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他心灵的深处，记得自己是穷人之子，颇以此为荣，颇以自己的独立自主的硬性为荣。他恨富人的态度，恨那些社交界名女人的以金钱地位论身价，就如同素云一样；也恨政客的奸诈邪恶而貌似正人君子，正如怀瑜那样。他的此等憎恶厌恨，是毕生难改的。

　　立夫和莫愁到了日本京都才一个半月，就接到木兰一封信，说母亲病危，已经不能说话。第二封信是珊瑚写的。莫愁打算立即回北京，当然她也不愿离开立夫。她必须回去，因为似乎是理所当然。再者过去几年之中，每逢母亲生病，总是由她伺候，她实在不能把照顾母亲这件事交给珊瑚、木兰，或是别人，是非她自己不可的。

　　这一回国，可就大大改变了她和立夫的计划，她也不知道何时再回到立夫身边。立夫说他能照顾自己，莫愁当然也相信，可是立夫这时才忽然体会出来平日是多么事事倚赖这位年轻的妻子。莫愁说她若不能离开家再赴日本团聚，立夫就在暑假回去。

　　分手之时，莫愁掉下了眼泪，因为她情不自禁。她最后说的话是：“自己多保重，要吃好，不要图省钱。若是用钱，随时写信告诉我。”

　　到了家，看见母亲确是病得很重。母亲用手指自己的嗓子，又指莫愁的胸膛，不能说话，看来真可怜。找素同看过，全身检查了一遍，但是他说不出是什么毛病。仆人们都认为她碰见了鬼。必然是银屏。体仁咒他母亲的话，现在应验了。现在姚太太不准银屏的儿子博雅接近她。虽然是她真正的孙子，她好像是怕他。这个小孩子听人说他母亲是鬼，他勃然大怒，不管谁那么说，他一定极力为他母亲辩护。他已经知道他是姚家的长孙，也是这花园巨第将来的主人。他打算将来做个伟人，给母亲争光，好把母亲的遗像摆在忠敏堂的正中祭祀。他恨他的祖母。这种想法，常使如此一个小孩子态度很严肃。

　　现在两个女儿已经出嫁，母亲又生病，大花园子也显得冷落凄凉。这所大宅子至少有十个院子，姚家还没有足够的人住一半房子。所以决定把马大人胡同的旧宅子租出去，冯舅爷家和立夫的母亲就搬到这王府来住。搬过来之后，莫愁的职责就分而为二，一边儿照顾母亲，一边儿伺候婆婆，但是她住的院子靠近母亲的住处，立夫的母亲和女儿环儿单住一个院子。姚先生和阿非住在自省堂。红玉住的院子在莫愁的院子的前面。两个院子中间有一道白墙，墙上有花格子窗子，俩人能隔着窗子说话，于是友谊日形深厚。

　　在立夫暑假回北京的初夏，莫愁生下了一个男孩子。当时难产，二十个钟头才生下来。家里原先决定让莫愁在家生产，比到医院去方便，但是几乎送了命。临盆之前，木兰来家照顾，莫愁难产时，她正在家中。在紧张的时刻，她有几次觉得莫愁太费力气，所以一直在炉子上炖着高丽参，用以补莫愁的元气。后来生了下来，万幸母子均安，但是莫愁的脸像一张白纸，在床上躺了几个礼拜，体力才恢复，那一段日子，木兰一直照顾她。立夫到家时，她们姐妹正在他的屋里。莫愁当时正躺在床上，儿子躺在身旁，莫愁微笑，欢迎丈夫的归来。在木兰面前，立夫就俯身吻了妻子。

　　木兰说：“你不知妹妹受的罪。”

　　但是莫愁现在高兴了，把孩子给他看，她说：“他是你的儿子。我生他差点儿送了命。”她叫立夫坐在她的床上，手攥着立夫的手说：“我觉得身子好像上了刑。不过总算值得，没白吃苦。我觉得身心整个清洗了一次，由于受过这次苦难，我的罪也得到赦免了。”

　　木兰微笑问她：“你有什么罪吗？她说她还要再受一次呢。”

　　莫愁说：“是，我还要，再要个小立夫。”

　　她告诉丈夫她要叫儿子小夫。

　　立夫说：“这名子听来像个清道夫，又像个挑夫。”“我没觉得像。我从来没有那么想。我觉得小夫就是小夫，没什么。你想叫他什么呢？”

　　木兰说：“叫他‘孝夫’，孝字是入声，不要用个上声字。”

　　“孝夫这个名字有人用过。”

　　木兰又说：“不然叫小夫或是肖夫，取其有其父必有其子之意。”

　　莫愁说：“这还好。毕竟‘孝’就是‘肖’的意思。”立夫说：“‘孝’和‘肖’以前大概是有关系的两个字。”这时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仆进来说：“少爷，您回来了。您可不知道少奶奶受的罪呀。现在让少奶奶躺着，我伺候您吧。”陈妈离开屋子之后，莫愁说：“这个女人与众不同啊。风度好，心肠好，人品高尚。你用不着告诉她做什么事。自从她一来，这院子里什么事都井井有条。她跟我说话，就像对她的孩子一样。”

　　莫愁于是开始说陈妈的事。她说：“她的身世我听了之后，整夜都没法入睡，现在我才知道做母亲是怎么回事了。立夫，你认为你母亲了不起，现在这儿还有一个了不起的母亲。”莫愁继续说：“革命那几年，她儿子被抓兵的抓走了。她现在还不知道儿子是死是活。雇她的时候儿，什么事她都答应做，但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每个月她必须要请一天假。我问她：‘干什么？’她说：‘去找我儿子。’我答应给她一天假。她就来给咱们做事，现在有两、三个月了。事情她做得很好，拿这儿就像她的家一样。在晚上，她不停的缝衣裳，是给她那个至今消息杳然的儿子做衣裳，当然她不能给儿子寄去。她给我看她给儿子做的一大堆衣裳，她把节省下来的钱都花在她儿子的衣裳上。她说她儿子现在是二十岁，失踪时是在北京东北昌黎县，在他们自己的村子里，那时他儿子十六岁。被一群抓兵的硬拉去给军队挑行李。我看见她给十六岁的儿子做的厚棉袄，另一件还大，是应当十八岁穿的，再有一件更大，是应当十九岁穿的。她把这些衣裳收得好好儿的，经常拿出来晾一晾。她说她知道每一年她儿子是多么高，袖子应当多么长。现在她正给他做蓝布单衣裳，夏天穿的，以便找着他后，立刻有得穿，若是知道他的下落，也好立刻寄去。每月一次，她起身很早，到我屋里来，脸上流露着无限希望的神气，说那天是她的假日，她就要出去找儿子。到晚上，她垂头丧气而归，拖着两条疲劳的腿，一包袱衣裳还是夹在胳膊下。她到城里各处去，东城、西城、南城、北城，有时还到城外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