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古已有之”
太炎先生（２）忽然在教育改进社年会的讲坛上“劝治史学”以“保存国性”，真是慨乎言之。但他漏举了一条益处，就是一治史学，就可以知道许多“古已有之”的事。
衣萍先生（３）大概是不甚治史学的，所以将多用惊叹符号应该治罪的话，当作一个“幽默”。其意盖若曰，如此责罚，当为世间之所无有者也。而不知“古已有之”矣。
我是毫不治史学的。所以于史学很生疏。但记得宋朝大闹党人（４）的时候，也许是禁止元祐学术的时候罢，因为党人中很有几个是有名的诗人，便迁怒到诗上面去，政府出了一条命令，不准大家做诗，违者笞二百！（５）而且我们应该注意，这是连内容的悲观和乐观都不问的，即使乐观，也仍然答一百！
那时大约确乎因为胡适之（６）先生还没有出世的缘故罢，所以诗上都没有用惊叹符号，如果用上，那可就怕要笞一千了，如果用上而又在“唉”“呵呀”的下面，那一定就要笞一万了，加上“缩小像细菌放大像炮弹”（７）的罪名，至少也得笞十万。衣萍先生所拟的区区打几百关几年，未免过于从轻发落，有姑容之嫌，但我知道他如果去做官，一定是一个很宽大的“民之父母”（８），只是想学心理学是不很相宜的（９）。
然而做诗又怎么开了禁呢？听说是因为皇帝先做了一首，于是大家便又动手做起来了。
可惜中国已没有皇帝了，只有并不缩小的炮弹在天空里飞，那有谁来用这还未放大的炮弹呢？
呵呀！还有皇帝的诸大帝国皇帝陛下呀，你做几首诗，用些惊叹符号，使敝国的诗人不至于受罪罢！唉！！！这是奴隶的声音，我防爱国者要这样说。
诚然，这是对的，我在十三年之前，确乎是一个他族的奴隶，国性还保存着，所以“今尚有之”，而且因为我是不甚相信历史的进化的，所以还怕未免“后仍有之”。旧性是总要流露的，现在有几位上海的青年批评家，不是已经在那里主张“取缔文人”，不许用“花呀”“吾爱呀”了么？但还没有定出“笞令”来。
倘说这不定“笞令”，比宋朝就进化；那么，我也就可以算从他族的奴隶进化到同族的奴隶，臣不胜屏营欣忭之至！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北京《晨报副刊》，署名某生者。
（２）太炎章炳麟，参看本卷第６页注（６）。一九二四年七月五日，他在南京东南大学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次年会上，作《劝治史学及论史学利病》的讲演，其中说：“生为一国之民，不治本国史学，直谓之无国家无国民性之人可也，聚几万万无国民性之人以立国，则国魂已失。”教育改进社，全称“中华教育改进社”，一九二二年七月成立于济南。主要成员有熊希龄、陶知行（行知）、王伯秋等。（３）衣萍章鸿熙（１９００—１９４７），字衣萍，安徽绩溪人。当时在北京大学文学院旁听，是《语丝》撰稿人之一。他在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晨报副刊》发表《感叹符号与新诗》一文，针对张耀翔的所谓多用感叹号的白话诗是“亡国之音”的论调、用幽默讽刺的笔法提出“请愿政府明令禁止”做白话诗、用感叹号。“凡做一首白话诗者打十板屁股”；“凡用一个感叹号者罚洋一元”；“凡出版一本白话诗集或用一百个感叹号者，处以三年的监禁或三年有期徒刑；出版三、四本的白话诗集或用一千个以上的感叹号者，即枪毙或杀头”。（４）宋朝大闹党人宋神宗时，王安石任宰相，实行变法，遭到司马光等人的反对，形成新党与旧党之争。宋哲宗元祐年间旧党得势，他们的政治学术思想被称为元祐学术。后来宋徽宗打击旧党，严禁元祐学术传播。《宋史·徽宗纪》*兀撼缒晔辉拢兆谙纶骸耙元祐学术政事聚徒传授者，委监司察举，必罚无赦。”并将司马光、苏轼等三○九人镌名立碑于太学端礼门前，指为奸党，称为党人碑，或元祐党碑。
（５）关于宋朝禁诗的事，据宋代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政和间，大臣有不能为诗者，因建言诗为元祐学术，不可行。李彦章为御史，承望风旨，遂上章论陶渊明、李、杜而下皆贬之；因诋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等，请为科禁。……何丞相伯通适领修律令，因为科云：‘诸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是岁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吴门下居厚首作诗三篇以献，谓之口号，上和赐之。自是圣作时出，讫不能禁，诗遂盛行于宣和之末。”按文中所说“笞二百”鲁迅曾予更正，参看《集外集拾遗补编·笞*傧刁滓话僦蟆贰（６）胡适之胡适（１８９１—１９６２），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北京大学教授。曾为《新青年》杂志编辑之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代表人物。他的《尝试集》（一九二○年出版）被张耀翔用作攻击新诗使用惊叹号的例证之一。
（７）“缩小像细菌放大像炮弹”张耀翔在《心理》杂志第三卷第二号（一九二四年四月）发表《新诗人的情绪》一文，把当时出版的胡适《尝试集》、康白情《草儿》、郭沫若《女神》等新诗集里面的惊叹号加以统计，并讽刺说：“仰看像一阵春雨，俯看像数亩禾田；缩小看像许多细菌，放大看像几排弹丸。”认为这是消极、悲观、厌世情绪的表现，多用惊叹符号的白话诗是“亡国之音”。（８）“民之父母”语见《诗经·小雅·南山有台》：“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旧时常用以称呼地方官。
（９）这是对张耀翔的讽刺。张耀翔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中华心理学会刊物《心理》杂志的编辑主任。他在《新诗人的情绪》一文中说：“职是之故，心理学者关于情绪之研究，远较他种精神研究为少……余久欲努力於情绪之研究……其方法为何，即取其专为表情之著作——诗，盛行之白话诗——而分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