，听聂仁德谈“宋元哲学”，谈“大乘”、“因明”，谈“进化论”。这些分属中外东西不同来源的儒家理学、佛学、西方近代哲学，将沈从文带入一个虚静寥廓的思辩领域，展现出用来疏解自然、人生万事万物的不同因果链。天生的好奇心驱使沈从文提出许多他不知道却又愿意知道的问题，聂仁德也不厌其烦地作出解答，他似乎从这种谈话中也获得了许多快活。这一老一少，在这亘古长存的石洞前，面对千年长泻的河流，进行着没完没了的辩难，一谈就是很长很长的时间。然而，这些解释自然、人生的不同学说，用来和自己所经历的实际人生对照时，沈从文时而感到矛盾，时而又感觉模糊。最终留给他的，是一份需要他用一生精力去思辩，用自己生命去证实、去解答的作业。但在当时，这些时而清晰，时而矛盾和模糊的感觉，却使他更加寂寞。心里升腾起更为宽泛的幻想，——他有了不安于目前生活的打算。

　　我总仿佛不知道应怎么办就更适合一点。我总觉得有一个目的，一件事业让我去做，这事情是合于我的个性，且合于我的生活的。但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事业，又不知用什么方法可以得来。①这时，陈渠珍在湘西，正着手完成他一生中的一份重要作业。由于国内军阀间的暂时休战，北京、上海和各省报纸正热烈地讨论“兵工筑路垦荒”、“办学校”、“兴实业”的有关国内建设问题。感受着时局的影响，陈渠珍草拟了一份计划，将湘西１３个县划分为１００多个区乡，试行“湘西自治”。经过几次各县县长和乡坤代表会议讨论、协商，就着手实施。于是，单在保靖，就设立了一个师范讲习所，一个联合模范中学，一个中级女学，一个职业女学，一个模范林场和六个小工厂。学校教师和工厂技师，都是从长沙聘来的，薪水比本地人要高。加上原来的一个军官学校，一个学兵教练营，六个左右的军农队，一时呈现出兴旺而有生气的景象。为促进自治，还在保靖置办了一部印刷机，设立报馆，筹办一个定期刊物。办报需要校对，而沈从文在这方面显示的才能既得到陈渠珍的赏识，在讨论到校对人选时，就自然地想到了沈从文。于是，沈从文又被临时调到报馆，兼作校对。

　　在报馆里，沈从文认识了一个从长沙聘来的青年印刷工长，两人住一个房间。由于受“五四”运动影响，长沙得风气之先，这个青年工长成了一个思想进步的人物，身边带着许多新的书刊杂志，并在房间墙壁上钉了几块白木板，将这些书籍杂志放在上面。沈从文也从军部会议室带来一些字帖和古典诗集。一到工余，两人就对面同坐在一张书桌上，在同一盏灯下看书，一读新书，一看旧籍，互不相犯。可是过了不久，两人一熟，就由沈从文打破了这个界限。

　　一天，沈从文见对方手里拿着的书封面上印有一个赤着上身的人像，沈从文感到新奇，就问那工长这是什么书。那工长回答说是《改造》。沈从文又问那题名《超人》的书写的是什么。那工长仿佛吃了一惊，两眼睁得圆圆地说：“唉，伢俐，怎么个末朽①？一个天下闻名的女诗人……也不知道么？”

　　“我只晓得唐朝女诗人鱼玄机是个道士。”

　　“新的呢？”

　　“我知道随园女弟子。”

　　“再新一点呢？”

　　沈从文摇了摇头，不再说话，他实在不知道再新一点还有谁。他感到有些羞愧。那工长翻开那本《超人》，将一篇与书名同题的小说指给他看。看完这篇小说，沈从文说：“这个我知道了。你那报纸是什么报？是老《申报》吗？”

　　工长不再回答，只将一套《创造》推到沈从文面前。看了一会，沈从文仿佛明白了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区别：文言文用“也”字、“焉”字结句的地方，白话文用“呀”字和“啊”字；文言文叙一件事说得越少越好，白话文写一件事说得越多越好。他将这点体会去问那位工长，那工长觉得有点好笑，但他也说不出更多的区别，只是说白话文最要紧处是看“思想”，若无思想，也不成文章。但沈从文却弄不懂什么叫“思想”，又不好意思再问，有点羞愧，有点不安，疑心自己真有点长沙话所说的“朽”。

　　这印刷工人使我很感谢他，因为若没有他的一些新书，我虽时时刻刻为人生现象自然现象所神往倾心，却不知道为新的人生智慧光辉而倾心。我从那儿知道了些新的、正在另一片土地同一日头所照及的地方的人，如何去用他们的脑子，对于目前社会作一度检讨与批判，又如何幻想一个未来社会的标准与轮廓。他们那么热心在人类行为上找寻错误处，发现合理处，我初初注意到时，真发生不少反感！可是，为时不久，我便被这些大小书本征服了。我对于新书投了降，不再看《花间集》，不再看《曹娥碑》，却欢喜看《新潮》、《改造》了。

　　我记下了许多新人物的名字，好像这些人同我都非常熟习。我崇拜他们，觉得比任何人还值得崇拜。我觉得稀奇，他们为什么知道事情那么多。一动起手来就写了那么多，并且写得那么好。

　　为了读过些新书，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该有许多事情可作，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了。①在这种感情的支配下，沈从文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向上海方面捐款兴学。他常常从报纸上普通社会新闻栏里，看到介绍卖报童子读书、补锅匠捐款兴学的报道，便起了捐款的念头。在一次领到一个月的薪金后，就全部买了邮票，装进一个信封，上书“《上海国民日报·觉悟》编辑处转‘工读团’”，落款“隐名士兵”。将信悄悄寄出后，仿佛尽了一份自己能尽的社会责任，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愉快。

　　在五四运动爆发将近三年以后，偏处一隅的沈从文终于受到了“五四”精神的洗礼，虽然有点姗姗来迟，却终于加入到对沈从文精神领地的开垦。一时间，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由新的社会思潮所体现的西方文化传统、实际存在于湘西本土的文化传统，在沈从文内心世界发生着猛战的撞击，不啻一场战争！其结果，使他终于向新思想“投了降”。他从历史文化中培养起来的民族自豪感和热爱国家，热爱脚下土地的情感，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朝着时代的主潮皈依，开始面对２０世纪的“中国问题”，并由此产生了对别人、对民族中大多数人，对人类应当承担责任的社会理想和历史使命感。而这三种文化传统相互撞击形成的“合力”，又势必影响和规范着沈从文思考“中国问题”的独特方式。虽然在当时，他还不可能明确意识到这一切，但由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催发的，属于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种精神痛苦，却将要使他的灵魂不再有安宁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