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疏散人口，本会理事会决议，总会迁往重庆，理由：
　　
　　（一）中央政府在渝，本会既为全国性的组织，理宜在中央政府所在地进行一切会务，故有迁渝的必要。
　　
　　（二）书局与印刷所多数移往重庆，为会务与其他印刷品印行的便利，亦以迁渝为宜。
　　
　　（三）会中负责办事人多系无职业者，既无联系，到时候恐难得到各方面的帮忙，欲行而不得矣，故宜早日迁出。
　　
　　（四）武汉还有些同人，暂不迁移，可继续办理会务，并联络在前方工作的会员，组织武汉办事处。有这些理由，遂得通过，并推派老舍代表总务部，蓬子代表出版部，到重庆去。组织部主任王平陵已在重庆，即不另委，研究部主任郁达夫、胡风都不能走，须就在渝的理事中推任。老舍、蓬子在八月中旬前后到渝。总务部常任干事萧伯青同老向一路来，带着会中的图章文件及零用的东西。除萧君的船票是由会中购定的，其余的人都自掏腰包。人都平安，物件可损失了一点，下船时丢了一个网篮，里面有萧君自己的衣服器具和会中的油印机，登报寻失，没有结果，只好认背运了。

　　在八月中还有些理事与会员也前后都到渝：胡秋原、孟十还、老向、何容、冰莹、魏孟克、宋之的、葛一虹、萧红、卢冀野、罗烽、白朗、梅林、端木蕻良、赵清阁，都来了。大家遇到在渝的朋友：圣陶、起予、沙雁、储安平、潘孑农、宗白华、陈子展、徐仲年、余上沅、郭子杰、方令孺、王平陵等位，真是他乡遇故知，皆大欢喜。老友而外，还遇到已入会而未曾见过面的，和久想入会而还没得机会的，许多朋友，更是痛快的事。

　　天气是真热，房子极难找。大汗满身，先各自找住处，闹到八月底才稍为安定下来，于是在九月八号才开了茶话会，谈谈会务应如何进行。开会时到了四十多位，由老舍报告总务部的，蓬子报告出版部的，平陵报告组织部的，过去工作与将来的计划。报告完了，紧跟着便催交会费，机会不可失也。

　　交完会费，大家交换意见，一直到九点多才散。

　　这样，会务不是中断了一个多月么？并不。武汉办事处的朋友们并没闲着。当该走的人预备起身的时候，武汉的同人已把会务接了过去。七月底，会中还有八百来块钱。总会迁移，当然把帐还清，所欠都是零星小笔的，一共不过是几十元。帐还清，就还稿金，大家给会报寄稿，本是不要报酬的。现在既预备搬家，而会中又不能给大家预备车船，还不让一下，来取几块钱的稿费吗？就是连这么劝让，也才只有十来位领取的，一共有一百多元。这两笔债之外，别无外欠，那么就该拿出来办事了。留下二百五十元，作为出三期会刊之用。这就是说，在总会未到重庆之前，会报仍在武汉编印，等重庆有人负责，再由重庆出版。钱交给了孔罗荪，因为他一向为出版部管帐，而且管得极清楚。编辑由冯乃超负责，陈纪滢、胡风等协助。其余的钱由总会带走，好到重庆办事，虽然少，究比赤手强些。留在武汉的同人不但继续办会报，也还继续开晚会，和办理别的事。现在会报是在重庆出了，武汉办事处计划着出武汉特刊，寄往前方去，他们也预备到前线去看看，多得一些战地的真情实况。在渝的工作，等下期再报告。现在先说怎样的忙乱：第一件事当然是找会所了。这就忙折了人的腿！全体动员，四处乱跑，到如今才稍有眉目。出版部旧人几乎全部分散，适夷、锡金走广州，以群跑到军队里去，孔罗荪留汉，老向又每天要办公，事实上只剩蓬子光杆一个，于是到重庆后首先补充工作人员，新加入的有圣陶、起予、冰莹、梅林、沙雁几位，其次找印刷所，汗出得更多。印刷所忙，纸张缺乏，发行困难。有此三者，希望乃极微，跑路出汗，着急亦出汗也。差不多经过三个星期的奔波，才算稍有眉目。纸头本来不成问题，但白报纸每令卖到三十四元，印不起；土纸种类不一，其中比较白净点的，每天产量已全为生活书店包去，经过不知多少次数的商量，现在总算买到了几令，且一面印一面再续想办法。其次，印刷本来也还没问题，但重庆的印刷所排工印工，实在价钱高得骇人，也印不起，要在人地生疏的重庆出一个比较价钱便宜字也清楚的印刷所，就够你两条腿倒霉。至于发行，书业同人今天大都感到有书无路运之痛苦，不仅《抗战文艺》一个杂志碰壁也。现在决定分重庆、广州两地印刷，重庆出版者，销四川、武汉、贵州及西北一带，西南方面等重庆出版后，航寄广州重印，仍用白报纸，价廉物美，真宜人手一册也。发行问题总算如此勉强解决，此路是否通行，再等实际答复。最后，新到的地方，理当向各机关报到，于是文函成堆，呈文、工作报告、会员名单，全得寄！只靠萧君一人缮寄，忙而乱，一天到晚无闲，而并看不出办了什么。受累而窝心，谁说事情好办呢。不过，会所一布置好，大家有了办公的地方，或者能不再跋徨终日了。再谈。
　　
　　载一九三八年十月八日《抗战文艺》第十七期