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4)
“你打算做什么呢?”
“一点点。我担心只能做到一些,我用尽全力也只能帮助少数几个人。问题太大,一个人绝对解决不了。好几百万的难民前往内地又要住哪呢?但是我们可以帮助几个人,帮助他们活下去,为人类犯下的罪恶来行善事。我要把我所有的钱统统带到后方,同时看看我能做些什么。我提醒你,这些都是人——兄弟、姊妹、丈夫、妻子、祖母——都想活下去,这是我的职责。我不像你,毫无牵挂,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停留在任何需我停留之处。”
博雅受到震撼,他从来不会以如此人道与个人的观点来看战争。他分析地注意战况进展,他研究地图,估计战斗中的兵力,分析蒋介石的声明,并预测可能的发展,从而订出自己对这场全盘战争的战略计划。没有一项细节,没有一次战役或军队的部署,曾逃出他的关心。他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固守上海是战术上的失策,绝对支持不了多久。在他的战争大着眼点中,甚至还渗入不可估量的军力——民众士气的力量和敌军在北平等地的行为。这些使他获致了一项乐观的结论,那就是按照他的战略观,日本永远不能征服中国。他颇感欣慰的 是,过去和蒋介石委员长作对的广西李将军和白将军,不但组成联合战线,并将他们的广西部队全部投入了抗战行列,尤其被误认为汉奸,在二十九军撤退后接掌北平的张自忠将军,乔装成吊丧子骑脚踏车逃到了天津的消息,更令他又惊又喜。这给予对自己的战略观更具信心和勇气,也唯有如此的全民一心,才能支持战略获胜的观点。这是哲学化、纯战略性对战争的观点,但是事实上,他的长期战争战略涉及城市的烧杀,无数人的无家可归,他可从来没有想到像老彭一样,用纯人道观点来看战争。他的心智,有着神秘的倾向,只看见群体而未见个人,在两个国家意志冲突中,他视百万人民的南迁为全国性的戏剧,他从未看做是人类的戏,演员都是“兄弟、姊妹、丈夫、妻子和祖母们”。
当博雅听到老彭说出这些字眼,这场战争立刻地成为个人化、活生生了,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冷静地分析了。他突然间看到,这些不断迁移、奋斗、生活、欢笑、希望和垂死,迎接艰苦牺牲的无数难民,每个人都要扮演一出热烈的人类生活剧,有着战时爱人、亲友间离别和团聚的奇妙欢乐与失望。似乎他所有的推理、图表、地图、战略都只是一种非个人的爱国主义,由知识分子所产生的,像帘幕般,使他避开任何种类的个人行动。他知性因迷惑看不到的地方,老彭却用心灵感受到了,此刻正以简单、亲切、令人难以抗拒的方式传达给他。他想要分析这场人类戏剧和冒险。他本能地喜欢上这项行动的未来希望,这些能满足他高大身子的内在需要。他的眼睛闪耀光芒。
“告诉我你打算干什么?怎么做?到哪里做?”
“我要到内地去,那儿问题最严重。那里是最能行善的地方,可以救最多的人。”
“战线上?”
“嗯,战线上。”
“而你没有计划,没有组织。”
“没有,我不相信组织。对我而言没有委员会,由一个人做着计划,却叫其他人去完成。除非和人民生活在一起,一个人又如何能事先知道哪儿最需帮助,要怎样帮法呢?我不要人命令。”
“这样做对国家又有多大利益呢?”
“我不知道,但是多一个小孩儿得救也是一件大好事。”
“个人的生命真有如此重要吗?”
“是的。”
对真理作归纳和辩论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一件真理在给予真诚声明的时刻,并将付诸行动,发言者的面孔和声音就会有着无比的力量和真实感。
“你什么时候动身?”
“一拿到钱就走。银行业务瓦解了,我只能将钱汇到上海。”
吃过晚饭博雅点上烟斗,静坐沉思。老彭站在房子中间抽烟,靠近灯光看报。除了报导日军胜利的“都美报导”外,没啥新闻可看。他把报纸放在桌上,在房间内踱来踱去,然后再点上根烟,坐到一张藤椅上,透过他的大眼镜,用眼睛注视博雅。
“你知道这位裘老太太是个奇女子。她是个老女子,五六十岁,她告诉我的,完全目不识丁。她躲在这个城内,我佩服她的勇气。当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并没向我求助。她只是需要,没有人能够拒绝她。”
“你答应给多少?”
“我答应筹两千块给她——我心里也把你计算在内。”
“那不成问题……她打算到哪去买弹药?”
“就在城里。弹药一大堆,二十九军抛弃的,被傀儡警察收去了。如果你找对门路付钱,你就能得到。她打算亲自运往山上自己部队去。”
“她长得什么样子?是不是很壮,像我们知道的女土匪?”
“你完全错了。她看来就像一位甜蜜、可敬的祖母,走起路来步伐稳健。”
“真了不起!”
“她是满洲人,自一九三二年起就从事这项工作。东北人已尝过日本人统治,知道在他们底下是什么滋味。我告诉她我在郇县所看到的情形,奸杀掳掠。她说这些事在东北已是老故事了,对中国而言还只是刚开始呢。她太了解日军了,她还说了一件有趣的事:‘该死的日本人比我们的强盗更坏!假若没有打仗,我们或许听信传闻,一直怕他们。但是当你看到他们屠杀、掠夺、威吓老弱妇孺,没有半点君子风度,你就不再怕他们了,你只会瞧不起他们。上天赐给我们这场战争,让我们的人民和军人并肩作战,看谁才是最优秀的人种。’她说,‘当一个民族看不起某个征服者时,对方不可能征服他们。’”
“这完全符合我的理论,”博雅道,回复到他哲学化的心境,猛抽他的烟斗。“这十分明显,如果我们遵循这种正确战略,我们会赢。这是我们的唯一致胜之道。”
“再谈你的战略吧。”老彭道。
“我们必须了解这场战争的特殊性,”年轻的博雅说道,“这不是通常所说的战争,战场上两军势均力敌的战争,这将是一场全民加入的战争。日本人将拿下上海,随后攻下南京,再封锁海岸线,这事像白天般清楚。然后我们看会有什么事发生。假设中国人精神崩溃,中国便完了,但是如果没有,这场战争就变成一个全然不同的问题。整个的海岸要放弃,所 有沿岸城市被敌人攻占,千百万市民不是接受奴役,就是逃到内地去。战争的担子就落到一般百姓身上,而一般人民也必须能够挑得起,必须忍受可怕的艰辛和匮乏。但是为了有勇气来承担这些苦难,每一个中国人都要恨日本人才行。因此,日本兵就得继续像现在,维持兽性和暴行。城市必须烧毁,老家必须放弃,农人必须离开他的农场和牲口。没有一个人情愿如此做过。你曾读过《战争与和平》,俄人并非有计划故意烧莫斯科。除非敌人格外残忍,你不能教老百姓逃离家园。每场战争都免不了杀戮和残暴,光这些还不够,人民必须被视为奴隶;任何人不管附敌或抗敌都不安全,无论是农夫或商人的女儿、母亲和姊妹,谁也不安全。不过尽管就这样也无法迫使人民放弃家园、焚毁城市,每个被迫逃亡的人都必须有段非常羞辱、非常不人道的经验,在进一步受辱和流亡作难民之间,别无其他选择。就连这些还不够,人民必须见到极端可厌、触犯他们的固有伦常关系和道德良心观念之事才行。”博雅继续用冷静的态度分析着,“我的意思是,妻子在丈夫面前遭人强暴,女儿在父亲面前被人蹂躏,婴儿腹部用刺刀戳入,战俘被活活烧死或活埋,进而彼此间相互挖掘的坟墓。还要有公开的交媾。怪了,你说,这对日本兵要求太多了,使他们看来不像是征服军,反倒像野兽。但是这些一切都发生了。而且最要紧的,这必须无阶层划分:敌人不仅强奸农人的女儿,也同样打劫富人;大公司必须没收,小店铺也被闯掠;动产必须被烧或破坏;敌人必须像最可恶的强盗。那么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失去了意义。”
“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会怎么说。”老彭说,“我告诉你邹县农夫告诉我的。日本兵宰了一头母牛生吃它。农夫看到他们抓起母牛,倒挂在一根柱子上,切割它,每位军人都用刺刀插入它的关节,切下一片肉来生吃,母牛痛苦号叫,军人却在旁边大笑、大闹、玩柔道,你想想农夫的心情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