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春，会员在渝者甚夥，会务因此旺盛；集会之多，事务之繁，应号空前。入夏，会员多疏入乡，集会匪易；驻会职员虽仍照常办公，而会务无从积极推进。秋间，会友逐渐返渝，虽人数远逊春初，而会务赖以调整。此一年间会务兴落之迹也，宜分款述之：一、经费：本年收入，仍如去岁；而物价腾涨多倍，工作之发展遂感困难。会中职员津贴，灯火房租等，虽在极度缩减中，每月已由二百元增至六七百元。《抗战文艺》稿金，每期约需三四百元。仅此两项，已将入不敷出；后半年中，印刷困难，会刊脱期，支出较少，收支遂得勉强相抵。夏间，城内会所及北碚会所多处破漏，修葺费达千元。

　　二、会刊：《抗战文艺》五、六月合刊，由《新蜀报》承印。不幸，《新蜀报》印刷厂失火，稿件及印成之件俱遭焚毁。《新蜀报》复刊后，以工人减少，无法代印会刊，乃归别家承办。七月交稿，直至年底，始行印成。此后，应尽力克服困难，不再脱期。会刊稿费，盖在六元至十二元千字之谱。会中每月仅能出三四百元，不足之数，由文艺奖助金委员会补助，深为感激！

　　三、研究：会中经费支绌，会所复甚狭小，无法购存大量图书，研究工作，因受影响。本年间研究工作之表现，除会员私人发表之著述外，厥为诗歌戏剧，及小说等晚会。此种晚会之任务，已非联络情感，如二、三年前所举行者，而为（一）共同讨论一问题，或批评一作品；讨论结果或刊入会刊，或发表于报端；（二）指定一人，预备专题，向会中报告，而后，听取批评意见。前者如民族形式、诗歌如何朗诵等问题，皆引起热烈的讨论；后者，如抗战（以）来诗歌、戏剧、小说及报告文艺之批评，皆有精到之见解。讨论或报告而外，佐以朗诵等节目，作实际之试验。春间，此种晚会之举行，非会员参加者每次百人以上。入秋，以宽大会场不易租借，故暂停招待来宾。

　　秋来，主持研究部工作者为孙伏园、郑伯奇。晚会主持人，诗歌为陈纪滢、臧云远；戏剧为潘孑农、陈鲤庭；小说为徐盈、梅林。

　　四、分会：因经费欠裕及距离过远，总会与分会间之联络素欠密切，最称憾事。各地分会会务，一年来皆有进展，专就刊物而言，成都分会之《笔阵》，昆明之《西南文艺》，桂林之《抗战文艺》，香港之《中国作家》，曲江之《文坛》，延安之《中国文艺》，贵阳之《文协》，均能于艰苦中刊行，至堪钦佩。总会方面既无余款资助，复以夏间在渝人数甚少，虽稿件亦无力供应，深感歉歉！

　　五、捐输：春间在渝会员售字献金，得四千五百元，尽数献交政府。年终慰劳抗属，献毛巾百条，捐送杂志一万二千册，运散前方。

　　六、服务：凡政府召集，或民众团体邀约之集会，本会皆派代表参加；应尽之义务，亦必努力为之。五月、十二月之陪都文化界国民月会，皆由本会主办——十二月系与美术协会合办。三十一年各报纸之元旦特刊，亦于去岁岁末受社会部之委托由本会编辑。高尔基、鲁迅等纪念大会，泰戈尔与沈西苓之追悼，郭沫若创作二十五年纪念，本会皆分担工作或献礼品。端阳日曾举办诗人节大会。

　　七、救济：日寇突袭香港，消息传来，本会立即派人向政府请求营救，并急电桂林分会设法招待过境文友。政府允拨款十万为救济费，并发官电至港（本会致港分会电报两通，均被退回），指示营救办法。政府顾念文人，至为可感，即两广各处党政机关亦皆电知，妥为招待逃难之文艺作家。但事出仓促，变化复剧，至今仍音信隔绝。今香港已陷敌手，唯切盼在港友人早离险境，逐渐归来耳！在沪会员，或亦遭敌寇压迫；一俟函电到渝，当揭露报端以慰同人。（会刊脱期，故托《蜀道》代为发表。）

　　载一九四二年一月九日《新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