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句话，大家都笑了，包括向导和驴夫，笑得最厉害的是老彭和梅玲。

　　“你和她们在一起多久了？没来这儿之前你在什么地方？”梅玲问她。

　　“我们一直跟游击队走，三周前我叔叔才跟孙将军的志愿兵到南部去打仗。我替士兵烧饭、缝衣服。”

　　“其他女人也跟你在一起？”

　　“那可不？谁还有家，女人既不能留在村子里，而没有女人也就不成家了。日本人一来，女人就先走。如果日本人过去了，男人就来叫女人回家，如果日本兵把家烧了，男人就来参加女人的行列。”

　　“你是说难民还是讲游击队？”

　　“没有不同啦，”玉梅说，“难民和游击队都是被逐出家园的人，如果他们能打仗，就算游击队。他们不想走远，谁不想重返自己的田园呢？有办法的人用武力保卫家乡，妇女和老人都跟他们走，等他们必须逃命，他们就变成难民了……我们怎能生活在如此般的世界里？如果他们回来了，往往发现家园被烧，牛、鸡、猪全不见了，只有老狗还在。我们经过昌平的时候，看见路上布满鸡毛、鸡爪和鸡头，不小心还会踩到内脏。还有家畜的尸体、猪脚、羊头，有一次我看到一头牛的头部和肩膀——真怕人——血肉都发臭了。日本人吃不下整只家畜，就丢在路上——简直滥杀滥糟蹋嘛。如果肉还没臭，是好肉，我们会切下来煮。你想我们乡下人的感受？那是我们的鸡、猪，他们不是——偷我们的吗？有些农夫被迫将未熟的谷物割下来，因为田里是藏枪手的好地方，然后等他们毁了作物，日本兵就把他们枪杀。喔！如果我们活不下去，谁不加入游击队呢？”

　　“嗬！”有一个驴夫说，“由这儿到天津，整个乡下都充满我们的自卫团体——我不知道有几万人。有些团体比较大，像孙殿英的游击队，裘奶奶的组织和八路军——这些装备比较好。还有些留在村子里，有枪的人就拿枪出来当义勇兵。现在谁不恨日本人？嗒——嗒嗒！”他鞭打着毛驴。

　　现在他们走出一个山头，再度能够看到北平的原野和城墙。天上云层密布，不过远处的城市那一边却有太阳照耀着。他们看到五里外的夏宫，还有一道绿水环绕着柳树间的乡村。远处的北平像一座公园，盖满翠绿、姹紫和金黄的颜色，宫殿和塔楼的屋顶也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梅玲跳下来看手表，才十点钟。玉梅由驴背上拿出自己的被褥，铺在一块岩石上，对老彭和梅玲说：“老爷、小姐，你们若不嫌脏，就坐在这上面。对你们来说石头是太硬了。”

　　“我们没关系。”老彭说。

　　玉梅失望地收起被褥。

　　“看那边，”老彭指着城市说，“发光的圆屋顶，那就是天坛。”

　　梅玲静坐着，睁大眼睛看远方。她这样坐了几分钟，直到向导来叫大家出发。

　　老彭扶她起来，平静地说：“博雅没事啦。”

　　梅玲抬眼看他，为他已看透自己的心事而发窘。

　　他们下山后，路很好走，只在通清华的林荫道上看见几个傀儡警察。他们吃了一顿麦饼和面条当午餐，就横过铁路，向通州的方向走。梅玲不时跳下驴背，改用步行。他们来到码头镇一家农舍停下时，天已经黑了。

　　这是一个游击队领袖的家，他曾在军中当过上尉，大家还叫他“队长”。他在河西务战役中断了一条手臂，奉命在家乡地区组织游击队。驴夫把行李卸下，将毛驴拴在院子里，就到一家酒店去用餐。老彭、梅玲和玉梅都累了，一锅红糖煮蕃薯也只有饿着的人才能吃得津津有味。主人现在是农夫打扮，人很诚恳，坐下陪他们喝上一杯。他姓上官，是罕有的名姓，他说他是上官云祥将军的亲戚。他谈起附近的情形，对河西务之役津津乐道，那次有两旅中国兵被炮火和炸弹消灭了。美女当前，他似乎比平常更爱讲话。梅玲已经把帽子脱下，乌溜溜的卷发披落肩上，双眼在模糊的灯光下闪闪发光。

　　“惨啊！真惨！”他说。“没看过那一仗的人搞不懂我们怎么那么容易地就失守了。他们应该看看我军的尸体，成百成千堆在河岸上。这种战争还能叫失守吗？我们输了城池，但可没输这一仗。敌人的卡车、坦克和步兵连穿过河西务。我们得坚守河西务，好保卫公路。我们只有两旅人，后援又断了。我们明知会输，还是打下去。敌人轰大炮，铁鸟也在空中飞翔。炮弹太密了，躲都没有用。没有一个人退缩。两个钟头后一旅全军覆没，后来另一旅也完蛋了。如果这还不算打仗，我简直不知道打仗是什么了。你能说我们失守吗？我们的弟兄硬是不肯逃。我从未看过一天死那么多人。冠县也一样。整营人死光了，却没有一个人逃走，真是血肉敌钢铁。你还能说我们军队没有尽力打吗？”

　　现场并没有人说士兵不尽全力打，但是队长继续反驳他想象中的苛责。

　　“我们挡住了敌军的侧翼，使涿州的我军能够安全撤退。我昏迷不醒一段时间，等我醒来，天已经黑了，我挣出同伴的尸体堆，一路由战场爬回来。”

　　第三天，向导奉命回去，驴夫也不肯再走了。“河西务是坏地方——日本兵太多啦，” 有一个驴夫说，“我靠这头畜生维生。万一日本兵或保安队把它收去，我怎么办呢？我该向谁去讨价钱？”但是老彭答应给驴夫每人五块钱，看在这笔大钱的份上他们同意走到河西务。队长说他们可以在午饭后再出发，而且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他竟说要陪他们走。

　　“你们若有钱，我可以安排保安队一路送你们到天津。”他说。

　　“怎么可能呢？”梅玲问道。

　　队长大笑说：“他们只要钱。你们可以搭他们的船直下大运河，不必走路。”

　　“那你又何必亲自来呢？你不能派一个向导跟我们走吗？”

　　“我要去办事。你们若有兴趣，好戏在后头哩。”

　　“你是说打日本人？”梅玲问他。

　　“还有谁呢？”队长怀着高兴、不要命的表情，用正要说出大秘密的得意口吻说。“我们要去救几个女人。”

　　“什么女人？”

　　“中国女人哪。还会有谁？离这边三十里有一个村庄。日本兵抓了十个女人，用铁线穿住她们的耳朵，排成一串，带出村子。过去在这条路上，村民常玩一种把戏：散漫的日本兵会到村子里要女人。村民交出几个妇女，带敌人进屋，等他们污辱我们的妇女，我们的年轻男人就夺枪杀死他们。所以他们不敢再这样了……喔，这次这十个女人被带出村子，三天前架到日本军营去，她们的丈夫和她们都很害怕。村里的族长来看我，要求枪支。我问他们日本兵有多少，他们说一两百人左右。我叫他们静候观望，昨天他们报告说，有连兵向南迁，女人还在那里，留下五六十个日本兵。你们今天晚上会看到一些行动，一种流血的行动，旅长的侄女也在里面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