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论的拆通:官话而已
这位王平陵先生我不知道是真名还是笔名?但看他投稿的地方,立论的腔调,就明白是属于“官方”的。一提起笔,就向上司下属,控告了两个人,真是十足的官家派势。
说话弯曲不得,也是十足的官话。植物被压在石头底下,只好弯曲的生长,这时俨然自傲的是石头。什么“听说”,什么“如果”,说得好不自在。听了谁说?如果不“如果”呢?“对苏联当局摇尾求媚的献词”是那些篇,“倦舞意懒,乘着雪亮的汽车,奔赴预定的香巢”的“所谓革命作家”是那些人呀?是的,曾经有人(7)当开学之际,命大学生全体起立,向着鲍罗廷(8)一鞠躬,拜得他莫名其妙;也曾经有人(9)做过《孙中山与列宁》,说得他们俩真好像没有什么两样;至于聚敛享乐的人们之多,更是社会上大家周知的事实,但可惜那都并不是我们。平陵先生的“听说”和“如果”,都成了无的放矢,含血喷人了。
于是乎还要说到“文化的本身”上。试想就是几个弄弄笔墨的青年,就要遇到监禁,枪毙,失踪的灾殃,我做了六篇“不到五百字”的短评,便立刻招来了“听说”和“如果”的官话,叫作“先生们”,大有一网打尽之概。则做“基本的工夫”者,现在舍官许的“第三种人”(10)和“民族主义文艺者”之外还能靠谁呢?“唉!”然而他们是做不出来的。现在只有我的“装腔作势,吞吞吐吐”的文章,倒正是这社会的产物。而平陵先生又责为“不革命”,好像他乃是真正老牌革命党,这可真是奇怪了。——但真正老牌的官话也正是这样的。七月十九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2)《中学生》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综合性刊物,夏丐尊、叶圣陶等编辑,一九三○年一月在上海创刊,开明书店出版。一九三二年二月起,该刊辟有“文章病院”一栏,从当时书籍报刊中选取有文法错误或文义不合逻辑的文章,加以批改。
(3)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6)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曾任太史令。所著《史记》是我国著名的纪传体史书。
(4)《大晚报》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创刊。创办人张竹平,后为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收买。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停刊。(5)“为艺术的艺术”最早由法国作家戈蒂叶(1811—1872)提出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见小说《莫班小姐》序)。它认为艺术应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创作的目的在于艺术本身,与社会政治无关。三十年代初,新月派的梁实秋、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等,都曾宣扬这种观点。
(6)“民族主义文学”一九三○年六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文学运动,发起人是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等国民党文人。曾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假借“民族主义”的名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倡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文学。九一八事变后,又为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效劳。
(7)指国民党政客戴季陶。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他在出任广州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长的就职典礼上,曾发表赞成国共合作的演说,并引导与会学生向参加典礼的鲍罗廷行一鞠躬礼,以示“敬意”。(8)鲍罗廷(M.M.FGHGIJ,1884—1951)苏联政治活动家。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在共产国际远东部工作。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来中国,受孙中山聘为国民党特别顾问,在国民党改组工作中起过积极的作用。
(9)指国民党政客甘乃光。《孙中山与列宁》是他的讲演稿,一九二六年由广州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出版。当时甘任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副主任。
(10)“第三种人”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胡秋原、苏汶(杜衡)自称是居于反动文艺和左翼文艺两个阵营之外的“自由人”、“第三种人”。他们宣传“文艺自由”论,鼓吹文艺脱离政治,攻击左翼文艺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